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不僅具有高度的理論水平，而且一貫重視把總結經驗作為重要的工作做法和思想做法。 就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而言，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開端，必須面對一個又一個又多又復雜尖銳的政策、策略課題，曾在黨內引發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對中國革命造成致命的打擊 是毛澤東拯救了黨，拯救了革命。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土地革命失敗、工農紅軍長征后，正如毛澤東后面所說的，在抗日時期，我們制定了符合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系列具體政策。 這個時候，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的王國被我們所認知，我們獲得了自由。 到這個時候，我們已經進行了20多年的革命。 過去幾年的革命事業，帶有很大的盲目性。 如果有哪個同志，比如中央的哪個同志，比如我自己，說自己從一開始就完全認識了中國革命的規律，那就太驕傲了。 請不要相信。 沒有那種事。

同樣是領導中國革命，為什么陳獨秀、王明等人總是葬送中國革命，毛澤東卻能拯救中國革命？ 毛澤東先知先覺，生來就知道嗎？ 毛澤東已經告訴我們了。 那是自豪的。 請不要相信。 沒有那種事。 那么，毛澤東是靠什么引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呢？

從戰爭中學習戰爭

1965年7月2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剛從國外回來的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和夫人時，突然向李宗仁的機械要職秘書程思遠提問。 “你知道我為什么吃飯嗎？ 路程一時茫然不知對不對。 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

我正在總結經驗吃飯。 以前我們人民解放軍打過仗，每次戰后，一定要總結經驗，發揮長處，克服短處，然后輕裝上陣，乘勝前進，從勝利走向勝利，終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的這個說法，完全符合他自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現實。 他有一句名言:“讀書是學習，錄取也是學習，更是重要的學習。” 從戰爭中學習戰爭是我們的首要做法。

他又說:

成為真正有能力的高級指揮官，不僅僅是擅長開場和紙上談兵的角色就能完成，必須在戰爭中學習才能完成。

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對立的是紙上談兵，教條主義，理論與實際不符。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曾多次出現右傾和左傾的機會主義路線，其根源是理論脫離現實。 毛澤東借明代學士解碼的名文墻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諷刺山竹筍、嘴尖肚厚空調查研究、紙上談兵、不重視夸夸其談的教條主義者。

在1941年寫的《反駁第三次左傾路線》一文中，毛澤東將怎樣傲慢卻一生的教條主義者們稱為老爺，指出:

老爺們不僅完全不認識這個世界，還胡亂改造這個世界，結果不僅是自己的頭，還引誘了一群人，把頭都搞壞了。 老爺們雖然對中國革命的必然性是盲目的，但卻要成為人們的向導，正是&lsquo； 盲人騎著盲人的馬，半夜來到了深水池。

因此，毛澤東歷來認為，認知來源于實踐，只有實踐才能挖掘真知，是最聰明、最有才能、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

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

毛澤東不僅重視總結自己的經驗，也重視總結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經驗。 1964年8月29日，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代表團成員馬拉說:“你能告訴我們嗎？ 所以這樣偉大的秘密是什么？ 你怎么能變得這么偉大？ 你力量的源泉是什么？ 毛澤東坦率地回答了。 我沒有什么偉大的。 我只從老百姓那里學到了一些知識。 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

毛澤東指出如下

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見、計劃、方法，都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從人民群眾的實踐中獲得，或者在自己的科學實驗中，他的頭腦只能起到建立加工廠制作成品的作用，否則，什么 人腦完成的這個成品，到底是否好用，是否正確使用，都要交給人民群眾來測試。

他在《反對本義》一文中明確指出，共產黨正確堅定不移的斗爭戰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家里產生的，而是在群眾斗爭的過程中產生的，這是在人民群眾的實際經驗中產生的。 他曾批評說，多位同志不善于重視和總結群眾斗爭的經驗，喜歡主觀主義，自作主張地發表了多種意見，以致于自己的意見變成了不現實的空論。

談到與大眾的關系，毛澤東在《駁斥第三次左傾路線》一文中指出:

