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平江慘案的善后工作取決于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否牢固存在，也考驗了六屆六中全會確立的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權威。 基于歷史和現實的考察，毛澤東關注平江慘案，從政治高度分析，綜合運用各種手段應對，主導事件的善后工作，有序推進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智慧，提高中國共產黨應對突發反共事件的能力，加強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并通過事情的善后工作加強全黨對黨內左、右思想的危害及其頑固性的認識，為加強黨的建設集中了共識，指明了方向。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在這一時期引發了博山慘案、深縣慘案、平江慘案、鄂東慘案、確山慘案等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國內出現了山雨欲落的局面。 在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中，毛澤東特別關注平江慘案，以個人名義送犧牲烈士挽聯，出席在延安召開的各界人士悼念平江慘案受害烈士大會，發表“國法制裁反動分子”演講，全黨從中吸取教訓，加強自身建設，主導整個事件的善后工作 毛澤東對平江慘案產生特別關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在應對平江慘案的過程中揭示了毛澤東哪些政治智慧？ 而且他是如何利用這件事打破中國共產黨內頑固的右傾思想，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 這些都是學術界不太關注的問題，本文將討論要點。

(一)平江慘案的緣起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后，抗日戰爭進入戰術相持階段。 日本對中政策也發生了轉變，從軍事上講，日軍基本停止了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戰術進攻，采取以保守占領區為中心的方針，將觀察力轉移到擊退日益壯大、反復敵后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上。 在政治上，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企圖迫使國民黨政府妥協投降。 在國際上，英美對日本的侵略采取綏靖主義政策，不與日本直接沖突，努力緩和與日本的矛盾。 受此影響，以國民黨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于1938年12月公開叛國向敵人投降，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派表現出較大的妥協后退趨勢。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國內政治形勢發生逆轉。 國民黨政策的要點從對外抗日轉移到對內反共，作出了積極與共產黨斗爭的決議，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 會后國民黨成立了反共的特別委員會，相繼印發《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理辦法》等反共密書，轉發飭令督促各地努力，切實落實。 此后，國民黨策劃了一系列反共摩擦活動，平江慘案是其中最嚴重的一次。

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 鄂贊地區的抗日游擊隊奉命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 2月3日，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聯隊奉命平江嘉義出發，前往安徽省南部抗日前線。 為了及時安置和治療后方的傷員，安排和保障抗日軍人家屬的生產和生活，動員和組織群眾參軍，與國民黨地方當局交涉，爭取釋放政治犯，新四軍軍部決定在平江縣嘉義鎮設立新四軍駐平江留守處。 ( 1939年4月以后，為了照顧大局，經新四軍軍部同意，將留守處變更為通信所)。 湘鄂特委為了指導湘鄂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以通信所為掩護機構，特委負責人涂正坤、黃耀南等必須以公開身份參加通信所的工作。 ((((() ) ) ) ) )通信中心成立后，認真貫徹黨的團結抗戰方針，廣泛推進抗日，動員群眾參加抗日民族斗爭，組織敵后游擊隊武裝，幫助抗日軍屬應對各種困難，解除前線將士的后顧之憂，解決前線官兵的后顧之憂。 湘東針對特別委員會和通訊處工作人員的活動，指責國民黨頑固派制造流言蜚語，通訊處人員不守法，大肆活動，不利于國民，指責共產黨不是真正的抗日，宣布在平江肅清共產黨員。

