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是現代國家財政收入的第一來源，良好的稅收制度一方面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推動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稅制是在總結舊解放區稅制、整理舊中國稅制的基礎上建立的。 作為新中國財經業務的第一領導人，陳云推動了新中國稅收的統一和調整。 建國前后，隨著國內社會經濟形勢的迅速發展變化，稅收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擴大。 當時的中財委主任陳云看到了這一趨勢，在工作中做出了安排。

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由陳云主辦，在上海召開了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五個地區財經部門參加的會議。 這是建國前夕召開的重要財經實務會議。 陳云在會議上講話時說，現在最重要的有兩件事。 一是善于征收公糧，二是善于完善稅收。 &hellip； &hellip； 我們應該逐漸增加稅收的比重。 這充分體現了陳云對稅收工作的重視。

新中國成立后，陳云大力推進了新稅制的建立。 1949年11月24日至12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和財政部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稅務實務會議，會議提出簡化稅制、增加稅收的方針，制定了統一稅政的《全國稅政實施綱要》，根據國家財政形勢需要，全國各地的稅科、稅則、稅則 根據陳云在12月8日會議上的講話，我說只有一條路，就是增加稅收。 這是最好的方法，不僅處理了財政需求，在與農民的合理負擔方面也需要這樣做，稅收總是可以回收貨幣的。 因此，關于增加稅收的提案，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一致通過。 1950年度財政概算中，公糧收入占40.4%，稅收占38.9%，兩者基本平衡，其他公司的利潤收入、貿易收入較少。 由此可見，一個問題是，過去不受重視的稅收收入，今天上升到了第二位，僅次于公糧收入，而且兩者之間的差距很小。 不僅如此，我們還要求在1951年平衡兩者，稅收超過公共糧食收入。 進一步指出，1950年財政概算中稅收任務的完成，不僅是財政任務和經濟任務，也是一項深刻的政治任務。 &hellip； &hellip； 各地黨政機關要切實加強對稅收的指導來完成這項任務。 今后，應該將財政工作放在第一議事日程內，特別是稅收上。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 關于稅收，沒有確立全國統一的稅制，各地的稅制差別很大。 針對稅收制度不統一的現狀，1950年1月6日，陳云與薄一波共同掛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報告，對全國財稅情況作了證明: (一)稅收法令不統一，農業負擔辦法全國有30多種，免征范圍、稅率高低各不相同，工商業稅法是一個 (二)負擔平衡差，農業稅西北重，工商業稅東南輕。 (三)財務行政不統一，制度不健全，收支不確定。 (四)開源節流引起各級領導的觀察，但輕稅思想和支出浪費現象依然嚴重等。 這樣的稅制問題嚴重影響了國家經濟恢復的快速發展，統一財經、建立全國統一的稅制是不可缺少的。

1950年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了《全國稅政實施要則》。 規定全國共設有貨物稅、工商業稅(包括營業稅和所得稅兩部分)、鹽稅、關稅、薪金報酬所得稅、存款利息所得稅、印花稅、遺產稅、遺產稅、交易稅、屠宰稅、房地產稅、特殊費用行為稅和牌照聘用稅14種稅種 此外，還有農業稅、畜牧業稅等各地自行征收的稅款。 之后，在具體的執行中，對稅收的種類進行了一些調整。

隨后，國家加快了統一財經的節奏，1950年3月3日，政務院發布了陳云起草的《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指出除批準征收的地方稅外，關稅、鹽稅、貨物稅、工商稅的全部收入由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統一安排采用。 全國各大城市及各縣2月底未建立國庫的，于3月中設立，統一為代理地方倉儲業務。 從3月開始所有的稅每天入庫。 離庫較遠的鎮市，各地財政經濟委員會規定按時入庫，禁止延期和出借庫的行為。 稅收是國家財政的首要收入之一，是全國財政支出、經濟復蘇所需現金的最大來源。 為了完成征稅工作，全國各大城市和各縣人民政府必須任命最高干部為稅務局長。 陳云在當時寫的關于《人民日報》統一財經問題的社論中指出，這些統一在今天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國家收入不統一采用，國家支出不服從統一制度，不遵守節約，如果現有資金不集中采用，結果必然會浪費財力，加劇通貨膨脹。

在1950年10月1日國慶一周年之際，陳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為“過去一年的財政和經濟工作情況”的文案，指出稅收工作更加缺乏經驗。 1950年初制定的稅務規章，在稅務統一方面向前邁進了一步，但工商和國家收入都有不少不利方面，經政府和工商界合作改制后，已步入正軌。 對建國一年來稅收工作進行了初步總結，指出稅收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經過3年左右的復興，中國國民經濟開始進入新階段。 但是，從工商稅收的解體開始，工商稅收的絕對數在三年間大幅增加，但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卻逐年減少，出現了新的情況。 雖然國家經濟快速發展，但工商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在下降，引起了財經領袖的觀察。