如果客觀情況有助于我們前進，我們將向小組眾說紛紜。 你們前進吧。 如果不利于我們前進的話，我們會向集團做諸說。 你們暫停一下吧。 (差不多&lsquo； 等待主義)，或者“你們退卻吧”(大有&lsquo； 機會主義的嫌疑)！ 我認為這至少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看法。

在這句話中，毛澤東滑稽而嚴厲地揭露了在不利的情況下迫使群眾暫時停止或退出，在左傾教條主義者看來是待機主義和機會主義。 因此，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指出，當時偏左的教條主義者們不僅不愿意公開合法的工作，也不愿意認真秘密的工作。 什么事都暴露，施展力量，被稱為英雄，愛明天早上勝利。 結果，在三年多的時間里，在敵人的統治區域擾亂了黨，一些群眾的力量也混亂了。 他們所謂的&lsquo； 各種各樣的形式，只不過是空的語言，但其實他們只有一種方法。 打，鬧，喊，除此之外沒有別的。

很明顯，采取紙上談兵、理所當然的態度，并不能汲取大眾的智慧。 那么，怎樣才能從大眾那里汲取經驗、智慧和力量呢？ 毛澤東指出:

只要是正確的領導人，就一定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也就是說，要總結群眾的意見(分散的非系統意見)，經過研究，變成集中的系統意見)，再進入群眾中進行普及解釋，變成群眾的意見，讓群眾多次堅持下去，在群眾的行動中體現這些意見是否正確 然后從群眾中聚集，多次進入群眾中。 這樣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準確，更生動，更豐富。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知論。

要看前途，就一定要看歷史

毛澤東越是重大的歷史關頭，越重視讀歷史、學歷史。 研究歷史，并不是要潛入故人的山里。 相反，正如毛澤東所說，要看到前途，就一定要看到歷史。 抗日戰爭剛進入戰術沖突階段時，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呼吁。 凡是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

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發售，引起毛澤東的高度熱情，他將此文作為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文件。 同年11月，特意給郭沫若發了信。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來看。 獲勝是驕傲，獲勝更是驕傲，一次又一次地吃虧。 為什么不引起這樣的缺點，值得觀察。 通過研究明代末李自成農民起義的勝負得失，毛澤東直到中國革命勝利前夕，才保持冷靜的頭腦，預見到共產黨在革命勝利后同樣會發生驕傲自滿、功臣自居、貪污腐敗等現象，為全黨敲響了李自成的警鐘。

毛澤東把總結歷史經驗的重要性提高到了馬克思主義認知論的高度。 他說。 “人類的歷史是指從必然的王國迅速向自由的王國持續發展的歷史&hellip； &hellip； 因為這個人類必須經常總結經驗，發現，發明，創造，前進。

毛澤東的許多書籍是在總結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編寫的，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解體》、《中國革命戰爭的戰術問題》、《實踐論》、《論矛盾論》、《新民主主義論》等 他在《如何研究中國共產黨史》一文中更確切地提出這項研究是必要的，因為現在大家都在研究黨的歷史。 不明確黨的歷史，不明確黨的歷史上走過的道路，就不能把事件做得更好。

毛澤東還明確指出，唐代文學家韓愈人不通古今，借用馬牛和領裾的詩句，作為革命家，不善于獲取歷史，不研究歷史，不從歷史中總結經驗，就不能起到很大的政治作用。 他說:“&lsquo； 人不知古今，馬和牛合下擺，就是不知古今，就像牛和馬穿了和服一樣。 什么是古代？ 古是歷史，過去的都叫古，&hellip； &hellip； 就是現在。 我們單通現在不夠，還得通過。 &hellip； &hellip； 特別是我們共產黨員，必須知道越來越多的古今。

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

毛澤東的優點不僅在于總結成功經驗，也在于吸取教訓，從中尋找成功的先機。 他說。 “認知的盲目性和自由，就是不斷地交替和擴大該行業，錯誤和正確永遠并存&hellip； &hellip； 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

1935年1月底，遵義會議后，掌握紅軍指揮權的毛澤東在土城戰役中失利，紅軍損失慘重。 在扎西會議上，毛澤東總結了三個教訓。 一是敵情不明，二是輕敵，三是分散兵力。 吸取這次戰斗的教訓，毛澤東是四度橫渡赤水的神來之筆，留下了戰爭史上的得意之作。 可見，毛澤東的優點不是不犯錯，而是善于從錯誤中總結經驗教訓，迅速將教訓轉化為聰明和寶貴的經驗。

