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科分類來說，1919年至1949年稱為現代文學，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文學稱為現代文學或社會主義時代的文學。 現代文學至今已近60年。 現代文學是30年。 現代文學的部分經過幾代人的反復研究，做了很多課題，也出版了很多書，所以相對來說作為一個學科已經很成熟了。 現代文學基本上是到了新時期才開始研究，逐漸獨立建立了學科。 雖然現在也出版了很多現代文學史，也出版了很多書籍，但是也有很多未開墾、未研究的處女地。 所以，現代文學研究面臨的挑戰是:第一，它的生產規模太大，不斷發展，我們的研究力度沒有跟上。 所以會產生很多作家、很多作品沒有人閱覽和評論的現象。

我認識李爾重同志。 現在90多歲了。 原來是河北省黨委書記。 他參加革命后一生是干部，曾任武漢市長、書記。 之后在河北省做總督、書記。 最后以省黨委書記的位置引退了。 但是，他一生都在寫。 他寫雜文、散文、中短篇小說，最后退下來寫長篇小說。 被稱為《新戰爭與和平》，一共8卷，580萬字，擺在桌子上這么高。 每個都像磚頭。 有一年，他出版這本書后開了座談會，但參加座談會的評論家沒有一個讀過他的書。 后來，在中國人民大學有一位叫余浮的教授，他組織了一個名為“新戰爭與和平”的研究會，專門研究這場“新戰爭與和平”。 李爾重同志前年寄給我一套他的文集。 一共22卷，裝在箱子里，沉甸甸的，非常感慨。 我想什么時候有時間讀完他的文集。 ！

說到長篇小說，前幾天我被我們單位的一位評論家叫做白燁。 是韓寒和他在網上打仗。 因為他每年都要做“文情報告”。 我問他去年在我國新出版的長篇小說有多少？ 他說有1200輛。 這個數字在海外、其他國家聽起來都很吃驚。 那一年，我訪問了中東的小國約旦。 那個地方是古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后來成為英國人的殖民地，獨立了。 我向他們的作家介紹說，我們國家目前一年生產長篇小說800部。 那個時候是800部。 我說800部的時候，他們都騷動起來，覺得你們中國好厲害，一年能生產這么多長篇小說。 我待會兒見，我們中國人很多啊。 人多作家也多，所以作品也多。

但是，這種文學的產量和規模在60年間絕非如此。 建國初期，17年新出版的長篇小說不過320部。 文化大革命的10年間，過去被稱為空白色，但實際上不是空白色。 文革期間出版的長篇小說有140部。 蘇州大學有王堯教授，他現在專攻文革時期的文學研究。 到了新時代，我們一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從五六十部開始，之后變成了一百多部。 但是到了90年代，從1991年到1995年的5年間生產了2500輛。 當時，國家信息出版總署設立了五年長篇小說評獎，我請他們擔任評委會副主任。 楊牧之同志是主任，他們提供了非常詳細的名單和詳細的數字，我相信它是可靠的。 也就是說，5年間為2500輛，1年為500輛，現在為1200輛，這是1年。

那么，這將給我們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人帶來很大的壓力，也帶來很大的挑戰。 確實，我們現在有很多作家和作品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和評論。 我們翻開了現代文學史，現在寫的作家很少。 當然，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會進入文學史。 進入文學史的作家都要為我國文學的快速發展做出新的貢獻，推動文學歷史的快速發展，具有全國影響力的作家才能進入文學史。 但是，現在盡管很多作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沒有進入文學史。 關于剛才提到的李爾重同志，通常的現代文學史沒有寫給他。 我自己編過《新中國文學史》。 我收錄的還是最多的，我想有400多位作家，也沒有利亞重同志。 我經常感嘆，現代文學中有魯迅這樣的偉大作家、郭沫若這樣的作家、茅盾、巴金這樣的作家，現代有偉大的作家嗎？ 我不敢回答。

