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黃浦區(舊盧灣區)南昌路和淮海中路之間，有一座被稱為漁陽里的老式石庫門中的建筑物。 漁陽有一條貫穿南北的小巷，淮海中路(原霞飛路)、南昌路)原環龍路)、淮海中路附近的鄰居叫新漁陽里，南昌路附近的鄰居叫老漁陽里。 南北兩個漁陽中，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中也很突出，蘊藏著重要的歷史遺跡。 新漁陽曾設有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第一個培養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學校外國學社、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通訊社華俄通訊社。 本文是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手2號)，這里被稱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源地。

老漁陽里建于1912年，內部有8幢磚木結構2層的石庫門大樓，其中2層朝北坐，是2層磚木結構的古老石倉門住宅，原是辛亥革命時期安徽都督柏文將的私宅，被稱為柏公館。 這座柏公館后來成為陳獨秀在上海的住所，也是因為柏、陳兩人有著不同尋常的歷史交流和革命友誼。

陳獨秀出生于安徽安慶，柏文將出生于安徽壽縣，辛亥革命大潮將分居安徽一南一北的兩人聯系在一起。 1904年，陳獨秀在安徽蕪湖組成反清革命團體岳王會，擔任總會長，成為安徽地區資產階級革命領導人。 柏文將為岳王會南京支部會長，兩人的革命友誼初步形成。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后，安徽省于11月8日宣布光復。 由于首任都知事朱家寶沒能治理皖，革命黨孫毓筠取代了他，任命陳獨秀為都知事府秘書長。 辛亥革命失敗后，孫毓筠北上投靠袁世凱，當時南京臨時政府第一軍司令柏文將出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 陳獨秀因學識淵博、宗旨單純，再次被任命為都督府秘書長。 兩人合作的默契，曾經有武有柏、文有陳這樣的說法。 袁世凱逆襲，孫中山發生第二次革命時，兩人迅速應對，宣布安徽獨立，組織袁軍討伐。 因此，陳獨秀作為第一要犯被北洋政府通緝，逃亡上海，在袁世凱手下被家宅搜查，被駐扎在頸鼠兩端的駐軍首領龔振鵬拘留，險些喪命。 經過這次大難，對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來說，關系自然更深了。

五四運動中，陳獨秀成為思想界的明星，并受到北大保守勢力的仇恨、排擠、北洋軍閥政府的逮捕、迫害，于1920年2月被李大釗護送離開北京返回上海。 2月19日，逃過北洋政府的控制，從北京來到上海的陳獨秀無處容身，不得已先在惠中旅舍住宿。 驚魂未定的時候，又被疾病困擾，之后被摯友汪孟鄒在亞東圖書館療養，短暫停留。 得知曾同甘共苦的辛亥老友陳獨秀無處容身，柏文將正好另當重任離開上海(一說遷居新漁陽里)，陳獨秀一家住在老漁陽里的2號宅邸。 4月，原本剛強、不易接受他人禮物的陳獨秀搬到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的柏公館，開始了傳奇的歲月。

據考證，陳獨秀于1920年4月起正式移居老漁陽里2號，1922年9月下旬離開上海前往北京參加共產國際第四屆代表大會，在此期間，陳本人曾4度離開或強制離開。 一是1920年12月至1921年8月應邀前往廣州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二是1921年10月4日至26日首次被法國租界巡察室逮捕； 三、1922年8月9日至18日在巡察室第二次逮捕； 四、1922年8月29日至30日曾秘密前往浙江杭州主辦中國共產黨中央西湖特別會議。

1920年2月，為了避免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秘密遷往上海，在護送陳獨秀離開北京的途中，李大釗與陳獨秀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 李大釗認為，“如果是一個團體，就一定要有確定主義，旗幟要鮮明。” 此時的陳獨秀也已經將矚目的眼球從青年學生轉向勞動者群眾，從傳遞思想文化轉向建立共產黨組織。

而且，我國無產階級的英勇斗爭和馬列主義的廣泛傳播也引起了共產主義的重視。 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東方局的維經斯基以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了解情況。 一起來的還有他的夫人、秘書麥葉夫、翻譯楊明齋等。 他們到達北京后，利用俄羅斯駐華大使館，在北京大學找到了教俄語的俄羅斯人玻利維亞，經他介紹，與李大釗進行了會談。 之后，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熱衷于馬克思主義的青年學生和進步人士曾與他們進行過幾次座談。 李大釗還介紹了這一行人來上海與陳獨秀會談的情況。

