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學校重要的文案教科書，傳承文化知識，開啟民眾智慧，體現國家意志，塑造意識形態，培育新一代。 如果說學校是塑造未來國家管理者和建設者靈魂的加工廠，那么教科書就是這個加工廠的制造機械的圖紙，有圖紙就有產品。 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教科書，有什么樣的學生，有什么樣的國家和未來。 教科書總是試圖建立一個新的文化世界[1]。

新中國歷史上，毛澤東對教育行業的影響廣泛而深遠。 他一生建立和主持學校，直接從事教育，對教育問題有獨特的見解，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他重視教育，視教育為社會改造的工具。 他倡導的面向人民群眾、非規范化的社會教育模式具有突出政治、重視實踐、為群眾服務等特點。 毛澤東也非常關注教科書建設，提出了一些有遠見的理念。 探索毛澤東的教科書編寫理念，不僅可以深刻理解其教育思想，而且可以為當前學校課程的深化和教科書改革提供參考。 毛澤東的教科書編寫理念與他的教育理念和推薦的教育模式密切相關，具體有以下幾點。

(一)教科書強調為黨和國家的事業服務

毛澤東主張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教育是為革命戰爭和階級斗爭服務的。 1934年，他提出，蘇聯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于用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廣大勞動人民，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和階級斗爭服務，使廣大中國人民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為了適應抗戰的需要，提出偉大的抗戰必須有偉大的抗戰教育運動與之配合，兩者之間的不合作現象必須盡快免除[3]。 他提出的教育政策是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4]，教授戰爭所需的課程[5]。 為了加強國防教育，延安當時提出了將教材抗日化，為抗戰服務的口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我們黨事業重點的轉移，毛澤東要求教育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為國家培養各種建設人才。 毛澤東起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第四十一條規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事業，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的人才，迅速發展為封建、買辦、法西斯主義思想、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首要任務[6]、五愛[熱愛祖國， 要求以“熱愛科學、愛護公共物品”為基礎任務，據此，建國初期我國對中小學教科書的要求是:教材文案要有正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每門課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這一任務在語文科更是重要[7] 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文本的重要大體。 因此，新中國早期教科書政治氣氛濃厚，從《國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我們新國家》、《歌唱祖國》、《朱德的天秤棒》、《任弼時同志二三事》、《毛主席象太陽》、《湘潭少年隊隊員到毛

(二)重視政治課和政治教材的編寫，確保正確的政治方向

在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由于盲目模仿蘇聯，中小學暫時中止了政治課，引起了很多指責。 毛澤東也對此不滿，認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 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時期，特別是這樣[8]，如果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9]。 1957年3月，毛澤東就中學政治課問題寫信給周恩來、陳云、彭真、陸定一等同志，建議必須恢復中學方面的政治課，廢除憲法課，編寫新的思想政治教科書。 10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57年8月17日，教育部印發《關于中學、師范學校政治課設置的通知》，規定中學各年級設置政治課。 初一、二年級學生講青年修養，初三學生講政治常識，高一、二年級學生講社會科學常識，高三學生講社會主義建設。 這個通知來不及落實，8月27日被教育部和團中央發出的《關于對中學和師范學校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聯合通知》中止。 同年11月，教育部又下發了《關于中學和師范學校社會主義教育課教材目錄》的通知，詳細證明了中學和師范學校各年級開設社會主義教育課的目的、復印件、大體和做法，供各地參考。 根據教育部的規定，中學《社會主義教育課教材》分為初中一、二年級、初三、高一、二年級、高三四種，供一年級教學。 之后，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據此編撰了《社會主義教育課教材》。 其主要文案以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中心，輔以其他馬列經典、黨的文件等。

1963年，教育部組織專家編寫出版了《道德質量教育》、《社會快速發展簡史》、《政治常識》、《經濟常識》、《中國革命與建設》、《辯證唯物主義常識》等中學政治教科書，初步構建了中學政治教材體系。

