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家琪:紅軍長征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必需批判”
紅軍長征史是黨史、軍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呈現出十分活躍的狀態,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成績巨大,有目共睹。 但是,關于這段歷史的研究中存在著歷史虛無主義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出現了否定九九密電(也稱為草地密電)的錯誤思潮,這種思潮危害大,影響差。 以這個主題為重點談三個大問題。
九密電是指,1935年9月9日,黨中央率領右路軍長征到達四川西部巴西一帶后,率領左路軍的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在阿壩地區拒絕中央要求其率部北上的指令,背著黨中央向右路軍前敵總指揮部主要領導人陳昌浩等密電。 前敵總司令部參謀長葉劍英得到這封密電后,立即向黨中央和毛澤東進行了報告。 黨中央貫徹既定的北上方針,為了不讓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于9月10日凌晨,率領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 9月12日,抵達甘肅南部俄界地區,在這里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了“張國燾同志的錯誤決定”。
這件密電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當時張國燾野心勃勃、對抗中央、用槍支指揮黨的一系列錯誤行動的必然產物。
1935年6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在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區勝利了會師。 會師時,紅一方面軍從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只有2萬多人,不到3萬人,而紅四方面軍此時有8萬多人。 面對這種情況,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依靠人多槍多彈,在紅軍的前進方向和戰術方針上,開始與黨中央唱反調戲。
從6月到10月,黨中央和張國燾之間圍繞北上還是南下的重大戰術方向選擇和戰術方針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激烈的交鋒。 概括地說,有四次比較大的交戰。
第一次是在1935年6月中下旬的兩河口會議前后。 6月16日,黨中央給張國燾等打電話,提出兩方面軍隊的總方針是占領川陜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在適當的時候用一個組織占領新疆。 但是張國燾不贊成這個方針,回電說紅軍應該集中主力占領青海新疆或者南下川康邊。 為了統一思想,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兩河口召開會議,就紅一、紅四方面軍匯合后的戰術方針作出決定。 指出我們的戰術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爭取甘肅南部建立川陜甘蘇區根據地,進一步鞏固中國蘇維埃運動,在此基礎上奪取中國西北各省和全中國的勝利。
張國燾勉強同意毛澤東、周恩來等許多中央領導人關于北上的意見。 中革軍委根據此次會議明確的戰術方針和作戰部署,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 會后,張國燾回到理縣駐地,隨即變卦。 他打電話到中央,依然南下,在部隊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論,動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組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名單,竟然提議中革軍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敵總指揮,由張國燾任命軍委主席,授予獨斷獨行的大權。 在這里張國燾奪取軍權的野心暴露無遺。 中央拒絕了張國燾等人的無理要求,但為了照顧紅軍的團結,于6月29日任命張國燾為中革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徐前,任命陳昌浩為軍事委員會委員。 7月18日,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治委員會職務決定移交給張國燾。 張國燾至此才同意紅四方面軍向松潘西部的毛蓋前進。