平江慘案的發生并非偶然，而是國民黨頑固派長時間醞釀著計劃。 蔣介石由于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于1939年1月將第27集團軍楊森的部隊從皖南前線調往他認為共黨活動最激烈的湖南平江。 楊森元是四川省的大軍閥，派駐平江后，蔣介石命中統特務莊文炳擔任二十七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拉攏楊森，執行蔣介石的反共命令。 楊森部很快就開始了策劃取締新四軍駐平江通信所的一系列活動。 5月30日，蔣介石發出絕密電報。 中共在平江嘉義嶺一帶大肆活動，其負責人是黃耀南、涂正坤，呼吁游擊隊&hellip； &hellip； 檢查值茲抗戰緊張的時候，這個黃色、涂料等實際上在后方秘密活動，影響非常小，請想辦法阻止蔓擴大。 6月初，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戰區司令薛岳召見楊森，楊森隨即迅速部署清理新四軍平江嘉義通訊所。 6月12日，二十七集團軍特勤營的何學植隊長在楊森的指示下，動員特勤營二中隊長余啟祐率兵包圍了新四軍駐平江通信所。 下午3點左右，特勤營中尉調查員張紹奇以在會議上商談抗日關系的名義，從通信所欺騙涂正坤并將其擊斃，隨后擊斃了通信所秘書主任吳淵亂槍。 當晚，國民黨頑固派查處羅梓銘(湘東贊特委書記、八路軍少校副官)、曾金聲)、江西省委組織部長、新四軍少校秘書)、特委財務負責人)、趙綠吟)機要人、女干事) 4人要求提交共產黨名單，但 為了躲避世人，到深夜零時的國民黨頑固派用殘忍的手段激怒了前線官兵，悲憤了后方同胞，嘲笑了國際友人，讓敵人漢奸陷入了愉快的慘狀。

(二)歷史和現實促使毛澤東關注平江慘案

平江慘案是國共團結抗戰以來蔣介石直接指示的比較大的摩擦事件。 蔣介石之所以如此關心平江這個小地方，第一是因為平江在中國革命中的特殊地位。 從中國革命歷史來看，平江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心病，他們在這里并沒有取得多少勝利。 鄂贊地區的共產黨在平江開始的湘南邊界的秋收起義中有平江團的參加防止； 動員30萬農軍于2月跳入城堡的是平江； 彭德懷、黃公略發動起義也在平江； 長沙圍攻是從平江開始的，這次新四軍駐地又設在平江。 于是，舊怨齊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造成震驚全國的慘狀。 同樣，領導秋收起義，在湘南邊界建立根據地的毛澤東，對平江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早就有所了解，他關注的是，平江發生的慘案既有歷史的情懷，也有戰術上的考量。

從現實來看，毛澤東關心平江慘案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慘案發生在抗戰的后方，是指英勇抗戰的新四軍，嚴重影響抗日將士的士氣。 毛澤東悲憤地認為，慘案發生的地方不是日寇漢奸占領的地方，而是平江這個地方，在抗戰的后方，被殺害的是新四軍平江通信所的負責同志涂正坤、羅梓銘等。 毛澤東為了對新四軍等抗日將士和民眾的說明，關注著平江慘案。 慘案發生后，如《新中華報》社論所述，新四軍抗戰以來轉戰大江南北，多次敵后游擊，收復了部分淪陷失地，為國家民族英勇犧牲，享譽全國。 如果在新四軍官兵突然在前方血戰的時候，后方發生了不幸的事情，國法不嚴懲主犯和犯人，怎么能安慰這些犧牲的先烈英靈呢？ 為什么要安慰前方浴血抗戰的新四軍數百萬英勇將士！ 為什么要公告我們全國重視民族國家，以軍事勝利為先，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各黨派、各階層群眾？ 二是慘案的發生挑戰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確立的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權威。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領導地位的確立有一個過程。 中國共產黨史的書籍通常把遵義會議作為毛澤東確立全黨領導地位的標志。 抗日戰爭開始后，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曾經受到從蘇聯回國的王明等人的挑戰。 特別是在國共合作抗日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上，與毛澤東的看法相反，王明等人認為國民黨掌握全國政權，中國抗日戰爭也應該由國民黨領導，共產黨應該服從國民黨領導，一切都要服從統一戰線，不經過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 另一方面，對于國民黨可能與共產黨決裂、攻擊共產黨的問題，王明等人認為，目前國民黨實行全國抗戰需要共產黨的協助，不會攻擊共產黨，對國民黨抱有不現實的幻想。 因此，他不僅不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進行堅決的斗爭，反而使一些黨員和干部失去了警惕。 發生慘案的平江黨組織本來由王明領導的長江局管轄，之后由項英領導的東南局管轄。 受王明右傾思想的影響，黨內不少人對國民黨、三民主義、蔣介石和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不正確的理解和認識。 1938年9月，在相繼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上，從莫斯科回國的王稼祥表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肯定中共路線正確和毛澤東領導地位的意見。 這使得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和認同，毛澤東的思想也開始在全黨特別是王明原來領導的地區占據主導地位。 平江慘案的發生，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權威和影響很大，無疑引起毛澤東的關注。

