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版《波動》序言中，李陀指出文化領導權已大大轉移到新興小資產階級手中。 這種文化領導權的轉移，產生了中國現代文化小資特征越來越鮮明、越來越濃厚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如果不能斷定這種文化是一種已經成熟的新型小資產階級文化，那至少也是一種快速增長的小資產階級文化。 更令人驚訝的是，它既不保守也不自制，而是積極攻勢其他各種文化傾向和思想傾向，擴大自己的影響，鞏固自己的陣地，充滿信心。 李陀對小資問題的注意很敏銳，為理解當代中國文化提供了新的視角。 在這里，我想討論的問題是，新小資是否掌握了文化領導權，或者掌握了怎樣的文化領導權。 小資在現在的社會結構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小資文化有什么樣的特色？在未來中國文化的快速發展中，小資會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小資在中國現代文化的快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意義，正如李陀所說，說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化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瞬息萬變也不為過。 但是，如果我們追問的話，誰是這急劇變化的真正后盾？ 具體重新繪制中國現代文化地圖時，誰是具體的圖形工作者？ 另外，各種文化新觀念、新規、新方法誰是最初的創造者和執行者？ 面對這樣的問題，熟悉近年來文化變動和變遷，同時對幕前和幕后有一定注意的人，我想答案大概是一樣的。 這些引導者、圖形工作者和創造者、執行者，不是別人，而是現代的新小資們，特別是新小資的精英們。 小資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他們占據著各個文化十字路口的要津，而且在于他們用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改變著中國文化的面貌。

但是，也可以看出，小資本掌握的文化領導權有限，在國家和資本決定的間隙有限的空之間起作用。 另一方面，小資沒有形成獨立的價值觀。 或者說，小資提倡的生活習慣性和生活理念不具有獨立性。 有房有車的生活，有格調有個性的生活習慣，極大地復制了當今社會新的意識形態，也就是所謂成功者的邏輯。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資所擁有的文化領導權只是執行者，他們所展現的核心價值觀不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也不代表自身利益，可以說只是成功人士圈子的裝飾。

最重要的是，在當今社會兩極化迅速發展的情況下，小資金也處于底層化，在整體社會結構斷裂的狀態下，置身于社會上層和下層民眾之間的小資金不具備穩固的社會地位，處于分化之中。 正如廉思主編的《蟻族》、《工蜂》一書所示，大學畢業生這一精英群體的后備軍不僅處于底層化的過程中，大學青年教師掌握文化領導權的小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越來越處于困境中。 不僅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越來越邊緣化，在學院內部嚴格的學術體制和科層管理中，他們也處于真正的底層。 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人在既定的學術規范中也只能靠邊站，不能真正發揮個人的活力和創造力，也不能真正形成只有自己的思想。 這樣，獨立精神自由的思想不僅不能如愿，更可悲的是，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也失去了超越性，只顧保障和爭奪個人利益。 在今天知識分子主題的小說中，他們并沒有改變整個社會所蔓延的權力崇拜、拜金主義、市價主義，而這些包圍了他們，構成故事的首要沖突的只有權力、地位、金錢和女性之爭，和社會上流行的官場小說、職場小說一樣 其中，對民族國家命運的憂患和思考(如魯迅的小說)，或對知識和真理的執著追求(如巴金的小說)，或思想的討論和真正靈魂的痛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多見，知識是一種特殊的商品。

這種現象的原因有社會層面的原因和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的原因，兩者相互交織。 在社會層面，30年來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視野中，知識分子作為歷史主體主導著社會歷史的進程，但這只不過是一種幻覺，新啟蒙思潮只不過是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共謀，很快兩者就分開了。 20世紀90年代以后，市場經濟強力啟動后，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資本精英形成同盟。 也就是所謂的鐵三角。 因為此時資本已經不需要知識論證和支持就獲得了自己的合法，在這個聯盟中知識群體明顯處于弱勢。 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的邏輯中，知識本身也是生產和費錢的產品，已經是不可替代的獨特事物，知識分子也可以生產，這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結構中逐漸邊緣化的根本原因。 而且，知識分子內部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同學科之間的地位和重要性發生了變化。 典型的例子是經濟學的興起和文學的衰退，相對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沒有它的用處，因此在這個時代處于無人問津的狀態。 另一個重要的結構性變化是人文學科內部也發生了很大的分化。 這種分化與社會其他行業的變化趨勢相似。 也就是說，一方面各種社會資源集中于少數精英，另一方面形成了嚴格的等級制和科層制，在知識精英和知識底層之間形成了一道鴻溝，對一個青年知識分子來說，攀登知識等級制精英的位置是一大誘惑。 另外，這是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等級制本身的保守性和封閉性排斥創新，它需要的只有好學生，知識不斷創新提出新問題，只有在新思維、新學術范式中才能快速發展，但創新本身就是對等級制的不適。 在這種情況下，學術體制底層的青年知識分子中的任何蟻族和工蜂，不僅處于多重壓迫結構中，而且還處于巨大的內心矛盾和撕裂之中。

從這個意義上說，構成小資本主體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整個社會沒有很強的話語權，他們中的光只是精英群體話語權的投影，就像月亮反射著陽光一樣。 但是，這是相對的，一方面，他們對于社會結構中真正底層的任何沉默的勞動者、農民和農民工來說，處于社會結構的中層，具有一定的話語權和主體性，另一方面，作為具有特殊技能的社會群體，需要精英群體，社會 其實，正如李陀在文案中解體的那樣，小資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化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創造了我們時代的流行觀念和特定的生活習慣和審美趣味。 但是，如果小資及其文化能夠在中國文化乃至中國社會發揮更大的作用，就需要考慮以下問題。