第二次,1935年8月上旬的毛兒蓋會議前后。 在這次會議之前有兩個重要的問題。 一個問題是,7月21日,中革軍委決定任命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徐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治委員,應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要求,葉劍英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 葉劍英接到命令后,帶著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機關李榮、畢占云、呂繼熙(呂黎平)、賴光勛、陳茂生等11名作戰參謀和機關干部從黑水出發,抵達毛兒蓋紅軍前敵總司令部工作。 第二個問題是,8月3日,紅軍總部制定了夏洮戰役計劃,決定紅軍攻占阿堤,迅速北進夏河、洮河流域,在甘南形成迅速發展的局面。 在這個計劃中,紅一紅四方面軍編成左右兩方向軍。 以紅一方面軍的第5軍、第32軍、紅四方面軍的第9軍、第31軍、第33軍為左路軍,從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的卓克基經由阿堤北進。 另一方面,以紅一方面軍的第1軍、第3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第4軍、第30軍為右路軍,在徐前、陳昌浩、葉劍英的率領下,從毛子蓋出發,經班祐北上阿西一帶,黨中央、中革軍委與右路軍一起行動。 這兩個問題與密電事件密切相關。
8月初,在黨中央的堅持下,張國燾抵達毛兒蓋。 他一到就向中央發難,反對北上。 中央不得已于8月4日至6日,再次在毛爾蓋附近的沙坑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匯合后的形勢和任務,繼續處理組織問題。 張聞天在會議上報告了。 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議后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決議》,重申了黨中央兩河口會議決定的戰術方針是正確的。 張國燾反對破壞黨中央和紅軍團結的活動,決議確定,為了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有意破壞一四方面軍團結的傾向,都是對紅軍有害的,對敵人有利的。 會議上,張國燾又以提拔工農干部為借口,提出將紅四方面軍干部增加為政治局委員九人。 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只有8人。 他試圖從根本上改變中央的指導成分,讓他控制中央。 會議拒絕了他的無理要求,但為了加強黨中央的領導,加強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的團結,決定徐前、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鐘為中央委員候選人,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會議還決定恢復周恩來擔任司令兼政委、陳昌浩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紅邊軍總部。 這是第二次交戰。
第三次是在1935年9月9日張國燾發出密電前后。 從以前的兩次交戰可以看出,黨中央每次強調北上方針時,每次提出根據當時敵情制定的作戰計劃時,張國燾都要表示反對,恐嚇中央,處理所謂的組織問題。 中央嚴厲批評了其錯誤言行,但為了紅軍的團結,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 第一次給了張國燾中革軍委副主席和紅軍總政委職務,第二次給了3名中央委員、3名中央候補委員、2名政治局委員,但還是滿足不了張國燾的胃口。
8月15日,左路軍先頭部隊從卓克基出發,穿過草地,20日到達阿堤地區,隨后左路軍主力部隊也陸續到達該地區。 18日,右路軍先頭部隊從毛兒蓋地區出發,21日至23日,右路軍主力和黨中央、軍委機關也相繼北上,通過草地,月底到達班祐、巴西地區。 9月1日,毛澤東等領導致電張國燾,要求左路軍如期東進班祐巴西地區與右路軍會合,共同北上。 此后一直到9月8日,中央多次致電,不斷督促張國燾北上,但張國燾在阿壩地區推兵不動,不僅不執行中央指令,還公開反對中央北上方針。 9月3日,他打電話給中央反對北上,要求返回過草原的紅軍南下向松潘的敵人進軍。 9月5日,他又命令在松岡、黨堤、卓克基的左路軍部分部隊停止北上,就地調糧待命。 9月8日,他在徐前下令陳昌浩,第一、三軍暫停進軍羅達后,右路軍立即做好南下的準備,立即處理南下的具體問題。 然后,電令左路軍紅四方面軍駐扎在馬爾康地區的部隊命令他們將軍委縱隊轉移到馬爾康待命,如果不服從就將其拘留。 這已經打算對軍委縱隊動武了! 這樣,中央要北上張,張國燾卻多次南下。 在雙方的電報中你來到我這里,一直發展到9月9日。 張國燾背著中央向陳昌浩等發出密電,要求他們帶領右路軍南下,徹底展開黨內斗爭。 幸運的是,密電被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獲得,并立即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報告。 這樣,中央于9月10日凌晨,率領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脫險,先行北上。