平江慘案發生后，國民黨頑固派害怕追究中國共產黨的責任，引起民眾公憤，制造各種借口，掩蓋事實真相，推卸責任，另一方面，向新四軍平江通訊社迅速發展新組織，引誘群眾破壞抗日，等等，背負莫須有的罪孽 由于國民黨企圖掩蓋事實，嚴密封鎖情報，當時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6月18日離開重慶回延安商討處理各地摩擦事件的方法時，對平江的慘案還一無所知。 6月20日以后，十八集團軍桂林通信所終于從平江逃出的新四軍通信所工作人員口中得到概況。 6月下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和中共中央終于知道了平江慘案的消息。 毛澤東在得知慘案經過后，不僅表達了個人的悲憤，還領導和組織了全黨對這件事作出了近乎有力的回應。

(一)合理分析事物的原因，準明確事物的性質

平江慘案發生之前，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國民黨內妥協摩擦的危險趨勢在迅速發展。 1939年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發表了反對投降問題的報告，評價了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形勢，認為國民黨投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危險，其反共活動是投降準備的步驟。 他指出當前的任務是從壞的可能性開始準備，全黨要從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準備輿論，準備群眾，隨時應對事變、各種大小事變。 6月中旬，平江慘案詳細情況未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報告，但與這一時期湖南乃至全國發生的大小摩擦事件相比，周恩來已在南方局會議上提出，以形勢好轉為目標，準備應對突然的事變。 正因為有精神準備，平江慘案發生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才能冷靜應對，合理分析和評價這件事。

關于平江慘案的原因，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進行了嚴重的解體:

客觀地說，首要在于國民黨頑固派積極進行反共、消極抗日，制造國共分裂。 毛澤東基于這一時期的國內外形勢，在延安平江慘案中去世的各烈士追悼大會上指出，慘案的制造者是奉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命令殺人的。 這些反動派認為，由于準備投降，要恭敬地執行日本人和汪精衛的命令，首先要消滅最堅決的抗日分子，“限制異黨活動的方法”是頑固派制造平江慘案的根源。 國民黨頑固派之所以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很大程度上是受日軍奉行中國制華政策的影響，希望以日益壯大的新四軍為眼中釘，早日將其清除。 就像張鼎丞在平江慘案中去世的各烈士追悼大會上肢解一樣，完全是反動派實行日本帝國主義的意圖，是協助日寇消滅新四軍的動向。 周恩來得知事件后，多次致電國民黨最高當局，要求查清慘案真相。 另外，還特意對比了國民黨最高當局在推翻薛岳電報的情況下，調查涂正坤等糾葛土匪，擾亂后方，射殺國軍官兵，滅尸武裝，危害地方的說法，薛岳電報的記載與平江慘案的事實不符，這是國民黨當局有意為之的。

