參加延安整風全過程的鄧力群衷心敬佩人民領袖毛澤東，對毛澤東思想有了深刻的了解。 毛澤東對鄧力群非常信任，多次給他增加了沉重的責任。 鄧力群捍衛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學習和推進毛澤東思想，直到生命停止。

毛澤東，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 鄧力群生前擔任過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兩人同為湖南人，但在延安首次得到承認。 參加延安整風全過程的鄧力群衷心敬佩人民領袖毛澤東，對毛澤東思想有了深刻的了解。 毛澤東對鄧力群非常信任，多次給他增加了沉重的責任。 鄧力群捍衛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學習和推進毛澤東思想，直到生命停止。

鄧力群認識到毛澤東的偉大[/s2/]

鄧力群于1935年參加革命，在北平從事黨的組織工作，指導學運。 1937年4月到了延安。 他有著學運領導的豪情和黨的地下組織的實務經驗，一心想著到前線抗日殺敵，但組織出于實務需要把他留在了延安。 當時身在延安的毛澤東，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享有很高的威望。 但是剛從北平來的鄧力群，還沒有準確地認識到誰是共產黨的領導人。 他在北平讀過馬列的書，相信馬克思主義已經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還沒有概念。

鄧力群第一次見到毛澤東聽毛澤東講故事是在1938年。 鄧力群自己想起了張國燾逃跑后，在延安市內召開了幾次曝光張國燾的積極分子會議。 也有去黨學校的人。 我也是其中之一，聽了毛主席、張聞天、廖承志、朱光的話。 當時，鄧力群不僅聽毛澤東講，還聽別人講。 我也聽了很多次毛澤東的話。 他想起來了。 在此期間，我還聽了毛主席的一點話。 有些在黨學校沒有說話。 例如，在抗大四大隊講哲學。 我聽著，至今仍有印象。 毛主席為了講述現象和本質，舉出了二郎神和孫悟空斗法，孫悟空變了變了寺，尾巴無處安放就變成旗桿站在寺后的例子。 二郎無論向右還是向左都看不懂，終于發現了這座寺廟的旗桿為什么站在后面而不是前面，終于意識到了它的綻放。 那時，有一種風氣，問毛主席在哪里說話，我們必須跑不遠去問問。

那時，黨內領導人說了很多話。 鄧力群聽了，都感到新鮮。 他想起來了，和毛主席的主張有那些不同，我們不知道那些是對的還是錯的。 我完全沒有這個識別能力，問問就好了。

與那個時期陸續到達延安的革命青年相比，鄧力群有幾個突出的地方。 一個是在延安之前讀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理論水平相對較高。 二是文化水平高，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 三是努力學習，鄧力群想起來了，在成為教師之前，延安還沒找到什么書。 成為教師后，趕上延安，開始自己印刷書籍。 我最開始打印了兩本書。 我記得其中一本是《關于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 之后，張聞天組織翻譯的《列寧選集》20卷、《馬恩叢書》10卷相繼印刷。 這些書出一卷看一卷，認真讀，有了在五班學習的基礎，就可以重讀這些書了。 四是經過學運和黨組織的實務鍛煉，積累了實務經驗，比較成熟的干部。 五要有很高的工作熱情和很高的覺悟。 因此，他一到延安，就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視和重用。 這從他剛到延安不久所擔任的職務可以看出，1937年，剛到延安的他擔任延安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秘書、教師，后來擔任馬列學院教育處處長、院總支副書記。 鄧力群這個職務，比來延安的青年干部們要高。 但是，當時在中共中央日理萬機的毛澤東，并不能觀察到鄧力群這位來自北平的年輕干部，鄧力群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解也并不深刻。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40年代初延安整風。 鄧力群晚年想起延安整風時，我在延安馬列學院工作，是普通干部，對中央領導層的事件一無所知。

