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輯】60年前的3月，達賴集團在叛亂失敗后，帶著數萬西藏人逃往印度。 20世紀60年代初，他們在達勒姆薩拉建立了所謂的流亡政府。 60多年來，南亞地區成為被蠱惑逃出藏民的主要居住地:印度的達勒姆薩拉被認為是他們的大本營之一； 與中印相鄰的尼泊爾也成為偷渡者的中轉站和避難所。 最近，環球時報記者分兩路去了印度和尼泊爾。 住在那里的西藏人向記者講述了他們面臨困難生活的無奈和困境的不自然，表達了對所謂流亡政府的失望和強烈不滿。

達勒姆薩拉位于印度北部的喜馬偕爾州，背上喜馬拉雅山。 這個小鎮分成上下兩部分。 蘭薩拉是主要城市，居民多為印度人，進步薩拉被當地人稱為馬龍吉，位于主要城市旁邊的山腰，是流亡藏人的居住區，人口1萬多人。

一進入蘭瑟拉，環球時報記者眼前就滿是紀念品店、餐廳、咖啡館、旅行社、書店等。 僧侶、各國游客的樣子和當地商人拉客的聲音交錯在一起，看起來和其他觀光城市沒什么不同。 只是，隨處可見的達賴喇嘛的畫像和流亡政府各種機構的招牌等，提醒著這里表面上并不那么簡單。

狹窄的街道第一條是一條車道。 乍一看，這里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臟，但五顏六色的房子在藍天白云的映襯下，景色反而顯得獨特。 但是，這里沒有細心的余地。 到了下雨天，路邊的溝里臟水和垃圾混在一起流著。 從主要街道上小屋的正面繞到背后，可以看到垃圾堆、亂糟糟的水管、纏繞的電纜、隨意堆積的建筑材料。 記者了解到，為什么交警部門要求在干巴巴門口的路障上做干凈的干巴巴，不要亂丟垃圾。

住在進步蘭薩拉的藏民大多是印度出生的兩三代藏民，他們的印地語大多比英語好。 但是，從身份上來說，這里的大部分西藏人不是印度公民。 印度尼赫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謝鋼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印度生活的西藏人可以獲得登記證，但不能在當地購買土地和不動產，也只能在公共行業從事民間經濟活動。 登記證賦予他們的身份既不是公民也不是難民，而是外國人。

環球時報的記者在一個小鎮上認識了西藏人次仁。 40歲的他至今未婚，在一家醫療機構打工。 月薪1.5萬盧比( 1盧比約0.1元)，沒有存款。 記者去了次仁家坐下。 不足10平方米的房間里只放了一張床和兩個柜子，廁所沒有安裝電燈，廁所壞了。 房間外面的走廊一片漆黑，有垃圾的臭味。 次仁告訴記者，他的房租每月4000盧比。

當我還是&lsquo的時候； 壞男孩的時候，曾在新德里、班加羅爾等城市和朋友一起過短暫的生活。 次仁對環球時報的記者說，那時我看到印度的人生活得很好，很迷茫，失意中開始吸食毒品。 幸運的是，次仁后來戒毒成功了。

記者到達次仁家時，他的朋友也在。 次仁介紹說，他的朋友是為流亡政府工作的攝影師。 他的收入很高吧？ 記者問。 不&lsquo； 政府沒有什么錢，全靠外國機構的援助。 下一個仁答。

住在北京，多次去達勒姆薩拉的西藏學者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流亡政府沒有可以提供給西藏人的就業機會，達勒姆薩拉經濟也無所謂。 因為當地藏民的失業率很高。 記者看到沙拉的酒店和餐廳等大多由西藏人經營。 該學者稱，居住在南亞地區的西藏人的主要就業市場是服務業。 但是，擁有經營酒店和餐廳等能力的人只有南亞藏族社區整體的8%左右。

3月10日，流亡政府舉行所謂起義60周年紀念會，組織示威活動。 那兩天，達拉謨薩拉到處貼著10日活動的宣傳海報。 當天，許多西藏人關店或暫停營業，參加活動。

但是，也有人不付款。 環球時報記者在戛納的家附近遇見了她，但我想回中國，所以不參加。 2009年，來自青海的80多歲藏族姑娘戛納為了上大學來到印度。 她曾在新德里學習。 現在畢業的她在達勒姆薩拉做研究。 現在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現在住在熟人家里。