由于注重利用錯誤和教訓，毛澤東在總結經驗時，總是抓住正反兩面。 他在1928年11月的《井岡山之爭》文章中，講述了湘南之間邊境割據的成功經驗，以及4月和8月兩次失敗的教訓。 1936年12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術問題》一文中總結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前三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 他多次指出，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不可避免的，錯誤有兩重性。 另一方面，傷害黨，傷害人民； 另一方面，是好教師，好好教育黨，教育人民，造福革命。 失敗是成功之母。

總結教訓不僅包括總結自己失敗的教訓，也包括總結別人和敵人失敗的教訓為我所用。 有一句毛澤東的名言。 如果掌握別人的經驗，他的本事就會變大。 但是，要從別人的經驗中學習，就需要抱著誠實的態度，謙虛地接受意見。 因為毛澤東還指出:“失敗確實是成功之母。” 但是，謙虛地接受他人的經驗也是必要的，如果什么都要等自己的經驗，否則固執地不接受自己的意見是足夠的&lsquo； 狹隘的經驗論。

毛澤東以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為例，證明了錯誤的經驗對指導中國革命有意義。 從這幾點來看，他認為他自己是王明的學生。 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教師不僅應該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還應該包括帝國主義、蔣介石、革命隊伍內部犯錯誤的同志。 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就不能工作。

毛澤東重視經驗，但堅決反對經驗主義，認為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一樣有害。 他歷來認為，為了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從業經驗者不能放棄理論學習，必須把感性經驗提高到更合理綜合的理論認知上。

靈苗和毒草涉嫌無毛

宋代的詩家蘇軾曾經有這樣一首詩。 “靈苗和毒草似乎完好無損。 由此可見，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毛澤東，與陳獨秀、王明等人的區別不在于不犯錯，而在于善于總結經驗，通過總結經驗吃飯。 他善于在斗爭中學習，在群眾中學習，從歷史中學習，從錯誤中學習，他不僅不是一些人攻擊的狹隘的經驗論者，而是無從下手的大學批發商。 但是，毛澤東從不讀死書，鬧事從來不從書本出發，他總是把書本知識和實際斗爭聯系起來，多次從實際出發。

如果不善于總結經驗教訓，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就會像歷史上的王明一樣，從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一下子跳向右傾投降主義、統一戰線的一切服從。 王明從左向右跳，其中沒有必然的聯系嗎？ 今天，我們左派隊伍的一些保守派朋友煽動沒有經驗的年輕人左右為難，即使遭遇失敗也不知道總結經驗和教訓，仍然用正確的大方掩蓋著錯誤的策略。 其中，保守、激進、諸多不明現象的背后，是不是沒有一點內在的聯系？

王明一生都沒有承認真正的錯誤。 他晚年逃往蘇聯和匈牙利，投奔蘇聯修正主義集團，攻擊毛澤東，攻擊中國共產黨，寫了許多為過去的錯誤辯解的書。 王明，最終是王明。

毛澤東不是。 他胸懷寬廣，總是一分為二地看問題。 例如，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時，反對彭德懷等人借大躍進中的一點問題徹底否定三面紅旗，但在同一個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他看到了當時東北合作區委辦公廳綜合小組組長李云仲的來信，非常有趣。 李云仲的信沒有談大躍進中的成績，羅列了很多關于缺點和問題，但毛澤東仍然在批斗中李云仲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觀點，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志，說這位同志的利益是出自己的思想和盤 另外，在批準中，我將把這封信放在中央一級和地方一級(省、市、自治區)兩級黨組織中，特別是在計劃機關中，進行討論，同時展開討論，正確分析1958、1959年自己工作的長處、利弊得失，取得統一的認知 &hellip； &hellip；

所有這些，都是毛澤東和陳獨秀、王明等人的不同。 其中有深度嗎？ 其實，一點也不深，說起來很簡單。 但是，做起來很辛苦！

本文：《“毛主席：“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