主觀上說，國共合作抗日后，中國共產黨內存在右傾思想，疏于國民黨對頑固派的防范。 受黨內右傾思想的影響，抗戰初期，湘鄂特委相應提出了中日矛盾為先、階級矛盾為次、毅然轉換的政策。 只求中國和平統一，一致抗日。 對階級斗爭和土地革命的主張，是可以放棄的階級斗爭和土地革命的停止，敵對階級思想服從一切抗日等的主張。 這些主張對當時促進國共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為促進國共合作失去了大致的 對此，中共中央曾派出十八集團軍武漢辦事處所長李濤到平江進行糾正，但湘東特委仍存有右傾思想。 涂正坤、羅梓銘、黃耀南等負責人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時，為了不影響團結，曾在一時、稍有非分的問題上作出了讓步，進一步助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氣焰，這為平江慘案的發生埋下了危險。 董必武在分析事件原因時，指出沉痛，十多位烈士執行統一戰線，相信當地政府，相信當地民眾，相信駐扎在當地的友軍，不警惕，實際上被多人模仿死亡。 由于這種思想認識上的偏差，湘東贊特委的負責人對頑固派缺乏必要的警惕，對頑固派疏于預防。 平江慘案發生前，同情中國共產黨的平江縣新任縣長余達美提醒涂正坤、黃耀南需要注意楊森。 然后楊森被派往嘉義通知了通訊社。 “新四軍在遙遠的江浙戰斗，了解后方的事情并妥善處理，不需要保存在看守所。 對此，新四軍平江通信所保持警惕，但仍有和平觀念，對通信所機構的安全未采取適當的防范措施，加之信息工作薄弱，未收到這方面的信息，完全沒有料到頑固派會公然殺害通信所人員。 慘案發生后，調往安徽省南部新四軍軍部的黃耀南在中共中央東南局就平江慘案問題接受審查時表示，湘東贊特委員會缺乏高度的政治警惕，雖然對楊森的行為表示懷疑和警惕，但沒有料到事情會發生得這么快。 中共中央東南局承認了這個說法。 平江慘案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四軍平江通訊社采用組織半公開的形式，將公開機關和秘密機關混淆。 湘東邊疆地區的黨政機關和軍隊知道通訊所是共產黨機關，引起國民黨頑固派的觀察。

關于平江慘案的性質，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斷定這是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有計劃、有組織的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摩擦。 毛澤東在延安平江慘案中去世的各項烈士追悼大會上說:“所謂統一，就是大家抗日，大家團結，大家進步，必須有獎有罰&hellip； &hellip； 應該懲罰應該破壞抗日、團結、進步的漢奸和反動派，但是現在統一了嗎？ 沒有。 平江的慘狀就是證據。 毛澤東把平江慘案看成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日、破壞統一的例證。 周恩來在慘案發生后，致電陳誠時確定，北事不平，南事又起，推波助瀾者甚多。 可以斷言，這樣的陰謀，弟弟絕不反共。 其目的必定是要造成國共裂痕，從而破壞抗戰，進入不得不向日本妥協的道路，其內心深處、意圖之毒，顯然是破壞分子所為。 葉劍英在《關于平江的事》中說，一些頑固派反共和汪精衛投降派反共，實質上同樣是日本法西斯的工具，埋葬民族的掘墓人。 董必武在定性說明平江慘案時認為，平江慘案是有計劃、有步驟、大規模破壞我國團結的陰謀，并對其陰謀進行了深入分析。 我認為平江的慘案只不過是千百摩擦事件之一，只是最嚴重的事件之一。 在抗戰相持階段，全國各地存在著大小摩擦。 平江慘案不是平江的個別問題，而是國民黨的反共政策整體下，頑固派有計劃的反共陰謀，企圖以局部的事變來破壞全國統一戰線。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對平江慘案性質的評價，是中共制定合理策略，正確解決與國民黨關系的重要依據。

(二)揭露國民黨的反共陰謀，多次在合法斗爭中尋求團結；

他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之初，為了充實和鞏固統一戰線，毛澤東有遠見地指出，民族統一戰線不僅不取消對國民黨錯誤政策的批判和斗爭，而且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才能充實和鞏固統一戰線，繼續前進。 國民黨頑固派挑起平江慘案破壞統一戰線，對此，毛澤東領導全黨進行了多次合理有利的斗爭。

