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籬笙簫:統治中國上千年的儒教”
看了幾部《大秦帝國的崛起》,又產生了感慨。 秦國進行了偉大的政治革新,確立了君主專制政體,極力打擊貴族政治,終于實現了中國的大一統。 皇帝成為萬眾之主,權力無限擴大,但消滅了割據的貴族,簡化了統治結構,減少了老百姓受到的壓迫,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歷史上的一大進步。
戰國后期,戰國四君子滿天下。 但是,四君子的養士行為,不是大道正謀,只是權宜之計。 這樣的權宜之計分散了4個大國的力量,無法最有效地利用資源,反而為政治打開了很多大門。 一旦小人學習,私人武裝終于成為國家的大患,最后引火自焚。 秦國最終通過君主的無情撲滅了大臣的大星星之火。 商鞅變法成功,成為商君,最后被車毀了。 魏冉權向朝野傾斜,誰也不敵,最后也被驅逐,愁死。 范雎奇謀相繼出現,建造了許多奇功,但最終以憂郁告終。 有了這些前車之鑒,李斯被趙高迷惑,修詔立秦二世,秦朝也因此滅亡。
秦滅亡的很大原因在于沒有完成從軍事斗爭到國家統治的轉變,這也是后來少數民族政權的通病。 另外,沒有新的政治力量來彌補貴族留下的空的不足,貴族仍然是治理天下不可缺少的一環。 田橫五百士的悲壯固然令人感動,但也證明了新的統治權威還沒有確立。 真正完成大一統構建的是漢武帝。 政治上他在軍事上對抗削藩的匈奴經濟上實行鹽鐵專賣的文化上確立了儒家統一天下的地位。 由于有了這些措施,雛形中的中央大帝國誕生了。 社會統治力的量成了儒家的知識分子。
王莽新政代表了儒家知識分子勢力的最初膨脹,拉開了儒家與皇權斗爭的序幕。 在東漢,光武帝劉秀依靠謚號之學擾亂儒家,擊潰、分化知識分子。 此后,中國政治長期陷入外戚與太監爭斗的漩渦,中國進入了艱苦的魏晉南北朝時代。 由于民族大融合,中華民族被注入了強健的血液。 儒教也變成了文武雙全,在科舉制的淬火下,中華文明迎來了大唐的榮耀。 大唐是詩的時代,儒家知識分子的規模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文治武功從此開始分界,文官開始修煉統治術。 王朝一旦遭殃,只能立刻意志消沉,坐等滅亡。
到了宋代,儒家知識分子固化為土地貴族,一步步變成土豪劣等化。 程朱理學接過玄學接力棒,開始統治文化界。 知識分子記住了天理,忘記了國家的天下,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斷了。 宋朝以后,加強皇權的改革無一例外都失敗了。 皇權沒有中央財政支撐,也沒有文化力量,漸漸變小了。 所以,宋朝的主旋律是內斗。 由于儒家知識分子之間相互內斗,劃分了相互的勢力范圍,中國人變得頹廢了。
在明朝,皇權依靠道家的藍詞進行了有力的反擊。 朱元璋也嘗試過八股文,做過命題作文,但選的人不是他的最愛。 皇帝喜歡藍詞,想創造道家文化,和主流儒家自古以來流傳的東西對抗,但最終一無所獲。 王陽明發明了心學,以此作為對皇權的回應。 任憑你東南西北的風,我不由自主地動,悶聲發了大財。 儒家知識分子有自己選擇自己主人的能力,但自己成為奴隸也沒關系。 他們只考慮自己的內心,試圖以此通知。 儒家知識分子迅速發展到一定的規模。 是擴大版的封建貴族階級,成為了不勞而獲的反動階級。 隨著他們的人數越來越多,到頭來去看他蓋高樓,看他請客,看他的大樓倒塌,不可避免地會有這樣《紅樓夢》一樣的結局。
西方居住在現代之后,制度上的保證是建立民族國家體制,這與秦朝當時的君主專制主義是不同性質的。 巨大的神職人員階層被資產階級取代,國家主體從教會變成了企業,從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進行戰爭。 中國由于與龐大的儒家集團的關系,不能走現代化的道路。 強行的結果是軍閥混戰。 北伐不徹底。 蔣介石的獨裁不是統治力強的變化,而是虛弱的說明。 國民黨不能整合國內力量,領導和建設中國人民。 最后選擇共產黨的是無產階級專政。 要改變當時的中國,必須獨裁,既然資產階級辦不到,就必須無產階級辦得到。 獨裁總是有對手的,實際上也很確定。 那就是孔子以來的儒教。 不破壞舊世界,怎么能建設新世界? 從這個層面上說,文革是中國宿命般的存在。
五四運動和文革是現代世界極端主義以前傳下來的,一個屬于西方,一個來自中國。 雖然屬于西方的東西現在正在發酵,但是遇到了以國學為標簽的本土派的強烈抵抗。 但是,這個勢力也有力量。 畢竟,它提供了政治經濟文化的改造方案。 中國人終究要反省。 有必要恢復儒教的國家感情、田園風景。 屬于中國的還不成熟,沒有像儒教取代貴族一樣水到渠成。 歸根結底,中國無產階級還很弱,存在時間還很短,要成熟還需要很長的涵養。 這是一條可能需要幾代人努力的道路。 但這也是一種想法,給后來的中國人帶來火花,照亮他們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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