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事件必須確定向共產主義國家請求物資援助。 它是求人的，受援方和受援方的關系決定了這件事一定是主動和被動的關系，主動權基本上由受援方決定。

共產國際開始決定從外蒙方向提供援助，交貨地點經過雙方的蹉跥商，先定為定遠營地(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巴彥浩特鎮)，標志著中國紅軍無法向新疆方向前進，不脫離中國主要地區。 這種態度與中共中央在毛爾蓋會議上表明的黃河以東的戰術相當接近，相當一致。 民族革命斗爭熱點和銷售焦點地區在東方而不是一個在西，共產黨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重大歷史關頭，勇敢地迎接歷史大潮，把握歷史機遇，自覺承擔起拯救民族危亡的指導責任，領導群眾，組織群眾，民族危亡 共產主義國家的這個指示，符合中國革命大局，沒有什么可以指責的地方。

之后，由于發生綏遠抗戰，蘇聯方面擔心外蒙援助渠道容易受到綏遠戰爭擴大后日蘇勢力的威脅，也擔心其威脅引發日蘇之間的沖突，影響蘇聯方面集中在西方的總戰術部署，將援助方向改為新疆方向。 這從蘇聯自身的國家利益方面來看，也是無可非議的。 從中共方面來看，這一變化違背了中共的戰術方向，但這并不能改變它是在求人、在得人、已經得不到。

在共產主義國家改變援助方向之前，紅四方面軍主力已經向西渡過黃河。 但是，張國燾的目的是租船出海，以寧夏之戰為名蠱惑紅四方面軍主力，進而全軍西渡黃河。 但是，紅四方面軍主力西遞后，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并未按計劃前往遙遠的營地領取物資，而是在行動方向上左轉90度，向涼州方向前進，這就是他們前面看到的。 共產主義國家改變援助方向，正好給了他們西方意義的一個理由！ 這個問題，無論是張國燾，還是徐前，都是公認的。 徐前本人在改革開放后，西路軍鬧事的風潮開始時，在與黨史學者廖蓋隆的談話中，也毫不掩飾地證明了這個問題。

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之初，對奪取涼州一事建立根據地充滿了信心。 中央賦予西路軍名義后，也要求肩負建立根據地和接收物資兩大任務！ 但是，國民黨中央軍毛炳文部渡河追尾后，感受到了很大的壓力。 向中央提出了任務順序的詢問，但中央客服證實，援助方改變援助方向后，物資的準備需要時間。 西路軍向西推進，必須坐穩屁股，建立根據地，鞏固根基，處理飲食服裝問題，守住東邊轉彎的余地，也要通報西邊向安西領取物資的道路情況。

為了擺脫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后的河東危機，解除西路軍后顧之憂，中共中央率領河東紅軍主力拿下山城大捷，隨即將渡河追擊西路軍的國民黨中央軍毛炳文部掉頭向東。 但是，西路軍主力沒有利用機會拿下涼州，而是把主力安排在永昌和涼州之間。 這表明，渡河后的情況遠不如他們事先想象中包票那么樂觀，打消了他們此前抱有的信心。

他們已經不打算在他們以前看到的涼州蹲了。

請觀察。 從頭到尾，中央從來沒有催促過他們盡快向西領取物資。

西路軍西進在確定了解共產主義國家援助方向后的行動中，這種援助方向已經沒有改變！ 所以不存在共產主義國際援助方向改變的問題。 關于物資的到達時間，蘇聯也有必要根據援助方向的改變進行調查和準備。 這個問題已經確定中央也傳達給了西路軍的首長。 幾個月內不要期待。 物資抵達中蘇邊境的荷戈斯港后，運往安西也有數千英里的路程，安西也在馬家軍的攻擊范圍內。 只有在西路軍到達安西后，援助才能出貨！ 如果西路軍不能到達安西，救援方就不能把物資送到高臺、臨澤！ 然后，西路軍到高臺、臨澤，發現自己走不動就停下來了，不是《歷史回顧》說的。 他們興沖沖地向西推進，中央突然來了電話，叫他們停下來。 這是當時的歷史文電作為證據，而且是多年后鬧事的一方提供的。

所以，這次失敗的責任，只能是報仇雪恨，只能怪自己，不能恨共產主義國家！ 也不能怪中共中央！

本文：《“西路軍的事兒，怨不著共產國際！”》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