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的春晚

民間公益機構北京工友之家首次組織的兼職春晚，自年出生以來連續舉辦了6屆。 作為草根打工群體自主發起的獨特的節日文化表現，打工春晚受到信息傳播界、勞動文化界、公益機構、農業支持志愿者、普通讀者的廣泛關注和支持，但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束縛，受到學術界和文藝批評界的充分重視 根據我五年來的注意，打工春晚作為新勞動者群體[1]的新文化創造，一方面孕育和釋放獨特的文化政治活力，另一方面不斷面臨著許多難以克服的制約因素和現實挑戰。 為此，本文試圖分解兼職春晚社會歷史環境和文化政治因素的塑造與構建，并從中探索推動新型勞動者文化建設與創新的相關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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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春晚產生的社會文化環境

兼職春晚的發起人和組織者是北京工友之家及其新工人藝術團，他們從2002年五一節成立之日起，積極開展各種文藝實踐活動。 北京工友之家原名農友之家，新工人藝術團曾使用名兼職青年文藝演出隊和兼職青年藝術團，最初由北京兼職的文藝青年孫恒、王德志和多人3人創辦，本來是為兼職集團(農民工)提供文化教育方面的公益服務 他們用歌聲吶喊，在實踐維護文藝權利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農民工這個稱呼包含著對打工群體的權益歧視，新一代打工群體必須有自己的文化創造，必須表現出自己的文化權利意識和文化自信。 為此，他們多次改變了自己的組織和團體的名稱； 這種不斷命名的努力恰恰呈現出新的勞動者群體不斷尋找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主體性的實踐過程。

北京工友之家的大本營: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來源:視覺中國)。

打工春晚主要由北京工友之家發起組織，但它直接面對的是全國2.6億關心打工群體和打工群體的各界人士。 因為，它從一開始就不把自己局限在普通人自娛自樂地開聯歡會的層面上，而是有著更高的文化政治追求。 2009年，在新勞動者群體中這些自覺的文藝青年敏銳地發現，在充滿珍珠般氛圍的主流文化舞臺上，幾乎找不到基層勞動者形象的正常表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找不到充滿尊重和理解的文藝表現。 他們對比之下，為勞動者唱自己站在舞臺上自己演戲，樹立勞動文化建立勞動文化等口號，主動發起打工子弟學校、新工人劇場、打工文化博物館、同心互利商店、同心研修中心、同心農園等實體建設， 他們奔赴全國各地的建筑工地、工廠、高校、公司和社區為工人們義務演出，支持新工人文化公益事業的同事機構，如北京木蘭樂團、深圳重d樂隊、蘇州工人合唱團、港臺和海外工人文藝團體、志愿者(主要是工人， 他們成立了皮村影像組、皮村文學組及其他文藝組，在三八五一六一和十一等重要節日舉辦能體現這些節日文化政治內涵的各種文藝活動，舉辦勞動文化論壇職工坊和交流營等理論探討活動，面向全國新工人 由工友之家帶頭開展的這一系列文化活動，不僅從表演隊伍、主持人、節目創作和志愿者招募等方面為打工春晚的發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之樹立了較為確定的新工人文化意識。

工人之家的總干事孫恒多次談到了打工春晚的初衷。 他說，現在的春晚完全脫離了我們的現實生活，不僅遠離了生活，而且每年為了代表我們妖魔化越選那么多節目越可恥&hellip； &hellip； 所以，我在想，我們是不是可以做自己的春晚，通過網絡給工人看。 這是第一個想法。 [2]他后來說:“我們是&lsquo； 打工春晚的初衷很簡單，就是想給打工群體建立一個平臺，讓大家扮演自己。 我們是&lsquo； 打工春晚將是反映3億打工群體呼聲的春晚，打工群體可以成為表現自己精神文化的舞臺和精神家園。 [3]這表明，打工春晚的出現并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刻而嚴酷的社會階層背景。 在社會分化日益嚴重的中國社會，底層、弱勢群體在文化趣味上與精英階層、中產階層有相當深的差距。 春晚作為中國普通民眾一年生活中所經歷的苦樂酸甜的過去高度凝聚的獨特文藝形式，本應成為社會各階層釋放真實、相互理解、互助共鳴的寶貴時刻，但90年代以來舉辦錄制的各種大型春晚，卻越來越流于富麗堂皇的虛飾造作之中。 主流春晚舞臺多年來很少真誠地(或真實地)表現占我國總人口近三分之一的城鎮農民工的喜怒哀樂，很少表現出對勞動者精神價值的文化思考。 兼職集團約在2006年后成為央視春晚連續出現的對象。 [4]并且抽象地作為以前流傳的美德(誠實、正直、獻身、城市建設者)/k0/)的坑的載體表示贊賞和同情，或者僅僅表現為落后、愚蠢、狡猾的陪伴形象。 但是，實際上，新一代的外出務工者中已經出現了很多具有文化自覺的新型勞動者，他們對生活在自己實際生活中的誠實的精神文化生活有著強烈的渴望。 他們渴望創造，渴望來自其他階層的理解和尊重，想表達自己對社會的關心和思考。 而且，他們有很強的行動力和組織力，有這個時代少有的平等互助、團結友愛的合作精神。