1964年，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提出培養和造就上千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繼承人有五個標準。 第一，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 第二，他們必須是全力為中國和世界許多人服務的革命家第三，他們必須是團結許多人一起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第四，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來自群眾，來自群眾， 第五，他們必須停止謙虛謹慎傲慢，富有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11]。 為此，教育部、文化部于6月23日發出通知，要求共同使用《毛主席的書籍選書》(乙種本)作為高中政治科目的代用教材。 同年10月11日，中宣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聯合發布《關于改進高等學校、中等學校政治理論課的意見》，強調初中除學習時事政策和選拔毛主席作品外，還將新編修訂4種教科書，在初中1年級至高二年級5年級錄取。 具體而言，《成為革命繼承人》可以在中學一年級，或者從中學一年級到中學二年級開設； 《社會快速發展史》可以在初二或初二至初三開設《我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可以在初三或高一開設《辯證唯物論常識》可以在高一或高二開設。 另外，高三學生仍然在學習《毛主席的書籍選書》(乙種書)。

可見，在毛澤東的關懷下，我國中學政治課和政治教科書逐漸規范化、體系化，有利于社會主義思想的傳達，有利于學生思想問題的處理，確保了學校教育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迅速發展。

(一)強調教育和教科書要密切聯系實際

毛澤東一貫重視理論與實踐活動的結合。 他說。 “讀書是學習，錄取也是學習，更重要的學習。 [12]他認為我們的教育是將受教育者政治化，使之實際化[13]。 毛澤東非常反對那種書與生活實踐完全脫節的現象。 他早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指出，農民摧殘學校，但現在正在努力學習夜校。 他就農民痛打學校的理由說，鄉村小學教材，完全說城市的東西，不適合農村的需要。 十四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教育脫離實際更是深惡痛絕。 他是這樣敘述的。 “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到稻、梁、菽、麥、黍、稗、稗，看不到工人是怎么工作的，也看不到農民是怎么種田的，也看不到商品是怎么交換的。 真的殺了人。 [15]這樣的教育絕對培養不出自覺社會主義的文化健康的勞動者。

(二)提倡教科書的地方性和多樣化；

1957年3月，毛澤東在與七個省、市教育廳、局長討論中小學教育問題時指出，全國統一的教育計劃和教材是否妥當。 江蘇和湖南的情況不一樣。 教材要有地方性，就要增加一些地方鄉土教材。 農業教科書必須由本省編纂。 說一點鄉土文學。 談論自然科學也是一樣。 十六

1957年3月7日，教育部根據毛澤東指示發布了《教育部關于增設農業基礎知識課的通知》。 其中，可以在初中三年級增設農業基礎知識課，規定授課時間大致為每周2小時。 同年6月15日，教育部又發布《教育部關于在農村小學五、六年級增設農業常識和農業常識教育重點的通知》，通知規定在農村及城市郊區的小學五、六年級增設農業常識科，每周可以在課一教學。 鑒于全國各地的農業生產狀況不同，要制作出全國適用的教材是非常困難的。 教育部編制《小學農業常識教育重點(草案)》，在全國各地增設農業基礎課程，編制農業常識教材時參考。 1958年1月，教育部又下發《關于編制中小學、師范學校鄉土教材的通知》，要求各地編制鄉土教材，必須在中小學和師范學校的地理、歷史、文學等科教學中講授鄉土教材。

在毛澤東的倡導和教育部的要求下，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掀起了自制教科書的熱潮。 一是全國各地普遍編寫農業常識教科書和農業基礎知識教科書，二是全國各地廣泛編寫鄉土教材。 以吉林省為例，1958年4月21日，吉林省教育廳根據教育部要求，通知各市、縣組織力量編制相關學科鄉土教材。 12月20日吉林省中小學教材編輯委員會成立，省委推廣部長擔任主任委員，加強鄉土教材建設。 這樣貫徹教科書需要聯系實際的大致情況，教科書的對比性、適應性也得到加強。 對于幅員遼闊、地區發展極為不平衡的中國來說，這些教材有助于照顧地區和民族的差異，可以讓學生學習適合家鄉建設需要的知識，也有助于培養學生熱愛家鄉、建設家鄉的信念。