現代文學研究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由于我們現在觀點的多元性和價值的多元性，作家對作品的評價分歧很大，意見不一致。 例如建國1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約有10部，后來被認為是紅色經典。 其中柳青寫的反映農業合作化的小說《創業史》，寫的是合作化初期，陜西省一個叫蟾蜍灘的地方，農民梁生寶組織互助小組開展農民之間的互助合作。 書中對梁生寶的態度非常贊賞，把他寫成了社會主義新人、新英雄人物，并對梁生寶的父親、梁三老這位貧困農民采取了批判態度。 梁三老人的理想是將來成為四合院的老年人，成為小農經濟的富裕之家，擁有自己的牲畜和土地。 另一個被批評的人叫郭振山，是黨員，但他想自己致富，不贊成合作化。

這部小說剛出版時曾受到評論家很高的評價。 當時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和著名評論家唐弢看到后，稱贊這部小說寫得好、寫得深。 之后，《文藝報》的主編和擔任中國作協副主席的馮牧先生為評價這部小說寫了頭版評論。 《文藝新聞》當時用了三期版面刊登了三篇萬字評論，一篇是馮牧的，一篇是李希凡的，另一篇是姚文元的。 這些評論對《創業史》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改革開放后，我們實行家庭承包聯產責任制，上門承包生產。 據說這等于宣布合作化失敗。 還有人說合作化在當時不應該做。 這里提出了一個問題。 當年歌頌梁生寶，批判梁三老人和郭振山是不是錯了！ ？ 從現在一點人的觀點來看，郭振山似乎是對的。 因為現在的人追求發財。 那么，批判梁生寶歌頌郭振山吧？ 而且現在梁三老人好像也沒錯！ 那么，這就會出現評價價值的差異。

對《創業史》第一部的評價，是肯定梁生寶的公平、公開和忘我，致力于大家共同富裕，還是只追求梁三老人和郭振山的個人發展而致富？ 這事實上涉及今天在評價許多問題上的兩種價值評價體系: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意識體系，以及西方自古流傳下來的以人道主義崇尚個人為象征的思想意識體系。 現在，中央領導人的報告中提到提倡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共產主義的道德理想。 但是學術界也有很多同志不贊同，有些批評還很尖銳。 我知道毛主席寫了一篇文案贊揚張思德、白求恩等人不自私，只專注于人的利益。 毛主席稱贊他們是純粹的人、高尚的人！ 但是，一些教授認為這個復制品是謀殺的復制品，違背人性。 他完全是因為西方的人道主義從個人主義和個人利益第一的大體上看問題。 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指出的，有些人把資產階級的人性看成是唯一的人性，無產階級的人性就是非人性。 如果按照他們那樣的邏輯，個人利益不是首要走向極端的個人主義嗎？ 那么，當今社會出現的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不僅不能批判，而且必須提倡。 這樣的思想導向能引導我們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嗎？ ！ 所以，兩種價值評估體系的差異和沖突，實際上關系到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關系到我們要走什么樣的道路的問題。

在我們過去的50年里，有一個錯誤，就是不分解而全盤否定曾經從西方傳來的人道主義。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繼承了西方傳來的人道主義思想，并基于歷史唯物主義迅速發展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 恩格斯曾經在人道主義自由、平等、博愛來源的各個西方中闡述了古代基督教的思想，社會主義就是繼承了這一點。 的空像圣西門、歐文、傅立葉這樣的社會主義者都是人道主義者，他們實驗的事業是同情弱者，讓勞動者過上更好的生活。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思想家對人道主義的倡導，有其貢獻。 西方文藝復興后，在人道主義思想鼓舞下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影響了全世界，發揮了偉大的歷史作用。 但是，資產階級拿這個來粉飾階級剝削和階級對立的事實是欺騙性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應該在歷史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通過革命，通過社會主義建設，通過生產力的大快速發展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產品財產極大豐富，盡其所能，得到所需。 只有到了那時，自由、平等、博愛才能真正實現，人的個性才有可能充分迅速發展。 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歷史中，人道主義在反對封建主義這一點上，是我們的同盟軍。 我們過去否定一切是錯誤的。 但反過來說，我們今天允許個人利益，允許個性自由快速發展，但恐怕不能提倡個人利益第一，也不能提倡極端的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 有人問，我們今天的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不是比比皆是嗎？ 你一再重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有什么用？