維經斯基等人抵達上海后，陳獨秀推薦他們擔任《新青年》撰稿人李漢俊、陳望道、沈雁冰、《民國日報》副刊《自覺》主編邵力子、《星期評論》主編戴季陶、沈玄廬、《時事新報》主編張東東 陳望道說，我們(指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邵力子)經常在一起反復交談，越談越覺得需要徹底改革舊文化，從根本上改造社會制度，需要組織中國共產黨 基于這些活動，維經斯基提出了建設中國共產黨的意見。

1920年5月，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陳獨秀首先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邀請邵力子、陳望道、李漢俊、戴季陶、沈玄廬、俞秀松、沈仲九、劉大白等人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了黨建問題。 由于當時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人態度不一致，陳獨秀不得不多次組織會議，討論黨建問題。 1920年6月，他與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等經過兩次會議協商，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 經過充分的準備和準備，在陳獨秀的主持下，中共上海初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的寓所正式成立，選舉陳獨秀為書記。 這是中國成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 當時，這個組織被命名為社會共產黨，還起草了黨的綱領。 黨綱草案共有十條，其中包括采用勞動獨裁、生產合作等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 此后不久，陳獨秀就使用社會黨還是共產黨的名字征求了李大釗的意見。 李大釗主張命名為共產黨，陳獨秀完全同意。

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通過各種途徑積極推進了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 1920年8月，陳獨秀寫信給北京李大釗、張申府，建議在北方建立組織。 北京的基礎比較好，1920年3月已經成立了以五四運動骨干和積極分子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經過一系列的準備，北京的共產黨初期組織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辦公室正式成立，當時被命名為共產黨集團。

之后，相繼推進武漢、長沙、濟南、廣州、旅日、旅法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由于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發揮了臨時中央的作用，也被稱為中共上海發起集團。 參加我們黨早期革命活動的葛薩里奧夫在其《中國共產黨簡史》中說，上海集團為建立全中國的共產黨奠定了真正的基礎，上海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真正中心。

1920年4月，離開北京的陳獨秀將《新青年》雜志也搬遷到上海，部設在老漁陽里2號的公寓里。 1920年9月1日，經歷了思想上的巨大變革，陳獨秀成為了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堅定的中國共產黨人。 從第八卷第一期開始，他苦心經營了五年，將被視為生命的《新青年》正式改組為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領導的社會主義刊物。 一些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 改組后的《新青年》，設立了新論、通信、隨想錄等欄目，重視推進馬克思主義，特設了俄羅斯研究，用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誘惑了網民。 1921年1月，法國租界宣布《新青年》為過激派刊物，禁止在上海印刷。 于是，從第八卷第六號開始，《新青年》開始在廣州出版。

在差不多同一時期，為了加快推進黨建的思想輿論準備工作，更直接、更全面地對進步知識青年進行社會主義和黨建的理論教育，1920年11月7日，李達創辦了半公開的大型機構雜志《共產黨》月刊，設在他居住的老漁陽里2號。 隨后，隨李達搬到了輔助德里625號(今成都北路7弄3號)。 1920年8月，李達為了給同志搞社會革命從日本回國，流亡陳獨秀。 陳獨秀離開他留下來，為李達和王會悟舉行了婚禮。 兩人的新房后來成了《共產黨》月刊部的所在地。 李達擔任主編的《共產黨》月刊，適應各地黨建工作的迫切需要，受到熱烈歡迎，被視為必讀刊物，在國外工作學習的游子們也在傳閱。 從1920年11月7日創刊到1921年7月(黨的一大后停刊)，只出版了6期，傳達了馬克思主義立黨學說，進行了黨的基本知識的教育，在思想上統一了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認知，進而達成了組織上的統一，為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 毛澤東同志曾用旗幟鮮明的四個大字高度贊揚了《共產黨》月刊。 共產國際的馬林代表認為《共產黨》月刊雜志和《新青年》在文案中有重復，因此提議合并兩刊，提供新的周報代替。

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又在老漁陽里2日創辦了中國最早推行馬克思主義的工人刊物《勞動界》。 該雜志仍由陳獨秀擔任主編，用通俗的語言推進馬克思主義，啟發勞動者進行斗爭。 1921年1月停刊。 此外，在創刊《共產黨》月刊的哪一天，陳獨秀執筆，小組撰文人參加討論，起草了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宣言》。 這個最初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從來沒有發表過。 其中原稿的原件，至今下落不明。 1956年，蘇共中央向中共中央轉交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文件時，其中就有這份宣言的中稿。 但是，這個原稿不是原件，而是根據英譯稿翻譯的。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7月30日的會議受到租界巡察的干擾，最后一次會議被轉移到浙江嘉興召開。 會議通過了我們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選出了中央局的領導機關。 陳獨秀當時在廣東忙于籌備學校，沒能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名，但由于他的威望和經歷，他被選為黨的總書記，另外，北京代表張國燾被選為組織主任，上海代表李達被選為推進主任。