第一，要求態度鮮明，查明真相，嚴懲肇事者。 平江慘案發生后，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負責人紛紛致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要求迅速查明事件真相，并向兇犯認真解決。 周恩來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打電話時，專電轉發委員會，要求查明此案真相，對死者給予撫恤，對肇事者給予嚴懲。 下令保證今后不再發生這種事，要給中國共產黨員生存的保障。 但是國民黨當局企圖掩蓋事實真相，對這件事采取了姑息的態度。 對此，周恩來力圖揭露國民黨當局的謊言和漏洞，將真相大白于天下。 為加強勢頭，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南門外體育場主辦了延安黨政治軍各界萬余人參加的大會，悼念平江慘案受害烈士，毛澤東等中共中央負責人全員平均參加了這次大會。 毛澤東以個人的名義發送了犧牲烈士挽聯。 日寇依陵，困難一方殷，槍口不得不朝外。 我們的人主戰，人民的士氣可以利用，意志必須集中。 會場中間掛著中共中央的挽聯。 頑固分子，罪不可罰，囿于成見，以搞內奸，危害愛國英雄為主。 共產黨員必須警惕，堅決，敏銳，但也是應對民族敗亡的方針。 在會上，毛澤東發表演說，強烈譴責平江慘案中的哪個行刑人，他們殺害了進步分子。 如果不制止這種事情，中國就會在這些反動派手中滅亡，要求國民政府嚴辦哪個反動派，取消“對異黨活動方法的限制”。

第二，掌握大局，戰斗不破。 抗戰時期，國共兩黨的共同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的槍口是對外的，不是對內的。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警告全黨如下: 統一不忘斗爭，斗爭不忘統一，兩者不能偏廢，但不能以統一為主。 &lsquo； 磨不碎。 平江慘案后，毛澤東這一思想在全黨逐漸得到承認和落實。 葉劍英在《關于平江》中指出，如果有人認為現在看到的反共活動是國共分裂的開始，那這是錯誤的。 因為國民黨大多數同志，都要維護團結，抗戰到底。 第十八集團軍駐湘通訊所同人在《涂正坤、羅梓銘等死亡同志》中指出:“我們要不回避困難地努力，讓國共兩黨在任何挑釁分離的環境中，加深親密合作，打擊挑釁者。” 我們不怕一些逆流，不因一些頑固分子的仇恨而減弱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奮斗的堅強意志。 我們中國已經有了獨立統一的基礎，我們努力鞏固和迅速發展這個基礎，安慰我們的死難同志，粉碎頑固分子的陰謀。 1939年8月，中共江西省委通知湘東特委負責人黃耀南，要顧全大局，停止武裝活動，和平處理平江慘案問題，鞏固團結抗日。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在應對這一情況時，以國共合作抗日為前提，把斗爭矛頭指向國民黨頑固派，對于國民黨中支持統一戰線、支持抗戰的人，要積極團結，把斗爭性和統一性聯系起來，不被磨破，不被打敗，所以

第三，利用輿論和大眾，爭取民眾的支持。 慘案發生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還善于利用《本日報》、《新中華報》等媒體協助國民黨進行政治斗爭，占領輿論和道義的制高點。 慘案發生時，本報被迫停止發行，正值與重慶其他9大報紙共同出版聯合版之際，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克服困難指導本報，出版了七七紀念特刊，以抗檢和組織紀念專欄等形式揭露了慘案真相。 1939年7月7日和8日，《本日報》連續兩天在報紙上發出新四軍平江慘案烈士訃告《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同人哀告》，向國統區民眾報道了有關平江慘案的信息。 《本日報》總吳克堅召集民眾意見，呼吁輿論支持中共中央正確處理此事。 由于與國民黨多次談判未能順利進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將抗議斗爭升級。 7月1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紙《新中華報》正式報道“楊森部包圍平江通信所，殺害新四軍人員”，并公開點名行兇者。 7月31日，周恩來在回答《新中華報》記者提問時對此提出了嚴重抗議。 楊總司令本人可能也不想擔任這個試驗詞，所以我第二次發陳兼長官的電報，必須再次抗議，平反冤獄，不達目的。 最高當局認為，只要這位大公無私心，一定會平反此案，為死者伸冤，謀生者也能保證其最低合法權利。 8月1日，《新中華報》發表了“八一紀念、抗議平江慘案”的社論。 8月13日，《本日報》重刊，第一版刊登了葉劍英組織南方局軍事小組撰寫的《悼念新四軍平江嘉義留守通訊社遇害烈士的啟事》，詳細證明了平江慘案的事實，最后國民黨認為:“國有國法、軍隊有軍紀，現自由捕獲， 軍紀為什么能保持下去？ 如果沒有紀律，國家為什么要成立？ 中共中央通過輿論宣傳，引起民眾強烈反響，給國民黨頑固派帶來輿論壓力的巨大沖擊，處于被動地位，必須應對事物。 9月13日，毛澤東在與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談話時，對比了包括平江慘案在內的各地摩擦問題，判斷近期情況較好。