總之，鄉土教材、農業常識教科書和農業基礎知識教科書的編寫，是對教科書多樣性的考驗，適應了我國地域廣、民族多、情況多、復雜的國情，也豐富了我國教科書的種類，彌補了全國統一教材的不足。

(一)主張健康第一、學習第二

毛澤東一貫強調必須簡化課程和教材。 他在年輕時的《體育研究》中說:“吾國學制，課程密如牛毛，是個成年人，但頑強的身體，特別不能列舉。 幾乎沒有未成年人嗎？ 情況弱者嗎？ [17]新中國成立后，他多次學校課業繁重，擠政治，傷學生身體。 1950年、1951年毛澤東曾兩次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長馬敘倫，要在各校觀察健康第一，學習第二[18]。 在此之前，教育部根據毛澤東關于學生健康問題的指示，采取了調整學生休息時間、簡化課程和教材、改善學校衛生關系、加強體育和娛樂、調整學生人民助學金、增設照顧患病學生營養的特殊人民補助金等一系列措施。

學習健康第一、第二這一思想，勾結著毛澤東建國后教育思想的始終。 在1953年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教育問題時，毛澤東還指示要注意學生的健康。 同年6月30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提出了搞好青年身體、搞好學習、搞好工作的建議。 身體好依然排在首位。

(二)要求教材精簡，教科書少而精，促進學生身心健康

大躍進前后，毛澤東開始關注教育問題。 1957年毛澤東在與七省市教育廳局長的談話中提出，課程不是很多，不是很貴，砍掉一半，八門就可以了。 [19]隨后，在最高國務會議1957年10月13日]、南寧會議[1958年1月11日]、成都會議[1958年3月22日]、漢口會議[1958年4月6日]等黨的一系列重要會議上，毛澤東經常談論教育問題，批評教育，指出教育

1964年2月13日(那年春節)，毛澤東主持了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舉行的教育實務座談會，與會者16人。 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康生、林楓、章士釗、陳叔通、郭沫若、許德珩、黃炎培、朱穆之、張勁夫、楊秀峰、蔣南他們中有政府官員，也有學術界元老、前輩。 毛澤東在座談會上確信我們教育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是方法是錯誤的。 對學制、課程、教學方法等進行了激烈的批評。 學制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殺人多，讓中小學生、大學生每天處于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舊的教學制度可以破壞人才，破壞青年，我很不贊成[20]。 毛澤東認為許多真正的人才不是正規的學校教育造就的。 就像他說的，孔子也沒上過中學和大學。 明朝的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寫了《本草綱目》。 更早的是，有發明的祖先，也沒有上中學和大學。 美國富蘭克林是印刷廠的學徒，也賣報紙。 他是電氣的大發明家。 英國瓦特是工人和蒸汽機的大發明家，據說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只上過兩年小學[21]。 這里明確了毛澤東認為以前流傳下來的學校教育是死板、繁重的任務，很難培養出大師級的人物。 他推薦自學，強調自由平等的教育。 1965年7月3日，毛澤東看到“北京師范學院某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的資料后，寫信給當時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 信中說，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習也沒用。 從所有活動的總量來看，建議截斷三分之一。 請邀請學校的師生代表，進行幾次討論，然后決定并執行。 怎么樣，請喝酒。 [22]該指示后來稱為七三指示。

在新中國的前十七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教育部要在毛澤東課程設置的基礎上進行精簡，教材貫徹改革[23]的指示，做到所有教科書少而精，學生負擔不太重，有利于學生健康成長，多次實行專業要求 1950年至196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相繼發布《各級學校關于改善學生健康狀況的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保證學生、教師健康和勞逸結合問題的指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生、教師健康的緊急通知》，教育部發布《中小學的 在具體精簡教材和課程之前，教育部印發《普通中學數理化教材簡化(草案)》、《中學物理、化學、生物等三科教學大綱》草案和教科書指示通知)，1956-1957學年第一學期關于小學語文教科書和中學、中等師范文學教科書簡化目錄和教學一點證明的通知)