一些在意識形態戰線工作的同志早就意識到，新時期我們的經濟政策和思想主張就像兩條道路上跑的車。 實際上恰恰相反。 經濟行業我們主張以公有制為主體，允許一切制共同快速發展、致富，建立了市場經濟的體制。 眾所周知，市場的本質是只追求利潤，追求利潤。 它作為社會存在，自然會促使極端個人主義的成長，這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目標相抵消。 但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多樣的所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存在，確實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這種迅速發展，為未來社會主義向高級階段過渡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正因為如此，我們正在實行新的經濟改革和開放。 并且，決不放松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意識的推進和教育。 現在有些作家屈從于市場的訴求，放棄崇高的理想，只追求利益，只要能賺錢什么都寫。 但是，市場經濟在解放前就有了，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當時也生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20世紀30年代魯迅靠在上海寫文案為生，但并沒有因為稿費而放棄自己的理想和政治主張，而是堅守著他崇高美麗的精神角度。 事實上，如果我們今天不多次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也許就不可能使我們的國家從初級快速發展階段發展到高級快速發展階段。

中央一直強調我們的意識形態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確實是我們應該遵守的。 其實這位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已經說過了。 當時，我們正在進行民主革命，那么在民主革命時期為什么還要多次重復共產主義的理想呢？ 毛主席說我們的民主革命將來會迅速發展到社會主義階段，所以必須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目的是將來能過渡到社會主義。 我認為這個道理也適用于今天。 所以，梁生寶精神、焦裕祿精神、雷鋒精神等，今天也必須肯定和提倡。 有些人可以先富起來，但正如鄧小平先生指出的，只有共同富起來才是社會主義。 盡管梁三老人和郭振山他們今天能富裕起來，但只追求自己富裕、不顧他人的自私思想境界，今天仍然不值得我們提倡和歌頌。

我們今天存在的兩種價值觀，兩種價值體系，實際上反映了全球沖突。 美國把它的價值觀送到我們這邊，送到全世界。 這當然與我們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矛盾。 有些人認為美國的價值觀沒什么不好。 但仔細想想，我們需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國外的好東西包括美國的好東西我們都要學習，而且我們的意識形態建設也要為我國將來進入更高的社會主義階段，實現共產主義理想這個目標而努力。 當今文學藝術中許多評價的不一致，都與這種價值體系的對立有關。 80年代以來，我們受到西方這種觀念的強烈影響。 例如，夏志清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認為張愛玲的成就高于魯迅。 這肯定來源于西方的價值評估。 在西方反社會主義者看來，共產黨的文學作品就是所謂的普及品，文學價值都很低。 所以張愛玲自然比魯迅高了。 其實，張愛玲的作品中既是反共，也是普及。 對張愛玲的小說作品確實應該給予比較客觀的評價其實近年來大陸學者寫的文學史對張愛玲的評價也越來越公平了 但是，如果兼顧文學批評的藝術標準和思想標準，我不太贊同張愛玲的作品一定比魯迅高的觀點。

現代文學的爭論比較多，它作為一門學科，不像現代文學那樣成熟，處于快速發展的過程中。 因此，賦予研究工作者的任務比較重，從事這類工作的人確實在增加。 最近在中央馬列主義研究和建設項目的第二次教材建設中有一本現代文學史的書。 請劉中樹作為首席專家寫。 完成這個任務當然不容易，但除了我上面提到的困難之外，還有很多文件還沒有公開，我們不知道為什么這個事情是這樣的，那個事情是那樣的。 比如胡風事件、反右派、毛主席為什么那樣決定，他是基于什么，他的錯誤在哪里，有錯誤還是沒有錯誤，這都要等待多個文件的公布。 現在中央的多個文件沒有公開，我們不能看。

本文是根據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任張炯2007年5月9日在吉林大學進行的學術演講整理的，有刪節。

本文：《“張炯：當代文學研究應該一再社會主義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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