讓鄧力群真正認知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偉大的是延安整風。

據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最初是醞釀和準備階段，從1940年9月到1942年1月。 到1941年5月，毛主席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 我當時以馬列學院教育處處長和總支副書記的身份參加了這個報告會，并在楊家嶺平時開會的家里親耳聽到了毛主席的報告。 會場設有幾十張長凳。 坐在靠近中間的長椅上。 回頭一看，王明坐在我后面。 我另一方面感到，我們黨內不分高低，不分先后，同志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關系。 另一方面，有點無聊，這次會議的王明為什么不坐在前面？ 宣布和主持會議的是彭真同志。 他說要開討論學習的會議，先請毛主席談談。 毛主席生動幽默地說了話。 他用明快親切的語言，有力地批判了教條主義者是只知道書的書呆子，能啟發人的思想。 會場的氣氛相當熱烈，很活躍。 回到馬列學院，根據自己的筆記告訴了院部的干部。 對于這樣好而深刻的報告，不同層次的人，理解不同。 根據我所接觸和間接聽說的情況，特別是通常干部和年輕的共產黨員，沒有注意到接觸到中央領導層的分歧。 在我看來，只有一個簡單的想法。 所有中央領導同志，無一例外都是有修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我以為毛主席批評的對象是我們十幾二十歲，沒有實際工作過的毛頭年輕人，最多只是批評馬列學院和其他學校的教師。

鄧力群是第一次聽到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說法，是陳云的談話。 他回憶起1942年元旦，中央在楊家嶺舉行新年團拜會。 陳云同志說，中國共產黨成立20多年來，經歷了各種嚴峻的考驗，有成功也有失敗。 現在，我認為最大的成績是我們黨培養了領導人。 我們選這個領導人的是毛澤東同志。 陳云同志這樣說，我們的印象特別新鮮，因為從來沒有這樣單獨提到過領導人毛澤東。 我知道這種情況毛澤東領導的地位在中央內部已經被認識到，之后也得到共產主義國家的贊同。

1941年整風準備階段，黨中央發表了《提高黨性的決策》、《關于調查研究的決策》，接著總結了《六大以來》、《兩條路線》、《馬恩列斯思想做法論》。 這些書都是毛澤東最后審定的。 當時毛澤東為整風的準備工作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他日以繼夜地審定整風文件，又和其他中央領導分頭請示人，做整風前的思想工作。 當時鄧力群所在的政治研究室，是毛澤東找人談話的重點。 有一次，毛澤東找了陳伯達、鄧力群、張仲實、丁冬放、于炳然五個人一起去談話。 地點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二樓，對話持續了兩個多小時，毛澤東說五個人同時記得。 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集中討論了反對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問題。 有些話相當尖銳，批判教條主義不如狗屎，狗屎肥，教條主義不肥。 這是鄧力群第一次當面聽毛澤東講話。 鄧力群當時不能理解毛澤東談話的深意，聽了毛澤東諷刺教條主義的話覺得有點刺耳。

延安整風的開展，使鄧小平力群真正認識到了毛澤東的偉大和毛澤東思想對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 1942年2月，毛澤東發表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接下來是“反對黨八股”的報告。 鄧力群回憶說，這兩份報告就像巨石擊水一樣，引起強烈反響，特別是在知識分子和新黨員中。 這兩份報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大家從新的高度、新的立場開始審視問題，重新認識黨的歷史。

鄧力群參加延安整風時，精心研究的書是《兩條路線》。 鄧力群說:“任何事件，如果不知道物品，物品比物品更可怕。 《兩條路線》這本書里既有正確的文件，也有錯誤的復印件。 黨的歷史是如何迅速發展的，看看這些文件就明白了。 這份文件帶來了什么樣的結果，那份文件帶來了什么樣的結果，通過比較，是非分明，功過也很明確。 黨的歷史上確實存在著正確的路線和錯誤的路線。 正確的路線以毛澤東為代表，錯誤的路線以王明等人為代表。