首先是清醒地認識小資本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及其底層化趨勢。 和其他社會階層一樣，小資總是用自己的眼睛關注世界，建立在個人奮斗基礎上的成功者的邏輯，以及基于人性、人道主義的愛的哲學，構成了小資們理解世界的特定視角。 從抽象來看，個人奮斗和人際交往是無可挑剔的，在現實中也起著一定的作用，但放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結構斷裂的當今時代，個人奮斗的基礎及其可能性極其有限； 另外，如果人際關系是被勞動者大量剝奪后的少量禮物，并且形成了送禮者高尚的形象，那么其有效性也應該反省。 小資文化過濾了嚴酷的現實，給我描繪了一個朦朧的玫瑰色夢，但這個夢就像肥皂泡一樣，很容易地消失了。 當小資也面臨見底的現實時，對小資來說，更重要的是能夠冷靜地意識到現實的狀況。 在此基礎上，只有重建真正的世界，才能改變個人，改變世界。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小資與底層的關系問題。 小資已經處于底層化的過程中，但小資不認同底層身份，受過高等教育，有著獨特的生活品味和審美趣味，所以小資在自我意識中對自己的定位更高，精英階層和精英文化更認可，但大學畢業生的工資熟練技術。 當這種自我意識相同的資本家更加體會現實情況，從上到下看時，他們意識到，底層不是精英文化視野下的蒙昧者，而是他們有獨特的生活邏輯和不同的文化，不僅如此，他們之間才是社會快速發展的真正動力 資本家只有把他們的命運和底層的命運聯系起來，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運，走上更廣闊的道路，走上真正的道路

其次，要更深入地把握小資的特點及其歷史演變。 從李陀在文案中拆解《波動》的主人公肖凌作為小資的代表，網民可以看出她與現代小資有很多共同點。 “月光奏鳴曲”、洛爾卡的詩、雪白的連衣裙、還有紅茶和葡萄酒這些符號，恐怕直到今天，也是小資們共同認同、相互識別是否同類的重要標志。 可見，小資不僅僅是社會經濟地位的一個表現，更是性格和愛好，符號的表示。 在20世紀90年代文化制作的小資中，閱讀張愛玲和村上春樹是符號，聽搖滾和看藝術電影也是符號。 在這樣的符號中，小資的優勢在于他們內在的矛盾和悖論。 他們是反主流的主流，是反時尚的時尚，是反替代的另類。 一方面，他們離不開主流、時尚和另類，這是他們生活習慣和審美趣味的參照系，另一方面，他們總是以反主流、時尚、另類的姿態出現，與主流、時尚和另類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這一距離誘惑著他們雖然處在不同流言蜚語的前衛位置，但另一方面主流、時尚、另類卻在不斷地發生著新的變化。 在這里，可以看到小資文化的兩個特征。 一個是創新性，另一個是符號化。 前者總是誘惑小資文化引領時代潮流，迅速發展時代潮流，而后者則使小資文化表面化。 他們并不追求對某種文化的深刻理解，只是將其抽象成特定的符號。 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資文化也具有支出主義文化的特征。 或者說，小資文化構成了支出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這樣的視野中，張愛玲、錢鐘書、王小波、村上春樹都是，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這個符號要么是啟蒙(如五四時期)，要么是革命)“青春之歌”的林道靜，要么是詩(如20世紀80年代) 從這樣的視野可以看出，小資文化是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的中介，精英文化因其艱巨性而不太被普通大眾接受，只有抽象為某種符號才能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小資文化在這一層面上起著重要的作用。

再次，我們也可以從這樣的意義上理解小資擁有的文化領導權。 也就是說，他們可能沒有原創的文化創造力，但在文化傳播的意義上，他們有將某種文化簡化為流行文化的能力。 因此，小資文化注定會成為不同文化競爭的對象。 當今時代，在小資文化中占主流的是自由主義及其價值理念，但絕非如此。 革命文化成為流行文化的時候，小資中流行的是“牛虻”、“鋼鐵是如何煉成的”，這幾乎構成了幾代人共同的記憶。 當張愛玲和村上春樹成為這個時代最受歡迎的讀物的時候，你會發現小資文化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是，正如我們先前解體的那樣，當小資逐漸底層化的時候，他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現實狀況，他們也將這種認識帶入到他們對現代文化的理解中，在與底層的接觸中形成了新的小資文化，這種文化必然給現代文化帶來了新的氣象 事實上，這樣的文化也正在形成，格瓦拉的符號化可以說是典型的例子。 在這個過程中，格瓦拉作為古巴革命領導人的具體史實被過濾掉，成為抵制當今世界秩序的時尚象征。 戴著貝雷帽抽雪茄的巨大頭像，是革命的象征，那么酷。 不僅是格瓦拉，毛澤東也是如此，他的頭像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在這個時代的各個場合，向我們展示了流行的巨大力量。 雖然對小資文化的符號化不太看好，但時尚的變化也預示著時代的巨大變化。 在社會價值觀混亂的今天，小資可能通過自己的文化選擇為我們的社會提供粘合劑，讓我們更加清醒地認知自己和這個世界，讓我們的社會形成新的核心價值觀。 在這方面，小資及其文化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文化領導權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行使，期待著充滿活力的小資給中國現代文化帶來越來越多的新要素，為我們繪制新的更加美麗的世界圖。

本文：《“李云雷：新小資的“底層化”與文化領導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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