(一)主張設立統一的教科書編寫機構；

任何新生政權要鞏固自身統治，不僅要依靠國家機器鏟除舊政權的遺孤，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各種推進途徑在思想上向全民傳遞新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認同，實現其政權合法化，從而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 教科書由于其特殊地位，經常被視為培養社會認可的有力工具。 陸逵曾經說過，立國的根本關心教育，教育從根本上說是教科書。 24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更好地向下一代和全體國民傳達國家意志，培養政治認同，維護社會穩定，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編寫反映中國共產黨意向的新教科書已成為當務之急。 為此，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府關注教科書建設，制定統一的教科書政策，策劃設立統一的編輯審查機構，組織了專職的編輯隊伍。 教科書應該由國家制作。 因為必須這么做。 教科書的復印件可以符合國家的政策。 而且，技術上可能印刷得更好。 因為價格也便宜，發行也沒用。 教科書對國民生活的影響特別大，所以必須是國營的[25]。 1950年12月8日，專門出版中小學教科書的機構——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 毛澤東對此很重視，很高興親自寫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題名。

(二)加強教科書隊伍建設

1953年5月，毛澤東主持了一次討論中共中央政治局教育相關工作的會議。 他非常重視中小學的教科書建設問題。 當得知人民教育出版社只有30多家時，他認為這樣重要的業務，30人太少，300人也不為過，指示教育部縮小其他攤點，動員廣大干部編寫社會主義教材。

在毛澤東的直接提問下，許多國內課程和教材研究的專家、學者、優秀教師相繼從全國派往北京。 建國初期文化干部奇特，人民教育出版社當時在各個學科有相當高的造詣，如葉圣陶、辛安亭、朱文叔、劉薰宇、胡繩、周建人、呂叔湘、戴伯韜、吳伯簫、陳樂素、張志公、鞏紹英、朱智賢、方宗熙等 人民教育出版社各學科教材編寫隊伍基本成型，學術實力雄厚，逐漸成為全國中小學課程、教材和教育研究的核心基地，承擔著編撰教學大綱和全國中小學通用教科書的任務。 目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全國中小學教科書出版行業仍處于領頭羊的地位。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立和優質的全國通用教科書的出版，使得全國中小學采用了國家統一編寫的教科書，結束了建國初期教科書各自政治混亂無序的局面。 中小學教科書的統一是當時國情決定的，也是歷史的必然，有利于教科書質量的提高，可以說促進了全國各地中小學教育質量的均衡，而且它統一了當時國家的意志，維護了社會的穩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一)教科書事關國家未來，教科書的政治教化功能不容忽視

教科書的問題不是小事。 有什么樣的教科書，有什么樣的年輕一代，有什么樣的國家和未來？ 毛澤東認為學校教科書關系到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培養，必須高度重視。 事實表明，新中國成立初期，教科書成為維護政權合法化的主要渠道，成為傳達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媒體，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有力武器。 教科書的政治教化功能得到了充分發揮。

近年來，由中小學教科書問題引起的一點風波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引起了人們對教科書的關注。 如2006年，上海二期課改中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中，中國共產黨指導革命、階級斗爭的副本相對減少，摩根銀行、比爾·； 蓋茨、紐約證券交易所等的復印件將納入教科書。 這些引起了人們的爭論。 年10月，北京幾位歷史學家批評這本教科書脫離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背離我們黨關于歷史教育根本任務的要求，造成思想混亂，威脅社會穩定等，教育部采納了他們的建議，要求禁用這本教科書。 2002年，北京教育科學院編寫的北京版義務教育語文教材，將教材第13卷中上帝創造宇宙的圣經故事作為神話故事收錄在教材中，引起了人們的譴責。 年末，北京教育科學院的專家修訂這本語文教材時，刪除了上述資料。 這些教科書發生的主要原因是淡化教科書的意識形態。 教科書政治教化的功績總是不容忽視的。