讓鄧力群由衷佩服的，不僅是毛澤東歷來在中國共產黨奮斗歷史中掌舵的本領，也是毛澤東在整風中掌舵的本領。 鄧力群在晚年回憶這段歷史時，由衷地欽佩毛澤東。 毛主席展示了他掌舵的本領，說對問題要抓住時機，抓住火候，抓住了就用最好的方法處理。 比如，拿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全體合法不合法的問題來說，根據當時同志的說法，王明等人叫篡黨，中央委員會全體不合法。 這樣的話，不是別人的問題，必然會牽扯到很多人的問題，那個黨很不安寧。 毛主席說四中全會是合法的，但是手續不完整。 這樣，一群人解脫了，黨內其他同志也很佩服，大家心中的石頭都掉了。 事件往往就是這樣，批判錯誤，充分暴露錯誤后，最后給予適當的評價，是鞏固正確認知非常重要的一環。 毛主席之所以聰明，不是靠靈機一動，而是心血來潮，是因為他善于總結經驗教訓。 當一股潮流洶涌而來時，毛主席總是陷入動蕩的世界。 所謂&lsquo； 反潮流也不是空，而是基于他對歷史的經驗和現實的科學考察。

通過延安整風，鄧力群切實認識到了毛澤東的偉大，認識到了中國共產黨奮斗過程中形成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擁戴領導者毛澤東，重復毛澤東思想，走向基層理論與現實相聯系，是鄧力群終生不后悔的選擇。 他說。 “作為一個想為共產主義壯麗事業奮斗到底的共產黨員，當他認識到路在何方，就在自己腳下，走向群眾，走向基層，走向實際的時候，他決不猶豫。

鄧力群和毛澤東一起看書

關于毛澤東和鄧力群的關系，鄧力群不可能不談論和毛澤東一起讀兩本書。 因為毛澤東在一生中非常重要，他自己也是特別重視的活動。 鄧力群和毛澤東一起讀書也是一生難忘的，直到晚年一直縈繞在心中。 鄧力群生前曾有幸聽到毛主席的講話，說幾十年來，靈魂連接夢想，毛主席為整理、出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注釋和談話而工作，沒有舍棄。

20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發現中國經濟建設存在一點問題，覺得中國共產黨有必要進一步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為此，了解蘇聯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教訓至關重要。 為此，毛澤東在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上，1959年8月廬山會議上，兩次都建議全黨干部讀書，同時特別指出要點的是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以下 在這方面，毛澤東也樹立了榜樣。 廬山會議后，他專門安排了一會兒再讀這兩本書。 這次毛澤東讀書與以往不同，目的明確，是為了借鑒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 為此，他特地選了四個人和他一起讀。 這四個人是陳伯達、鄧力群、胡繩、田家英。 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中，特別是挑幾個人和他一起讀特定的書是唯一的一次，可見這次讀書，意義非常小。

在和毛澤東一起讀書的4人中，陳伯達、田家英是毛澤東的秘書，胡繩是經常為毛澤東收集學習資料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陳、田、胡是毛澤東身邊的員工，但鄧力群不是。 毛澤東為什么要選擇鄧力群和他一起讀書？ 其首要原因是鄧小平力群受到毛澤東的信任。 延安毛澤東與鄧力群接觸后，經過延安整風，鄧力群已經成為政治理論水平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后來在實際工作中得到鍛煉，經受了考驗，表現出了很高的水平和能力。 第二，鄧力群在調整延安、東北、新疆或中央業務后，表現出較高的理論水平。 對此，一直關注黨內學習狀況的毛澤東知道。 第三，他在北京大學學習經濟后，在研究經濟問題方面也很有成績，寫過深入而有影響力的經濟問題報告和文案，是黨內不太了解經濟理論的領導干部。 四、他曾在劉少奇身邊，沒有秘書的名義，但從事秘書工作，是劉少奇實質性的第一秘書，這個地位非常重要。 五、鄧力群此前曾深入研究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濟問題，1955年9月發表的《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投資分配問題》一文很有影響力。 《紅旗》雜志50年代發表的一系列重要經濟方面的復印件，往往是他或他與其他同志一起核查、編輯決定發表的。 由于這些因素，毛澤東不僅選擇鄧力群和自己一起讀書，而且在陪伴自己讀書的人中，地位不一般，只排在毛澤東第一秘書陳伯達之后。 毛澤東這次集中看的是兩本書，時間是1959年12月上旬到1960年2月9日，地點在杭州的劉莊。 1960年初的上海會議之后，毛澤東又帶了四個人去廣州白云山，把在劉莊還沒讀過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第34章、35章、36章，以及結語全部看完。 鄧力群想起了毛澤東和他們一起讀書的細節，其中說:

