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林會長、評委和來賓們。

得知收到了林牧晨會長的郵件，獲得了民主教育基金會第24屆優秀民主人士獎，內心非常激動。 很遺憾，正是由于缺乏民主主義帶來的明顯原因，我沒能親自去舊金山參加頒獎儀式，在我個人的生命歷程中體驗這一重要時刻，只能請尊敬的楊力宇先生宣讀這一問候。 在此感謝楊先生。 而且，我必須衷心請求大家的原諒。

成為法律學者，能獲得優秀的民主人士獎，從某個立場來看，可能有些突兀。 事實上，從法學和法律的專業化角度出發，需要注意的是法治與民主之間存在著特殊的緊張關系。 一百七十九年前，托克維爾考察了美國的民主制度，斷言美國法律家的精神構成了對民主主義的某種制約和平衡。 近年來，在美國出現了質疑法律界實際上是民主政體的敵人的論調。 在題為( mark levin ) men in black的書中，由于副標題確實是Howthe Supre MECOurtis Destro Yingamerica )，也表明法治所具有的不民主特質有時會受到激烈的質疑。 最近的研究越來越表明法治與民主之間的不和諧是歷史交響曲的周期性副主題

但是，就中國的現實而言，我們只是在民主制度和法治國家兩方面處于起步階段。 民主還在村級推進，而且步伐緩慢，一步步徘徊。 在法治方面，立法條文數量龐大，但難以擺脫法律和事實各不相同的困境。 備受矚目的案件大部分得不到公平的審判。 在文革過去30多年的今天，居然出現了用語言赦免罪過，震驚世人的司法判決。 民眾與政府的沖突在法院一面一面都是政府獲勝，法院干脆拒絕了任何敏感棘手但符合起訴要件的糾紛，數量龐大的當事人不得已求情相助，奔走相告，權門叫囂，成為當今中國的獨特景觀。 維權律師成為自己的權利也得不到保障的群體，情況越來越困難。

所有這些都清楚地表明，沒有基本的民主體制，法治很難在像我們這樣的國家立足。 首先，在立法層面上，如果立法代表由民選產生，不受選民制約，不同的社會階層不能形成組織化的需要，不能通過議會討論達成好處的妥協，法律就很難得到法定法時代不可缺少的正當性基礎，人們就會遵守法律 而且，如果說法治的重要目標和保障條件是對公權力實施嚴格的限制，那么這種限制的力量決不僅僅來自于規范的約束，也來自于民主化社會結構內的約束力。 如果沒有正好貴族的抵抗，就沒有《大憲章》。 此外，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職業化是公正司法的前提條件，而民主邏輯的約束也是維護司法正義的重要因素。

所以，努力推進國家的民主事業，將成為這個時代法律人的神圣責任。 今天，中國的民主建設面臨著空前的挑戰。 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上下的和諧、共同推進、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建設引發的活力之后，進入21世紀，民主意外進入停滯期。 政治體制改革越來越成為口頭上的空談話。 官方語言中充滿了沒有新意的教義，對多黨制、權力分立、信息自由確定地拒絕。 民間和學術界的民主呼吁和行動受到無情的壓迫。 此外，利用民眾對腐敗、貧富差距等的不滿，一些人開始歌頌毛時代和極權體制，一些被稱為新左派的學者也在華麗的學術話語中稱贊毛時代對農民剝奪土地(據說這樣農民就擺脫了對土地的依賴)。 贊揚了對知識分子和官員的大規模迫害(他們在上世紀70年代末回到權力位置時，國家對基層社會的訴求有很強的回應能力)，表揚了中蘇論戰中更專制愚蠢的主張作為直接獨立性的體現，而這種獨立性竟然是后來中國改革開放所依托的道路。

這些都顯示了中國向民主憲政轉型的巨大困難。 作為學者，比起任何行動派勇士們，自己能做出的貢獻都非常少。 但是，在有限的空之間，學理上解釋民主的原理和價值，總結不同國家和地區民主化進程的得失利弊，深入思考中國的前進道路，同時利用媒體，特別是互聯網這種自由度稍大的媒體，少 畢竟，除了建設民主社會和憲政體制之外，除了法律保障所有公民的自由及其自由之上的幸福之外，我們已經別無選擇。 我也相信，中國這個老大國的民主化變革將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困難、最輝煌的篇章。

各位，離中國民主教育基金頒獎儀式還有五天的時候，在距離舊金山大洋遙遠的祖國的一隅，我寫這些文案的時候，也想象著典禮現場的樣子。 那個時候，我們的心連在一起，共同為中國民主的未來祈禱。

謝謝大家！

年11月15日在北京

本文：《“賀衛方：杰出民主人士獎答謝辭”》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