(三)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加強對頑固派反共的防范

平江慘案中暴露出來的黨自身問題，促使毛澤東思考如何加強黨自身建設。 1939年8月16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討論黨的事業路線時指出，要就黨的事業路線搞好浙江、廣東、四川等省，舊蘇區等地區黨的事業路線轉變不好，要徹底轉變。

平江慘案發生時，湘鄂特委邀請大批新黨員入黨，由于忽視黨員質量，一時出現變節者，給黨組織帶來了重大損失，教訓很深。 基于各地黨組織迅速發展新黨員的教訓，1939年8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指出了快速發展新黨員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趁機進行了民族敵人和階級敵人破壞黨的陰謀。 會議作出了“關于加強黨的決定”，指出考慮到黨的組織現狀和目前的環境，黨的快速發展通常應該停止，以嚴密緊縮和加強黨的組織為今后一段時間的中心任務。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各級黨組織以整頓、緊縮、嚴密化、鞏固黨的組織為實務要點，加強黨內馬列主義教育，貫徹隱性精銳化的方針，肅清黨內異己分子、叛徒、投機自首分子等，精簡組織、黨員考核、噢 10月4日，在《〈共產黨〉發文詞》中，毛澤東特意根據歷史經驗教訓總結和現實形勢解體，準備應對可能的突然事變，避免黨和革命因可能的突然事變而遭受意外損失。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要鞏固黨的組織，鞏固黨的武裝力量，動員全國人民，進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堅決斗爭，進而提出在全國范圍內、廣泛群眾范圍內、思想政治組織上建設完全鞏固的中國共產黨的戰術任務，在這里 10月10日，毛澤東又提醒全黨:我們黨各級領導機關和同志全體提高對當前時局的警惕，全力以赴、政治上、組織上鞏固我們黨領導的軍隊和政權，以應對可能危害中國革命的突然事變，

平江慘案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有組織的罪惡行為的開始，事情如何得到善后，具有風格意義，對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確立的領導地位也是一大考驗。 毛澤東領導全黨通過比較有效的措施將事情的危害降到最低，迫使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做出一些讓步。 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擊國共共同的敵人，團結人民，發揮了良好的作用，為今后國民黨掀起的反共高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并通過慘案使全黨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黨內左、右思想的危害及其頑固性，為加強黨的建設達成共識，指明了方向。