我一年只給家人打30天電話，但首先我怕他們擔心。 伽馬告訴記者，她今年早些時候剛向中國大使館申請了回國旅行證件。 聽說平時排隊的人很多，也有排兩三天隊的，我們當天上午六點就過去了。 戛納說如果申請成功的話，最早兩三個月就可以下車，但是已經有人申請了七八次了，還沒有成功。

萬一申請不上怎么辦？ 聽了記者這句話，蛤蟆有點嗆:我不知道啊。 印度公司通常要求應聘者會印地語，但我不會。 打工也沒那么容易。 多家餐廳的老板認為女服務員很麻煩，會導致性騷擾等問題。

戛納告訴記者，他認為印度和她來之前完全不同，但實際上，他到達新德里機場時，我后悔了。 她在這里生活很沒有習性，剛來的時候我有56公斤重，現在只有39公斤，吃的很不對口。 在達勒姆薩拉生活了13年的美國護士告訴環球時報的記者，達勒姆薩拉的水質很差，很多西藏人都有腸胃病。

在談到當地藏人和印度人的關系時，戛納除了做生意以外幾乎沒有什么交往，許多印度人認為藏人沒有后盾。 說那是因為你總是欺負他們。 這個身份證需要定期更新，過期后需要繳納罰款。 其他地區的難民以盧比計算罰款，我們以美元計算，一個多月支付約100美元。 記者問她:“印度政府會給你們提供補助嗎？ 戛納爽快地回答:我覺得你很美！

有一天，他在街頭看著印度人打彈珠，就在這期間，印度警察過來要他離開，言語間說了臟話。 次仁和他爭吵，臉頰被打，兩人最后扭打在一起。

戛納向記者表示，日前在達拉謨薩拉發生了藏民被印度人施暴的惡性事件，但事發時，周圍藏民害怕得無法治理，印度人不愿治理，最后外國游客將受害者送到了醫院。

在新德里的西藏市場，環球時報記者對59歲開書店的西藏大叔說:“你喜歡在印度的生活嗎？ 他無奈地說:“我出生在這里。 別無選擇。 但是其實，我的心不屬于這里。 從外表看，我們和印度人不一樣。 我想回中國去看拉薩、北京、上海，我聽說這些城市很美。

總是聽其他藏人說，去印度就自由了。 但是，這里有些不自由的生活沒有保障，我想將來也沒什么選擇。 講述自己經歷的蛤蟆不由得感嘆。

來自中國的商品、電視節目已經進入當地的日常生活

環球時報的記者在印度遇到的西藏人，基本上親人和朋友都在海外。 戛納表示，由于達拉謨薩拉的藏民越來越少，小城鎮對西方游客的吸引力下降，印度游客不斷增加。 許多富裕的藏族家庭把剛上中學的孩子送到國外，這些孩子大多不怎么會說藏語了。

次仁表示，印度政府給予流亡藏民的旅行證件不被大多數國家認可，許多藏民只能購買印度護照出境，成本約為15萬盧比。 我在新德里的西藏村看到了很多打著護照服務旗號的小廣告。 那里寫著善于解決駐印西藏人的例子。 很多離開印度的西藏人選擇去歐美國家，但他們大多只能做出租車司機、月嫂、洗碗等工作。 高學歷者也是如此。

達勒姆薩拉對西藏人的吸引力下降，祖國的影響極大地滲透到印藏人的日常生活中。 在達勒姆薩拉，只要一看店鋪和小攤上賣的產品，就可以評價店主來自哪里的電子產品，新鮮的綠色蔬菜幾乎都是印度人賣的，商品齊全的小超市也是他們開的。 藏族人賣最有特色的紀念商品。 他們經營的小賣部相對于印度人開的規模較小，配置有些簡陋，中國的商品經常被放在最顯眼的位置。