毛主席親自安排了這次讀書活動，決定每天下午一起讀書，并命令胡繩、田家英和我交替朗讀、邊讀邊討論。 我們三個又商量了一下，分工了。 他們倆交替朗讀，我做記錄。 12月10日開始看書，邊讀邊開會，聽毛主席講話，大家也插了幾句話。 毛主席一開始沒有觀察我們的分工，而是問我:“你怎么不讀？ 我說:“我的口音不標準。 毛主席看著我，知道我在記錄，什么也沒說。

負責記錄的鄧力群極其重視毛澤東在這次讀書中發表的談話。 他晚年回憶說，讀書時，他緊挨著毛澤東坐著，不僅逐字記錄了毛澤東發表的談話，還看著毛澤東在書上劃線和寫作。 當時，毛澤東一邊聽朗誦，一邊看書，有時在一點提法下面劃橫線，在旁邊劃豎線，做記號。 毛澤東劃線和做記號的時候，鄧力群也和他一起把自己看的書畫得一樣，從頭到尾都一樣。 在一段中，毛澤東在劃掉后發表了討論。 是長還是短。 鄧力群把毛澤東的這些討論記在了自己的筆記本上。 在有些段落中，毛澤東不發表議論，贊成同意正確，不同意不正確，或者只說一兩句話。 這樣肯定或否定的評論，鄧力群記錄在自己讀的教科書上。 在一段中，毛澤東劃了一條道路，既沒有討論，也沒有說對或錯。 鄧力群也一樣畫道道。 下午看書后，鄧力群當天晚上整理記錄。 為了保證準確，第二天上午再整理一次。 請周恩來秘書梅行一起整理。 整理后，讓胡繩、田家英看，胡、田更改個別的復印件。 離開杭州之前，鄧力群把已讀部分的談話記錄整理成了冊子。 1月4日，他們將隨毛澤東離開杭州，前往上海參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5日下午，毛澤東和他們在上海站停車的列車上讀完了第33章。 鄧力群很快就整理完了新記錄，和此前匯編在冊子里的記錄裝訂一起，《讀<；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社會主義部分》筆記，報送中央辦公廳印制、分發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鄧力群記錄整理的毛澤東讀了兩本書的談話和注釋，涉及兩大問題。 一個是蘇聯42年的歷史和現實，另一個是新中國10年的歷史和現實。 他提出了幾個重要問題，發表了一系列洞察。 蘊含著毛澤東獨創的理論成果，第一是政治經濟學，還涉及哲學、科學社會主義和歷史科學等許多學科，是毛澤東在《關于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之后，再次重要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規律，

幾十年后，鄧力群對毛澤東生前留下的這篇文獻的重要價值有了自己的評價，他說，毛主席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談話和注釋，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是寶貴的精神遺產。 20世紀90年代，鄧力群在指導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時，多次講述自己對毛澤東讀書對話的體驗。 其中，毛澤東結合蘇聯和中國的經驗談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的體會，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國家間關系問題上批評教科書觀點的體會，毛澤東從《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缺點上批評科學書問題的體會，毛澤東有點 鄧力群為了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者提供資料，還開出了自己的工資，少量印刷了毛澤東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談話和注釋，作為參考資料。