北京工友之家院內的兼職文化藝術博物館

新生代農民工急需聚集的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文化政治需求，但走在時代前列的農民工十年來，不畏艱險開展了許多新工人文藝實踐。 這正好在思想、組織、創作、社會聯系等許多方面為農民工春晚這一新文藝形式的誕生提供了現實的條件。 迎接年關，回到家鄉，按得失計算生活，挽留外出打工的勞動者充滿感慨，需要解放、交流、升華的公益舞臺。 位于北京郊區城邊村的新工人劇場簡陋而寒冷。 工友們要穿著厚厚的棉襖和工作服上臺表演。 (男女主持人要背上澆暖水袋)，但是他們為了參加這個派對奔波了幾千公里，甚至不惜放棄依賴維生的工作。 所有的困難似乎都抑制不了工人們參加兼職的春晚熱情。 他們可以在這里唱自己原創的歌，朗誦自己寫的詩，表演自己創作的短劇，穿著工裝大膽走時裝秀，舞臺上和臺下的人一起感受著自古流傳的節日特有的快樂、溫暖和悲傷 可以說，外出打工的春晚是時代的請求，民心所向，是隨著新勞動者文化崛起而被水淹沒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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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春晚的主題構成

這樣，外出打工的春晚不僅僅是外出打工的勞動者的娛樂，更是為了表現自己真正的生活感和文化政治需要的新的文藝創造。 這幾個集中體現在打工春晚的主題構成上。 6次打工春晚，在各種短劇、相聲、音樂劇、詩歌朗誦、歌舞節目中反復出現的主題詞，無非是勞動家庭子女的女性尊嚴和自由等。 這些節目往往圍繞勞資糾紛、勞動報酬、勞動尊嚴、留守兒童、流動兒童學校、女工歧視等具體問題展開，這些問題不僅直接關系到新工人群體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他/她們自身的文化身份認同。

卜衛老師對6次打工春晚的111個節目全部進行了統計，表現勞動價值和勞動生活的節目占總數的38%，表現家與表達對家鄉思念的兄弟姐妹友誼的節目占24%，關注勞動者快速發展和社會快速發展的節目占29%，其他 [5]筆者的理解是，提倡勞動價值實際上是要引導主流社會尊重勞動和勞動者的各項權益，關注激發新勞動者群體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揭示制約新勞動者生存和快速發展的各種偏見、權力和資本 要表達對家人的思念、對同事的友誼，就必須表達新的勞動群體和家人分離的精神痛苦、穩定的住所和對友愛共同體的期待。 從整體上看，這些分類是相對的，這些主題有著密切的內在關系，最終涉及到新勞動者的快速發展如何與社會的快速發展相協調的問題，表現出新勞動者群體日益自覺的文化需求

打工春晚對勞動價值的表現，每次春晚結束都集中出現在最具儀式性和主題色彩的節目上，孫恒帶領演員和觀眾大聲高唱《勞動者贊歌》。 這首曲子取自韓國工運歌，旋律激烈，歌詞由孫恒創作，很精湛。