(一)加強了毛澤東在全黨的權威和影響

平江慘案發生后，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可能性的危害性，毛澤東全黨領導地位的確立是其重要的組織保障。 進入抗戰相持階段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對國內外形勢能保持清醒的認識，能及早預見國民黨對頑固派的反共陰謀，及時提醒全黨。 慘案發生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國共合作抗戰的大背景下，結合新四軍平江通訊社的具體實際情況，合理拆解、評估平江慘案，借重輿論和群眾，堅決抵制國民黨頑固派的逆襲行為，屢研不裂。 另外，通過有組織地指導湘東贊特委員會的調整，糾正湘東贊特委員會和新四軍駐平江通信在實務中存在的右傾問題，湘東贊特委員會將更加隱蔽精練，便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實務。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組織進行了大致的應對，平江慘案得到了比較有效的善后處理，毛澤東因此在全黨的權威和影響也更大。 平江慘案從反面教育了曾經在國共合作抗日問題上挑戰毛澤東權威的王明。 平江慘案的發生，激起了王明對國民黨的激憤，使他從只和國民黨談統一、不斗爭的迷夢中覺醒，在思想上有了一些改變。 王明思想的轉變有利于以毛澤東為首的全黨的團結和統一。 深受王明右傾思想影響的湘東贊特委、江西省委及中共中央東南局通過平江慘案認識到自身業務存在的問題，以更實際的行動聽從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指示，更好地維護中央權威。 1939年8月25日，東南局、新四軍負責人項英等聯名致電毛澤東等人，就平江慘案的善后工作提出如下建議。 預定9月15日在駐地召開噴漆、羅追悼會，《抗敵報》出版【專】刊發表了慘案經過、微薄的傳來，寄到桂林。 等待著您的特別報告和指示。 電話表明，毛澤東對東南局、新四軍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迅速發展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反保政策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在應對平江慘案的過程中，合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始終相互勾結。 正如當時十八集團軍駐湘辦事處代表徐特立在悼念死亡烈士時指出的那樣，我們對付陰謀家有著大膽的精神。 我們需要謹慎、縝密、耐心的精神，分解事理，反對任何輕舉妄動，剪線治虛的行為。 &lsquo； 平江慘案可以通過鞏固民族團結和國共合作，安慰死者在天之靈！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始終以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前提，在大體的性別問題上斗爭也是馬馬虎虎，掌握著統一性和斗爭性的統一。 他不會冒犯我，我會堅定地表明我不是犯人； 如果有人冒犯我，我一定會成為犯人。 但是，我們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任何共產黨員都不能超越自衛的大體態度，明確提出反復抗戰、反對投降、反復團結、反對分裂、反復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 在應對平江慘案的實踐中，只有合理有利的斗爭反復進行，善后工作才能有序進行，不僅國民黨做出了部分讓步，而且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輿論和道義支持，擴大了政治影響。 在此后的反共熱潮中，毛澤東汲取了平江慘案反摩擦實踐中的經驗，在國民黨對頑固派的斗爭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使合理、有利、有節的反頑固戰略不斷快速發展成熟。

(三)指出了黨的建設的正確方向

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面臨著與黨內偏左、偏右的錯誤思想作斗爭的艱巨任務，這些偏左、偏右的錯誤使黨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大革命時期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當時中共中央第一領導人陳獨秀犯了右傾錯誤，在國民黨于1927年發生反革命政變時遭受了重大損失。 之后的三次左傾失誤又差點葬送了中國革命。 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嚴重影響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迅速發展，危害了黨的事業。 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資產階級合作時容易犯右錯，與資產階級斗爭時容易犯左錯。 毛澤東在黨內錯誤思想和不懈斗爭中成長為黨的領導人，對黨內錯誤思想有著天然的敏感性和斗爭意識。 抗日統一戰線建立之初，毛澤東比較黨內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傾向，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是一部分&lsquo； 在左傾領導和黨員中成長起來，向國民黨投降是第一表現，只知道向國民黨統一，處處遷就其要求，不知道與其錯誤的政策作斗爭。 之后，為重構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做了大量工作，為克服黨內錯誤思想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黨內的錯誤思想有頑固性，有條件很快就會給黨的事業帶來災禍。 平江慘案的發生，與當時黨內殘留右傾思想，國民黨對頑固派缺乏必要的警惕有很大的關系。 平江慘案的血的教訓給中國共產黨敲響了警鐘，毛澤東據此警告全黨必須尊重客觀事實，加強自身建設，克服黨內右傾錯誤，維護黨員政治思想的正確性。 1941年發生的皖南事變有黨內左、右傾向的影響和流毒。 這表明，克服黨內錯誤思想的斗爭是一個漫長而龐雜的過程，不可等閑視之。 平江慘案后，毛澤東提出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絕非偶然。 這說明毛澤東開始延安整風是為了打破黨內的錯誤思想，加強黨的建設，不是為了和所謂的王明爭奪黨的最高權力。

簡介:張海燕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共產黨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梅世昌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博士生，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本文：《“毛澤東與平江慘案的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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