鄧力群一生推廣毛澤東思想

從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有了發自內心的欽佩和深刻的認識開始，鄧力群就堅守著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以學習、推進和貫徹毛澤東思想為自己的重大歷史使命，一生貫徹到生命停止為止。

20世紀80年代初，在解放思想的過程中，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乘機發動非毛化思潮，否定和詆毀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力群站出來堅決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 鄧力群及時發現了1979年3月黨的理論務虛會上出現的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傾向，并向胡喬木陳述了自己的意見。 他們的目的是通過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來否定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領導，認為不批判地制止就有可能蔓延。 胡喬木和鄧力群一起向鄧小平發表了意見。 鄧小平完全贊同他們的意見，同時決定親自出席并發表演說。 3月30日，鄧小平發表“重復四項基本大體”重要講話，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僅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而且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經驗的結晶。 鄧小平的演講捍衛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擊退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攻擊，統一了全黨思想，鄧力群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意義。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掀起了毛澤東熱潮。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鄧力群科學分析了毛澤東熱產生的原因和意義，無論如何，毛澤東同志的一生、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思想都引發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空不僅改變了中國現代的歷史，也必將極大地影響今后的歷史 &lsquo； 從主導方面看，毛澤東熱是一種健康、進步、孕育希望的現象，它是聚集的因素、求知心的因素、團結的因素、穩定的因素。

1991年，年邁的鄧力群在赴北京大學參加紀念一二·九運動五十六周年座談會上發表“學習毛澤東，成為堅定的革命家”的演說，用毛澤東的歷史和事跡，高度概括了毛澤東的優勢和優秀品質，講述了毛澤東本人的歷史。

1991年12月25日，鄧力群在毛澤東研究評價學術討論會上發表“我們的斗爭需要毛澤東思想”的講話，提出了毛澤東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的新觀點。 毛澤東未成古代，他聳立在世界面前的巍峨形象沒有消失，他創造的事業繼續迅速發展。 越往后走，毛澤東的影響似乎越來越大。 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接受過嚴酷現實教育的人們都需要了解毛澤東，學習毛澤東。 鄧力群在世界范圍內看到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重大歷史價值，展示了他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視野之大，體現了他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眼睛。 他的這個觀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推進世界范圍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90年代末，鄧力群在研究中提出，在比較毛澤東和社會主義建設開拓者，進而推進社會主義事業方面，毛澤東比列寧和斯大林發揮著更大的作用的觀點。 2000年12月26日，享年85歲的鄧力群在現代中國研究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召開的毛澤東誕辰107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發表了題為20世紀和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發言，20世紀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兩次偉大革命的勝利。 一個是1917年俄羅斯10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第二個偉大的勝利是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是毛澤東。 鄧力群在比較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三位偉人后指出，從國際角度來說，毛主席和列寧、斯大林一樣，有與帝國主義國家、外國資產階級聯合的經歷，也有與他們戰斗的經歷。 在國內方面，列寧、斯大林和國內資產階級只有斗爭的經驗，沒有聯合的經驗。 毛澤東不僅有與國內資產階級戰斗的經驗，也有與國內資產階級聯合的經驗。 不僅在革命時期進行斗爭、進行聯合，而且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乃至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資產階級都采取聯合和斗爭兩方面的政策。

鄧力群90后特別注重研究和推進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認為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毛澤東留給后世的寶貴財富。 在他的倡導和指導下，理論界對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研究進入了更深的層次。 鄧力群近百歲了也很在意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和推廣，每次同志拜訪他，他都要聽他這方面的研究和推廣情況，了解有什么新的學術進展和學術觀點，同時談談自己的觀點，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推廣提供重要的指導 可以說鄧力群推動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直到生命停止。

本文：《“毛澤東與鄧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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