(二)教科書的編寫要觀察理論性和實踐性的融合，加強其對比性和實用性

教科書是知識的載體，繼承科學文化知識應是其首要任務，教科書的編寫應體現其科學性、系統性，但不能過于繁瑣、過于深奧、脫離現實。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全面學習蘇聯，在教科書建設中，從文案到名稱，各個方面引進蘇聯的教科書，有助于促進教科書的科學化、規范化建設，但它忽視了我國和蘇聯之間的文化背景差異，違背了我國國情，犯下了教條主義錯誤

毛澤東主張，教科書要為工農社會服務，把工業農業中的實際問題勾結在教科書上，編寫一點鄉土教材，讓學生真正學到實用的知識。 毛澤東對教科書的上述主張切中要害，有助于緩解教育與生產勞動的結合、教育脫離生產、生活實際等問題。 這些理念至今仍值得我們在編寫教科書時參考。

教科書是教本，更重要的是學習本，為學生服務。 教科書的復印件一定要符合學生的年齡特性，需要對比性和準確性。 特別是在當今多樣化的時代，我們要加強鄉土教材建設，培養學生的鄉土意識和民族感情，加強和強調愛國主義教育。

(三)教科書應當精簡、精簡，但要遵循一定的大體和標準，不能過分

教科書復印的復雜性、難度、偏頗、陳舊性，確實給學生帶來了很大的負擔。 教科書可以簡化，也可以簡化，但凡事都要有個程度，如何減少或不減少，都需要科學研究，不要過分。

如果教科書過于簡單化，理論知識的連貫性和系統性就會減弱，教科書的質量就會下降。 特別是在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教科書采取增加、刪除、增加、交換的方法，嚴重損害了教科書的邏輯性、系統性、科學性，導致當時的教科書要素不完整，學校教育質量下降。

其實，在簡化教材、減輕學生學習負擔、促進學生健康成長的道路上并不平坦。 新中國前17年共發行11個重要文件，發行單位不是中共中央、國務院、教育部，規格不高，密度也不高，但效果一直不理想，特別是在課程和教科書簡化方面，不符合毛澤東提出的要求。 現在，應該說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處理，中小學生的學業負擔依然很重。 這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客觀地說，人才的成長有其自身的規律，學生在學校學什么、應該學多少、應該承擔多少、它們可以減少、不能減少等等，這些都是應該深入研究的，任何改革措施的提出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術有自己的獨立性，教育也有自己的運行規則。 為了多次保證學術標準和教育質量，學生也許必須承受的負擔和壓力。

毛澤東一生中最關心意識形態的問題。 在他看來，教育，特別是學校教科書作為意識形態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關系到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大問題，一點錯誤也不能有。 因此，他對教育和學校的課程、教科書特別感興趣，他的教科書編寫理念直接影響著當時學校的教育和課程、教科書的改革。 他的一點觀點是剔除課程和教科書對不利于學生快速發展的弊端仍然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特別是毛澤東關于簡化課程和教科書的理念在新時期的今天并未過時，仍然要加強這方面的改革。

]m·，美與美； 阿普爾著、侯定凱譯:《教科書政治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頁。

[2]《建國以來重要的文獻選集》第1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頁。

[3]《結黨以來重要的文獻選集( 1912-1949》第1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年版，第619頁。

[4]《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頁。

[5]滕純:《毛澤東教育活動紀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頁。

[6]《建國以來重要的文獻選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

[7]宋云彬等:《初級中學語文教科書》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版，第1頁。

[8]《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頁。

[9]《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頁。

[10]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頁。

[11]《關于赫魯曉夫的偽共產主義及其世界歷史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

[12]《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頁。

[13]《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9頁。

[14]《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0頁。

[15]陳桂生:《當代中國的教育靈魂》，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頁。

[16]吉林師范大學政治教育系教育專業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頁。

[17]《毛澤東早期手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頁。

[18]《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頁。

[19]吉林師范大學政治教育系教育專業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頁。

[2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集》第18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頁。

[21]《建國以來重要的文獻選集》第18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頁。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教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頁。

[23]何東昌:《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 1976-1990 )》，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8頁。

[24]宋元放:“中國出版史料·； 近代部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頁。

[25]宋應離、張岱斌:《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第2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

本文：《“毛澤東關于教科書的編寫理念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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