公私關系和經營方式的變更所引起的稅源變化，直接影響到國家稅收計劃的完成。 稅務總局在《1952年全國稅務實務報告》中指出，1952年工商稅收，從數字上看，總算完成了任務，收入為計劃的100.75%，但約占全國稅收70%的華東、中南、西南三個區未完成計劃 從稅種來看，貨物稅、棉紗總營業稅、私營營業稅、臨時商業稅、利息所得稅均未完成計劃。 其中貨物稅只完成92.2%，私營營業稅完成82.4%。 影響稅收計劃完成的因素除了物價下跌和貨物稅中一些商品未能完成生產計劃外，第一是民營企業的營業稅和銷售額沒有同步增長。 這影響了稅收計劃的完成，商品流通擴大，稅收相對減少，出現了稅制不適應經濟快速發展的新情況。

經濟快速發展引起稅源變化的情況，不僅財政、稅務部門覺得有必要調整稅制結構，有關部門也要求修改稅法。 當時，商業部和合作總公司主張商品流通過程多，稅費負擔重，也影響了訂貨、承包業務的開展和對民營公司的指導問題。 1952年6月召開的全國工商聯籌備委員會代表會議的建議中也提出了減少納稅手續，簡化稅制。

1952年12月26日，政務院第164次政務會議批準了《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關于稅制若干修改及施行日期的通知》和《商品流通稅試行方法》。 財政部副部長吳波在證詞中表示，稅制修正案是在保證稅收、簡化手續的基礎上大致擬定的，草案的第一個副本是對工商業稅現行條例進行一些修改，重點試制商品流通稅。 其次，將其他各稅種合并為稅種，調整稅率，征收輕微的個人所得稅。 會議決定，兩個文件將于1953年1月1日起施行。 從批準到施行，只有不到10天，這么大范圍的稅制改革，這個時間是不夠的。

由于準備不足，信息表達不足，貫徹執行的時間又被放在年末市場交易活躍的時候。 新稅制在實踐中引起了一定的混亂，各地市場出現了一些波動，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 1953年1月，毛澤東就新稅制問題給周恩來、鄧小平、陳云、薄一波的信中指出，新稅制在中央未討論，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也未發出通知，倉促發表，未作準備。 這件事好像已經在全國引起了風波。 不僅是上海、北京兩個地方。 請討論一下應該怎么解決。 這件事我是讀報紙才知道的，但我讀了也不太明白。 怪不得不太清楚。 新稅制和舊稅制的比較是什么樣的？ 為什么不同稅制的物價會有這么大的波動？ 請讓主管機關控告我。 稅制修訂引起的強烈反響和毛澤東的來信，使這次稅制改革成為全國黨政事業矛盾的焦點。 1953年6月1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西樓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進一步指出: 新稅制與二中全會的路線和《共同綱領》的路線背道而馳，寫社論說，它完全平等，資產階級很快就會熱烈支持，共產黨至少也要熱烈支持。 稅收制度報告書沒有被批準，所以必須進行大幅度的修訂。 在這里，毛澤東把稅制修改問題提到了違反黨的路線的高度，大大提高了稅制修改問題的嚴重性。

1953年6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財經實務會議重點檢查財稅實務中背離總路線的錯誤，指出修改后的新稅制變更納稅環節，將批發營業稅轉移到工廠繳納，向民間批發商免征稅，人民日報社為推進新稅制編寫的社論中，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 這些都違背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稅收政策方面限制民間資本主義經濟的大體規定，實際上有利于民間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1953年8月6日，陳云在全國財經會議指導小組會議上指出，在一些經濟成分并存的國家，稅制改革影響著各個階級、各個地區 他因為事業構想的不同，對應了晉升路線問題的方法。 雖然在事業中有個別不同的意見，但不能說中財委內部有兩條路線的問題。

陳云演講后，周恩來和毛澤東先后發表演講，8月11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結論，指出近4年財經工作成績明顯。 這半年多來，財政、商業、金融部門指導上的錯誤非常突出，但沒有構成一個系統，所以不能說是路線錯誤。 8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會議大會上發表演說，指出這次會議召開得很好，周總理的結論也很好。 過渡期是向社會主義過渡，不是向資本主義過渡。 新稅制的錯誤是有利于資本主義，不利于社會主義。 這個錯誤與張子善的問題不同，是思想問題，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 而且，在批評薄一波的錯誤中，周恩來、陳云都說要負責，我也說要負責，各有各的帳。 這大大減輕了稅制修訂參與者的壓力。