離開親人和朋友，開始走上征兵的道路

為生活而奔走，為理想而奮斗

我們并不是什么都沒有。 有智慧和雙手

我們運用智慧和雙手，建造了街道、橋梁和高樓

在雨中走，一刻也不停留

汗流浹背，昂首向前

我們的幸福和權利必須由我們自己來爭取

勞動創造了這個世界，勞動者是最光榮的

從昨天到今天永遠是工人最光榮的！

可以看到，在虛擬資本呼風喚雨、隱藏實際勞動、忽視勞動者的時代，這些雄壯的歌詞顯然是新勞動者的吶喊和回應。 數百人站起來站著，觀眾與演員融為一體，一邊齊唱《工人贊歌》，一邊隨著音樂的節奏敲擊雙手，從下肢、胸前齊拍，最后握緊右拳抬起頭&hellip； &hellip； 伴著八拍動作連續循環三十多次，到最后一句大家放聲歌唱，是從昨天到今天永遠的勞動者最光榮的。 有時候，我相信在場的所有人都能強烈感受到那個勞動群體特有的熱情力量。 這樣的歌曲，讓許多勞動者重拾了久違的驕傲和自尊。 而且，這種自尊心和自豪感也滲透到了其他獨特的節目中。 例如，工裝表演和勞動舞蹈節目表現出了與勞動之美不同的獨特表現。 內向的中年裝修師傅雁雁和兩位青年女工一起表演的“夢幻舞蹈”、家政女工們集體表演的“瘋狂清潔工”和“家政故事”，以及同心互利商店的工人們集體表演的“工作坊”等節目，直接舞臺上承載著各種勞動用具。 在工友們熱烈奔放的集體勞動律動中，當年輕的工友們穿著各種勞服，一個接一個地走上模特的舞臺，熟練流暢地表演各種勞動動作時，這一群普通工人充滿了自信、樂觀、叛逆的意味，顯得十分獨特

除了表現勞動價值和勞動者的日常生活外，打工春晚還特別關注新勞動者群體的現實歸屬和精神依附問題。 兼職集團目前面臨的現實生存和精神困境被概括為一個學者留不住的城市。 所謂回不去的農村，注定他們只能在城鄉迷路的地方無盡地漂泊，激起了他們對精神家園的強烈期待。 [6]兼職春晚工人的原創詩朗誦表達了這種渴望和心聲。 他的詩朗誦特別有代表性。 來自皮村文學集團的6名工友(李若、小海、范雨素、郭福來、徐良園和王春玉() ) ) ) ) ) )，一起朗誦了他們共同創作的長詩《工人的控訴》。 這首詩的結尾值得一讀:

馬上就到正月了

漂泊的兼職

誰不想在家？

家里有自己騎自行車上學的孩子

家里有希望我重逢的父母

我們在城市努力了一年

建造的美麗/到處風景如畫

收獲滿是沉甸甸的背包

回家又擔心城市

為了家鄉的富裕

為了城市的繁榮

有點累是什么？

流血流汗我們輕輕地擦

明年再回到這個城市

因為這里有我們的工人

共同的家

明年也要回這個別人的城市

因為這里有我們的工人

共同的家。

這首詩雖然淺顯坦率，但表達的感情很豐富。 對于城鄉漂流和自己的勞動成果，工人們發表了各種意見。 感傷中滲透著堅強，孤獨中彌漫著溫暖。 他們思念家鄉的房子和家人，但必須流浪在城市的邊緣。 幸運的是，他們可以在工人家抱團取暖，集體創作，相互切磋。 文學集團結成的友愛共同體成為了他們共同的精神支柱，新的勞動者文化成為了他們的精神家園。 [7]這種精神期待不僅包括回到農村老家，尋求居住地，還包括新工人對文化共同體生活的向往。 雷蒙&布魯； 威廉姆斯多次強調社區(共同體)對于構建工人階級文化的重要性，這為我們提供了理論和歷史的證據。 筆者去年夏天在蘇州郊外的工人家中與工友座談時發現了同樣的問題。 工人們說，他們現在隨著工廠的搬遷，不得不到處移動，對即將搬遷的新城市感到不安。 因為，我期待著即使在落腳的城市里也能有一點接納他們，給予他們關愛的工人文化之家。 這標志著外出務工春晚思家主題的突破，新勞動者對文化權利和友愛共同體的期待，蔓延到如何建設新勞動者文化空之間的重大問題上。

與思家的主題不同，打工的春晚對女性和孩子也有特別的關心和愛情。 春晚的開場舞由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們擔任，他們表演的歌曲、兒童劇、詩歌的朗誦，多次表現出面對城鄉雙重貧困和生活磨難的孩子們的無奈和堅韌，感動了觀眾。 女工人在打工的春晚舞臺上一直占有超乎尋常的發言權。 段高唱《我的名字叫金鳳》，抗議兼職這個冷淡的稱呼。 木蘭文藝隊的合唱《我大聲歌唱》和《我是女人》展現了四代女工不屈不撓的進取精神，發出了男女平等和女性權力的吶喊。 深圳玫瑰女工合唱團的《女工歌聯唱》、《摘枷》以及4家公益機構女工藝術團體的集體創作和表演，都將女性問題和社會政治問題有機融合，展現出豐富的社會性別政治內涵。 這些女性節目在思想覺悟方面遠遠高于主流春晚所見的刻板女性觀念和女性形象(女性為毒舌女性、貴婦、悍婦，或者以前流傳的角色，特別是保護生育功能的賢妻良母)。