中國共產黨第一屆后，陳獨秀還在廣州，所以書記的職務暫時由周佛海代理。 1921年8月，陳獨秀回上海主持中央業務，中共中央業務部設在他家。 李達回憶說，曾在9月期間，陳獨秀辭去廣東教育廳廳長一職，回上海擔任中央局書記。 他住在老漁陽里二號。 中央三人的集會在老漁陽里二號樓下的客廳，或者曼谷舉行。

1920年10月4日，法國租界巡察隊闖入陳獨秀寓所，以出售《新青年》和公然煽動他人兩罪逮捕陳獨秀。 然后被逮捕的是陳的妻子高君曼、包惠僧、楊明齋、柯慶施等人。 經由馬林等被釋放了。 1921年11月，陳獨秀在老漁陽里2號首次以中央局書記(英文簽名為t.s.chen )的名義，向各地黨組織發出《中共中央局通告》，部署到黨的組織、推進工作中。 各區將全力組織鐵路工會，特別強調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五區，要求到明年7月將黨員迅速發展到30人。 成立執行委員會并迅速發展青年團組織，到1922年7月成立團員超過2000人的鐵路工會，到1922年7月兩大召開時觀察青年和婦女運動等的開展。

除了主持和開展中央日常工作外，第一是準備舉辦中國共產黨第二大。 陳獨秀負責起草《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其他決議草案，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起草委員會負責人，與張國燾、蔡和森共同負責。 中國共產黨第二大宣言和決議，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也是陳獨秀對中國革命和黨的綱領問題認識和理解的集中體現。 中國共產黨第二大是陳獨秀親自主辦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不僅是他在黨的第一領導期間主辦的唯一沒有共產國際代表列席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也是共產國際存續24年( 19191943年)期間唯一沒有共產國際代表列席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二大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創立過程真正完成的會議，具有里程碑意義。

1921年10月和次年8月陳獨秀連續兩次被老漁陽里2號逮捕，引起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觀察，決定單獨掩蓋陳獨秀，不告訴任何人其地址。

1922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遷往北京，陳獨秀本人也奉命前往俄羅斯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 老漁陽里2號結束了陳獨秀住所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歷史使命。

陳獨秀入住老漁陽里兩天后，這里很快成為中國第一個共產黨聚會、學習和交流馬克思主義、發動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場所。 而且，在陳獨秀的影響下，許多早期的共產黨人在這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走上了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道路。

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上海找到陳獨秀后，在老漁陽組織過幾次座談。 經過多次座談，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得出了一個一致的結論:更好地了解俄羅斯和俄羅斯的情況，走俄羅斯人的道路。

1920年5月，陳獨秀計劃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他先找了《周評論》社的李漢俊、來自浙江的陳望道、主編《民國日報》副刊《自覺》的邵力子，還有周評論社的施存統、俞秀松、劉大白、沈仲九等。 陳望道回憶說:“大家住在附近，經常在一起，反復交談，越說越覺得有必要組織中國共產黨，于是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那個時候，我們經常在環龍路漁陽開會。 陳獨秀先生曾住在這里。 我后來也搬到這里住了。

1920年6月，第二次從北京來到上海的毛澤東到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寓所，一起探討馬克思主義和馬列的書。 毛澤東說:“我在那里再次見到陳獨秀。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北京。 我曾在國立北京大學。 他對我的影響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大。 到1920年夏天，我在理論上和一定程度上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 而且從那以后，我也覺得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張國燾的回憶: 1920年7月，他從北京來到上海，到老漁陽里2號拜訪陳獨秀。 陳獨秀非常高興，表示要和我商量共產主義運動的事件，熱情地邀請我住他家，從長計議。

林伯渠也回憶說，1920年12月，我去上海會見陳獨秀，參加了當時上海的共產主義研究小組。

當時商務印書館翻譯辦公室的英語系、國文系的沈雁冰，他的才能、思想、文學主張，一直受到陳獨秀等人的關注。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上海成立時，陳獨秀邀請他，委托他為《新青年》等刊物撰稿。 隨后，據李達、李漢俊介紹，沈雁冰加入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首批黨員之一。

來自湖南的李中也在陳獨秀的影響下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他熱心于工人運動，在上海江南造船廠工作期間，通過同鄉和知心朋友的工人，廣泛地聯系了工人群眾。 陳獨秀對李中評價很高，之后邀請他回家住。 在老漁陽里2號上，李中結識了李達、陳望道、李漢俊、李啟漢、俞秀松等同志，在與他們的接觸中，思想理論水平不斷提高，1920年8月，李中首次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上海初期組織。

話說，老漁陽里2號真是個了不起的史跡。

(作者:中國共產黨第一大會址紀念館) )。

本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祥地：上海老漁陽里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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