隨后，1953年9月8日，陳云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常務委員會第49次擴大會議上發表報告，總結證明了稅制修改問題。 同年9月14日，陳云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5次會議，關于財政經濟事業的報告，對稅制修訂事業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證明。 稅制修訂引起的政治風波正在平息。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國家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國民經濟總收入中，國營經濟所占的比例從1952年的19.1%上升到1956年的32.2%。 合作社經濟從1.5%上升到53.4%，公私合營經濟從0.7%上升到7.3%。 據當時統計，公有制經濟已經占92.2%。

◆實務中的陳云。

(一)大躍進與文革時期的稅制簡化

隨著國家經濟結構的一些變化，國家進行了相應的稅制改革。 稅制改革的重要指導思想之一是簡化稅制。 在1958年大躍進發展的背景下，要求稅制改革的要求增加了。 順應這樣的要求，中國進行了以簡化稅制為中心的大規模稅制改革，試點工商統一稅，一次在城市國營公司試點稅利合一，一次在農村生活的人民公社試點財政包干。

1958年4月11日，在國務院第75次全體會議討論《國務院關于完善稅收管理體制的規定》時，陳云也表示，完善稅收管理體制，賦予以下諸多權利，是否會混亂: (一)目前，這種改進有利于快速生產發展； (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農業稅幾乎沒有變化。 (三)改善稅收，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 現在我們的工業都是國家的，這部分沒有問題，但是和個人部分的改善比較，有利于反對資本主義，限制不利于社會主義因素的迅速發展。 (四)不影響物價穩定，對客戶無害。 在這些大體情況下，給地方一點機動權，對工作有好處。

《國務院關于完善稅收管理體制的規定》也指出，完善國家稅收管理體制的大體情況是，省、自治區、直轄市可以管理的稅收，應當交給省、自治區、直轄市管理。 仍然由中央管理的一些稅收，在一定范圍內，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機動調整； 同時允許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稅收辦法，征收區域性稅收。 這樣，有利于省自治區直轄市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根據當地現實情況，更好地運用稅收這一工具，采取必要的獎勵和限制措施，促進生產快速發展，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并在生產快速發展的基礎上開拓財源，增加積累

隨著大躍進運動的興起，簡化稅制已經成為必然。 1958年9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國務院公布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統一稅條例(草案)》。 此次改革后，中國工商稅制設置了工商統一稅、工商所得稅、鹽稅、屠宰稅、利息所得稅( 1959年停止)、城市房地產稅、車船錄用許可證稅、文化娛樂稅) )全國性統一法規) 9種稅種。 其他稅種有農業稅、畜牧業稅、契稅、關稅、船舶噸稅。 1962年，為了協助加強貿易市場管理，征收了市場交易稅，1966年以后各地基本停止征收。 文革中的1973年，再次進行了簡化稅制的改革。

(二)推進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稅制改革

計劃經濟時期，陳云創造性地提出了財政、信用、物資和外匯四者的平衡，其中以財政平衡為主的思想觀點，在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家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方針。 實行各方面的改革已成為國內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主基調。 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實行國家對地方和公司的權力下放，在財政體制上對地方政府實行不同類型的包干制，中央財政收入不斷下降，中央宏觀調控功能有所削弱，中央經濟權威也有所削弱。

陳云說，中國財政赤字的要害問題仍然是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關系問題，其中矛盾的第一個方面是中央財政是否均衡。 從建國以來歷史的快速發展來看，中央本級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在十五期達到77.7%，此后中央本級財政收入大幅下降，但由于當時中國的財政體制保證了地方財力上繳中央，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水平仍然很高 正如陳云在1980年12月中央實務會議上講話時指出的，在解放初期的1953年，中央財力占780%，地方財力所占比例很小。 目前，中央財力比例大幅縮小，地方財力比例大幅增加。 今年提出的凍結和集中反映了這一客觀現實。

陳云關心和支持改革開放，特別是財經行業的改革。 1981年9月，陳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時指出，體制改革、農業先行一步，還需要工業、財政貿易體系。 但是，請看工業、財政貿易的體制改革比農業要復雜得多。 的相互關系、外部關系比農業多且復雜。 在財經問題上經常有不同的意見，所以肯定沒有。 各省從各省方面看，各部從各部的立場看，中央為&lsquo； 刮了錢就行了。 所以，全局和局部的矛盾經常發生。 陳云的話意思很明確，就是通過改革來處理全球和本地的矛盾。