打工的春晚婦女和兒童

從這些方面來看，打工春晚對女性勞動者的主題表現，與勞動價值和對文化共同體的表現相似，都是觀察新勞動者快速發展與社會快速發展的政治關聯，呈現出新勞動者文化特有的一些進步或先進的思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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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工春晚發生的爭論

隨著打工春晚的影響日益擴大，對此感興趣的人和組織也在擴散。 從第二屆到第五屆，晚會錄制現場走出皮村新工人劇場，進入團中央禮堂、朝陽區文化館等文化機構提供的較為正規的場所，3次還實現了在公共電視頻道的播出，也受到了高層領導的重視。 電視臺作為晚會的組織者之一，相對重視公眾的興趣，但也希望勤雜員家越來越多的勤雜員來觀看晚會。 于是，關注主流媒體中已經很火、包裝精良的草根歌手(如大衣衣帽姐姐、旭日陽剛等)，特別是底層乘務員的生存現狀，想提供實際的幫助，但邀請新工人對文化政治觀點不明確的文藝明星 成為了容易引起各方面爭論的問題。

年打工春晚的錄像現場，常年幫助塵肺病工人的影星袁立對工人說了一些沒有教化意義的話，當天，一點點關心新工人文化的人們之間發生了爭論。 對袁立進行批判性應對的，主要是兩種青年。 一個是來自深圳打工第一線，參加晚會錄音的年輕工人，另一個是多次從勞動政治角度來的左翼青年學者(如李北方)。 這些來自打工第一線的年輕人認為，工人們即使不滿也不僅僅是發泄情緒，而是有深刻的現實邏輯。 大家已經知道，感恩社會和成功者的奮斗哲學都是主流言論的障眼法和道德面紗，其背后殘酷的現實是，即使許多工人辛苦工作一輩子，也不容易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何況，和明星相比。 [8]后者的青年學者認為有必要區分新勞動者的文化生活和新勞動者的文化，強調只有具有深刻自覺的階級意識(需要深入思考資本、勞動和勞動者的主要關系)的勞動者的文化表現才是新勞動者的文化。 李北方是&lsquo； 如果打工不能在春晚多次集中新的勞動者文化快速發展的方向上居住，就會變成臺山寨版的民間聯歡晚會。 [9]明確了兩種文藝青年對袁立女士慈善觀的應對有正當的根據。 前者有現實的受難和對社會階層固化的切身體驗，后者有明確的馬克思主義階級文化理論資源。 但感興趣的是，后者，批判深圳一線工人的歌曲仍然停留在新工人文化生活的水平上，沒有達到新工人文化的高度。

袁立參加打工的春晚

從這些爭論中可以看出，打工春晚和新勞動者文化已經成為許多力量自覺、無意識地進行游戲的文化場域，一線勞動者、新勞動者文藝創作者、成功的有愛心的人、批判的知識分子、主流媒體都發現了在其中闡述自己觀點的必要性 這表明，在打工的春晚，不同階層、不同角度、不同認知水平、不同愛好的人已經埋下，為打工群體與其他階層的交流和相互了解創造了寶貴的機會。 由此可見，打工春晚確實應該時刻保持新勞動者文化的政治自覺，否則其他人更難理解這個群體的正當權益和文化需要，但卻達不到這種政治自覺。 光是這樣，就無法避免打工集團現在面臨的真正的生存狀況和精神狀態。 派對不需要人為提高普通工友的文化批判意識和文化自覺水平，只能在今后的文化實踐中幫助他們提高。

看看開始打工的春晚的艱難歷史和各屆實際舉辦情況，就會知道它一直處于某種結構性的困境之中。 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既有理論認知的因素，也有物質體制的因素，這些都會影響新勞動者自身開展文化創造的條件和能力。 一些學者發現以個人藝術展示為目標的草根明星進入兼職春晚是個問題，但我們大多數人不知道這是出資人和錄制人提出的要求。 因為認為收視率可能會上升。 參加現場錄制的人，電視臺后播出的版本與網上播出的版本和現場不少不同，或者電視臺突然中斷播出安排，這是工人家中不太能左右的事件。 一些觀眾，特別是批評者，很容易發現晚會節目在思想和表現形式上有缺陷，但他們可能不知道這個節目中相繼有近100名女工參加了排練，但保姆的假期太難了，最終有機會在舞臺上表演的只有8人 因此，對于打工春晚存在的缺陷，不要只從個別節目的外觀和思想傾向上存在的缺陷簡單地加以指責，而應該了解制約打工春晚構建的各種主要客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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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春晚和新勞動者的文化