老母、金鑼火腿腸、大紅袍鍋底、鎮江香醋、大白兔奶糖、粉條&hellip； &hellip； 來自中國的調味料、零食、干貨應該都很齊全。 一聽到這些商品的來源，藏民店主們就說是從藏區經尼泊爾運來的。 多次前往上述達拉謨薩拉的西藏學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其實西藏人賣的手串等紀念品也多為中國制造，來自義烏。 這位學者說，多年前，達拉謨·薩拉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阻力很強。 流亡政府曾禁止進口中國商品，有人因在學校說普通話而被罰款。 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蘭達薩拉大街的oppo和vivo招牌非常突出，記者遇到的西藏人都采用微信作為通信手段。 次仁還主動跟記者說，他很喜歡看《我是歌手》，為此下載了芒果電視的手機應用。 說話的時候，次仁打開手機播放節目，中文說得不好的他模仿歌手的咬字和唱歌的調子開始唱歌。

在達勒姆薩拉經營小茶館的酒吧告訴環球時報的記者，幾十年前，這里的流亡西藏人非常敵視來自中國的人，他們被長輩灌輸了對中國的負面印象。 現在，西藏人的看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你們工作很勤奮，很親切很和平。

【環球時報尼泊爾特約記者易昭康】對許多人來說，遠離家鄉的流亡藏民群體遙遠，陌生，容易心懷不滿。 但是，環球時報的記者進入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西藏人居住區和博卡拉的西方援建村后，這種距離感正在逐漸消失。

據了解，在尼泊爾生活的西藏人大致分為三個社團。 從事藏族事務的領保官員向記者介紹說，在加德滿都住在蘇瓦揚·布納斯特寺(薩爾廟)附近的西藏人屬于中高層，他們大多加入了尼泊爾國籍，有比較穩定的收入。 住在娃哈哈大佛塔(白塔)附近的西藏人屬于中下階層，他們大多沒有尼泊爾的身份，靠開店做小生意為生。 住在尼泊爾中部博卡拉的藏族村的老年人和孩子們大多靠西方機構的援助和手工工藝品的編織生活。

進入布滿五顏六色經幡的白塔區，眼前出現了各種賣西藏手工藝品的店鋪，但店員大多是尼泊爾人。 我們是被達賴集團騙來的。 現在沒有護照和身份證，只能成為難民。 不僅缺少社會福利，開店做生意也要和當地人合作才能注冊。 在白塔附近經營咖啡館的巧珍(化名)告訴記者，跟隨流亡政府胡鬧的人大多已經老了，他們現在終于看到了現實。

【不知道哪個當權者不關心我們的前進道路，他們會在外國的援助下把孩子送到西方國家讀書。 但是，我們沒有任何前景，很多女性為了得到身份必須和當地人結婚(但是，男性西藏人和尼泊爾妻子結婚得不到身份編輯的關注)。 】

在印度為流亡政府推進部門工作8年多的扎西次仁對記者說，他工作了多少年，逐漸看清流亡政府的本質，腐敗十分嚴重，沒有人真正為西藏人的利益著想。 他們擅自捏造事實，把普通西藏人作為普及的工具。 扎西次仁告訴記者，許多援助落入政府手中，下落不明，如果內部人員報案，他們將向對方&lsquo； 間諜的帽子趕走&lsquo； 流亡政府。 在扎西次仁看來，這種行為與西藏人所具有的淳樸民風、虔誠的信仰完全相反，我很受不了，離開印度來到了尼泊爾。

來到博卡拉大石嶺西藏村，《環球時報》的記者看到了許多西方游客的身影。 據當地人介紹，這個藏族村由西方非政府組織援助，村子平時通過接待游客來賺取收入。 據記者觀察，這里存在層次差異，如公共廁所分為當地人采用和游客采用，后者顯然很干凈。

住在博卡拉的西藏人約有800人。 博納向記者介紹了。 他是當地僅有的五位教師之一，在印度接受過教育。 博納說。 “在這里長大的孩子們漸漸尼泊爾化了。 人們往往對西藏自古流傳下來的文化漠不關心。 我聽說年長的西藏人在藏區迅速發展變化的情況下，他們想回到故鄉。 另一位和博納在一起的教師也從印度來到尼泊爾。 這個環境比較友好，希望有一天能回到中國。 他告訴記者，目前當地藏民群體越來越分裂，許多人想回去，但受流亡政府的影響，不愿意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 這個天空和西藏一樣藍，但是我們的內心沒有歸屬感。 博納這樣對記者說。

【環球時報】摘自2019年04月03日第7版。 】

本文：《“聽藏人講現實困境，他們逐漸看清"流亡政府"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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