1982年1月，陳云在與國家計委負責同志座談時指出:“雖說是分散，但現在大部分分散在地方、公司，還在公家手里，所以每年可以做國庫券?！?中央財政必須設法向地方收稅。

198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大會提出，在未來20年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生產總值翻一番。 并指出，要實現這一奮斗目標，必須分兩步走，前十年夯實基礎，為后十年經濟振興創造條件是首要的。 陳云認為，為后10年較快速發展創造條件，完全有必要從中央適當籌集資金，加強能源、交通運輸和科學、教育等薄弱環節，保證要點項目的建設。 這是大革命、大建設，是從全球的好處出發的。 當然，也要搞地方的小革命、小建設，但要以大革命、大建設為主。 這就是說，局部服從整體。 否則，無論大小，只要步調一致地前進，國家就無法生存。 這實際上是在提倡正確解決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適當集中中央財力的思想。

國家在稅收工作中充分考慮了陳云等領導的意見和建議。 國務院于1984年9月18日批準財政部《國營公司第二步利改稅試點辦法》，并公布稅收條例(草案)和法規。 1984年工商稅制全面改革，從原來適應產品經濟的單一稅制過渡到適應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快速發展所需的多稅種、多層次、多環節發揮調節作用的復稅制。 從以往的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體系，過渡到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體、其他稅種相結合的新稅制體系，使我國工商稅制走上新的軌道。 稅制規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強中央對稅制的控制和加強中央政府的財政調控能力

隨著財政干制的推行，兩個比重問題越來越突出，出現了中央被迫向地方財政借款的現象，1981年至1989年的9年間，中央財政采取1981年和1982年向地方借款和1983年借款為基數的方法，共計422.16億元財力向地方

中國是地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加強中央的綜合平衡能力對于促進各地區比較均衡快速發展是非常必要的。 陳云主張，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維持25%為宜，中央財政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例維持70%為宜。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央要充分使用70%，例如即使使用50%左右，剩下的20%左右也可以幫助地方工作。 如果中央掌握了頭腦，就能做更多的事，有計劃地幫助地方。 這是陳云當時提出的關于財政兩個比重的度。

中央財政占有率的下降，導致中央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下降，經濟運行出現劇烈波動。 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惡性通貨膨脹和收購現象的出現，另外，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點問題，這些問題與國際大氣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相互作用，加劇了中國社會經濟的風險。 陳云在1988年10月與當時的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特別指出，中央的政治權威必須以中央的經濟權威為基礎。 沒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中央的政治權威就不牢固。 在經濟活動中，中央應該集中必須集中的權力。 搞活經濟是正確的，但是權力太分散的話會混亂，也很難搞活。 &hellip； &hellip； 要扭轉目前混亂的經濟形勢，首先必須依靠財政平衡，特別是中央財政平衡。 再次表示了對他的財經業務的關心。

199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倡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這不僅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快速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給中國的稅制改革帶來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 從市場機制的角度看，要求統一稅法，簡化稅制，公平稅收負擔，促進競爭。 從國家經濟管理的角度看，國家應當運用稅收等手段加強宏觀調控，體現產業政策，調整經濟結構，優化資源配置，調整收入分配，保證財政收入，協助推進其他改革。 從國際角度看，中國稅制必須借鑒外國稅制的先進經驗，遵循國際慣例，適應擴大對外開放的需要。

1992年6月，財政部在9個省、自治區、計劃單列市開始分稅制試點。 分稅制與分灶吃飯、敲竹杠的方法相比，著眼于提高中央財政收入比重，集中中央財力，在國際上也采取了較為廣泛的財稅體制。 在分稅制試點成功的基礎上，1993年12月15日，國務院出臺《關于實施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指出分稅制的實施有助于大幅加強中央財政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加強中央宏觀調控的能力。 這種做法與必須將資金適當集中在陳云中央的思想是一致的。

1994年2月9日，陳云就分稅制的實施作了如下論述。 中央決定從今年開始實施分稅制，逐漸將必要的財力集中在中央。 上海和全國其他各地都同意，證明大家顧全大局，我很高興。

稅收制度的實施加強了中央財政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財政收入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由此，中央政府集中了大部分經濟資源，中央財政掌握了更大的主導權和調控空間，中央的經濟權威得到了切實的加強，國家經濟運行的快速穩定得到了保障。

從總體上看，陳云對新中國稅制改革快速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他推進國家稅制現代化進程，對促進國家經濟建設、保障國家各種職能正常履行等產生了積極而深刻的影響。

本文：《“陳云與新中國稅制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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