創造的條件

打工在春晚引起的各種爭論，向所有關心和支持它的學者、志愿者、實踐者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提出了挑戰。 這些挑戰可以初步歸納為三個基本問題。

(一)如何結合新的勞動者文化建設，從理論上定位打工春晚。 在打工春晚五周年研討會上，孫恒認為打工春晚展現了勞動者的文化覺醒，卜衛老師認為打工春晚集中展示了新勞動者的文化，對新勞動者爭取社會平等的權利有相當的賦權作用，呂途認為打工春晚是勞動者的 兼職春晚導演多次補充說，兼職春晚首先要表達工人的心聲，其次要尋求對話信息表達，促進新工人群體和其他社會各界群體的相互了解和尊重。 青年學者王洪迵進一步指出，打工春晚發揮了組織和收集勞動者文化的重要功能。 他認為，通過集體藝術組織缺少文化閑暇和文化權力的工友們，在組織和積累中共同提高藝術水平和思想水平，是兼職春晚目前仍需做的工作。 [10]這些觀點無疑抓住了打工春晚的核心定位，真實表達了新勞動者的心聲，促進了新勞動者文化共同體的組成和文化組織力的提高。 但是，打工春晚要進一步發布新產品，提高水平，不是必須加深關于打工春晚自身是否有區別于其他類型新勞動者文藝的討論嗎？ 那是新的工人娛樂文化嗎？ 新工人需要什么樣的娛樂文化？ 由于現在娛樂文化基本上受大眾商業文化的操縱，新的勞動者如何才能從那里創造出新的健康的娛樂文化呢？ 在創造新的勞動者文化的過程中，兼職在春晚上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呂途老師

(二)如何認識打工春晚新工人對文化生產的刺激作用。 調查顯示，普通務工人員中愿意積極參加新工人文化建設的比例相當低，很多人想躺在工作場所看手機、打牌、看明星搞笑、大眾娛樂節目，但也參加了文學社團和音樂團體的集體學習 換言之，新型勞動者文化的生產面臨著嚴峻的現實課題，需要以稍具罕見的組織形式加以突破。 珠三角地區的工友提供的事例表明，他們要組織自己的文化活動，必須克服重重困難。 上班下班時間不一致，排練人數不齊全，沒有合適的地方。 這個時候打工的春晚起到了特別的作用。 為了參加春晚，工友們在臭溝旁多次排練，還發現了有點特色的文化組織和表達方法，如集體創作和合唱。 合唱版不需要樂器和技能，也沒有約束和壓力，所以容易召集一般的乘務員，提高集體互助意識，成為乘務員喜歡的文藝表現方法。 因此，打工春晚對新勞動者的文化創造有組織活力，滲透在普通勞動者的日常文化生活中。

(三)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參與新工人文化創造的問題。 打工之所以能在春晚出生在首都北京，一個重要的理由是北京有一位真心關心工農命運的知識分子志愿者。 他們來自大學、科研機構、非政府組織、信息媒體、公司工廠和國家機構，老中青三代齊全，一直是工人之家和兼職春晚的鐵桿志愿者。 許多普通志愿者默默地向工人家捐款，大力支持他們的社會公司和文化創造。 當然，我們也不太樂觀。 由于各種人為或自制的障礙，新勞動者的這些文化創造還沒有進入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注意范圍，不能說受到普通民眾的關注。 對關心新工人的知識分子來說，也仍然面臨著兩個相互交織的疑問。 一個是底層勞動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表現自己的疑問，典型的提問法是底層能否說話。 懷疑知識分子介入新工人文化的構建將威脅新工人文化的自主性。

筆者以前也有這樣的懷疑，但通過多年來對新勞動者文化活動的注意和參與，我明白了其實我們沒有必要總是做這樣的虛空設定。 我從交往中發現，知識分子和底層同事之間，其實可以通過思想交流來提高各自的認知力和行動力。 換言之，所謂的知識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對下層民眾產生一點影響，但在另一個層面上可能會受到下層民眾的嚴重改造。 我們不能說下層民眾完全不能表現自己，也不能說知識精英完全不能影響下層民眾。 知識精英一定能影響下層民眾。 根據他們使用什么樣的方法，要看他們和民眾交往的真誠和融合度，要看下層民眾對文化的理解度和認識度。 打工的春晚單杠主持人崔永元說可以，工人們一眼就能看出你做的春晚是真的在意他們還是假裝在意他們。 如果青年知識分子能夠深入到務工人員生活中，放下理論的架子，與他們推心置腹地交流，就會相互提高，并促進一點積極的新文化建設成果。 第五屆打工春晚有了突破，不僅出現了大學生給工友表演的大學工友維權的短劇，而且這些表演短劇的同學都是自己學校積極參加支農公益活動的模范兵。 打工要在春晚出新、提升，就必須充分激發這些認同新勞動者文化觀點的青年知識分子志愿者的創造力，努力融入。

當然，知識分子的參加有限度嗎？ 確實有。 因為打工的春晚和新的勞動者文化的主體應該永遠是新的勞動者自己。 事實上，打工春晚的組織者對知識分子的參與很警惕，保持謹慎的態度，在與志愿者的交流中也試圖維持自己的角度和興趣的獨立性。 在與眾多年輕工人的近距離接觸中，筆者可以感受到他們內心蘊藏的那種向善求真的文化追求，以及揭示是非的思想潛力。 他們不想成為費用主義和資本的奴隸，擁有性別平等和階層互助的先進意識。 他們正在努力克服物質上的各種困難，喜歡用集體的方法大膽自信地創造屬于自己的文化表達。 這都是新工人文化真正快速發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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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打工春晚不僅體現了新工人文化意識的覺醒，而且還進行著新文化創造的獨特實踐活動。 在這樣的努力過程中，他們開始尋找適合表達他們文化意識的新形式，受到社會各屆的交流、注意甚至批評。 但是，他們所處的嚴峻生存狀況、工作環境、創作條件不僅鍛煉著他們文化創造的毅力，也嚴重制約著他們文化創造力的進一步發揮。 打工春晚要持續創新，成為推動中國新勞動者日常文化政治生活的重要動力，需要新勞動者自身和真正尊重和支持新勞動者文化的各界人士的合作。

本文原刊于《文藝理論與批判》年第三期

注釋:

[1]新工人已有階級主體自覺意識的一些打工群體命名自己的身份。 這一方面是為了區別于國有企業的老工人，另一方面是為了區別于農民工和這個農民工的稱呼，后者多指不需要提供基本勞動者權益保障的被雇傭者。 這場命名之爭體現了打工群體對主體性、創造性、正當權益的文化政治需求，目前逐漸為勞動界和文化界的學者所接受。 (可參呂途)中國新工人:失失與崛起)的2-6頁，法律出版社的年版。

[2]載崔柯等《春晚:新民俗與文化共同體》(青年文藝論壇第33期討論記錄摘錄)、《文藝理論與批判》年第3期、第73頁。

[3]《年打工春晚在春節期間播出》、《開封梁日報》年1月27日a6版、URL KF/Blwb/html/- 01/27/content _ 254192。 雖然需要說明，但筆者與工人之家的負責人孫恒和同事再次確認了這篇引文，最終將《沒梁日報》原文中使用的農民工一詞改為工人，完全符合孫恒最初的原意。

[4]任思慧《農民工政策與春晚的交流》(陜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第19頁)。

[5]卜衛《打工春晚六年快速發展路:勞使歌其事眾籌迎雞年》，中國快速發展門戶網(-01-18 )，主頁地址news.China/cndg/- 01/18/content _ 4012800 f =帕德。

[6]詳見呂途《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法律出版社年版。

[7]這個提法參考了劉陳《打工文化，燭光服從勞動者精神家園》、《人民日報》年4月29日第24版。

[8]李晨“打工春晚真的不自然嗎？ 》請參見澎湃信息網年1月31日，網址: thepaper/www/resource/JSP/News詳細信息_轉發_ 1427680。

[9]參見李北方《多年后，我比一片羽毛更在新的勞動者文化的混亂和未來中飄忽》，《南風窗》年第4期，第89頁。

[10]以上觀點來源于筆者去年1月25日參加打工春晚五周年研討會時的聽講記錄，可能不準確。

本文：《“孟登迎：“打工春晚”與“新工人文化”的創造路徑”》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