9月10日凌晨,黨中央在北上途中發表文章稱“中央為落實北上方針提交了同志書”,指出張國焼南下方與紅軍相比沒有出路,南下簡直是絕路。 然后再次給張國燾打電話,指出南下電令完全不合適,北上方針絕對不應該改變,左路軍必須立即北上。 中央又向徐前、陳昌浩發出指令,率領4軍、30軍在日內尾一、三軍之后前進,一、跟隨三軍北進。 但陳昌浩等人公然站在張國燾一邊。 他給紅一、紅三軍領導人發了策反信,請他們反對中央,說中央不通過總部組織的路線,自己昨晚駕駛了一個軍隊和直屬單位。 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線上,已經埋葬了一方軍隊的數十萬健兒。 信中煽動說:“胡為大部分身體做壞事,分散革命力量,有益敵人。” 吾哥在紅軍戰斗了很久,揮著胳膊大喝一聲,揭下這個黑幕,要求馬上帶隊回阿西。 他公然挑撥紅一、紅三軍和中央的關系,拉攏彭德懷等領導人,不折不扣地按照張國燾的秘密命令行事。 陳浩還立即召開高級干部會議,公開表示中央向敵人投降,散布謠言稱這是逃跑路線等。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羅斯界召開擴大會議,批評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行為。
第四次是從9月中旬到10月上旬,張國燾建立了另一個中央前后。 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和右路軍四軍、三十軍南下后,于10月5日在理番縣卓木碇宣布另一中央,就任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圍攻朱德、劉伯承等國。 公開宣布廢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的業務,開除中央委員和黨籍,下令通緝。 公布了楊尚昆、葉劍英的免職考核。 傲慢地要求廢除黨中央。 他的反黨篡奪軍隊的罪惡活動,迅速迎來高峰發展到了極點! 其實,張國燾是1924年5月革命叛亂,隱藏在黨內的叛徒。 這次反黨篡軍罪,不過是他叛徒本性的充分表現,也是對他發出的九九密電的最高解釋。
綜上所述,張國燾欲危害黨中央、武力處理問題,不僅是其密電,更是從兩個河口會議到張國燾成立另一個中央的過程,歷時3個多月至近4個月。 張國燾一直在用槍支審查黨的路線,迫使中央做出各種讓步,篡奪軍事委員會和中央的領導權。 當然,這里所說的張國燾的嚴重錯誤和犯罪,必須與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揮官嚴格區分。 四方面軍廣大指揮官擁護黨中央的正確路線,也堅決反對張國燾的錯誤和犯罪。 只有極少數人真正跟著張國燾跑。
20世紀80年代初,史學界一些人以所謂中央檔案館未發現九九密電為由,否認張國燾發出密電。 這個理由成立嗎? 我黨我軍在戰爭年代經歷了許多艱難的環境,失去了許多資料。 比如有名的寧都會議,遵義會議,至今沒有找到會議記錄。 你能說這兩個會議不存在嗎? 宋時輪院長曾經跟我們說張國燾的那封密電在中央檔案部門是不可能有的。 電報是張國燾發來的,所以最終收到的是陳昌浩。 他們怎么能留電報?
當時擔任紅四方面軍機關長的一位同志說,西路軍在高臺戰役中失敗時,銷毀了所有的文件文件,破壞了電臺。 所以很多歷史資料現在在檔案部門找不到很正常。 以找不到秘密電為理由否定其存在,顯然是完全令人惱火的。 這說明你以站不住腳的理由否定了明明有存在的歷史事實,卻對歷史不是無知,就是故意歪曲事實。 無論哪種情況,本質上都是歷史虛無主義!
雖然在檔案部門沒有發現該密電,但密電事件的主要當事人和知情人士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充分說明密電的存在是明確的。 有以下事實。
第一個故事是關于毛澤東的。 1937年3月3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確定張國燾背著中央發布了秘密命令。 毛澤東是這樣說的。 張國燾變成毛子蓋就反了。 他在這里召開那個督軍會議,用槍支審查黨中央路線。 然后,關于左路軍和右路軍的問題,毛澤東說:“葉劍英同志偷了秘密的命令給我們看,所以我們不得不單獨北上。 因為,這封電報里寫著“‘ 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 如果那個時候不小心的話,會吵架的吧。
毛澤東說這話的時候,張國燾在現場,但他沒有表示反對,證明了他承認了這個事實。 這篇談話記錄稿存在于中央檔案館。 我在80年代參加葉帥傳記制作時,在檔案館目睹了這個談話記錄原稿文件。 這里還有一個插曲。 有人說張國燾在另一個場合回答朱德的問題時,在這次會議上說了為自己的錯誤行為辯護的話。 這種種花種樹的方法,顯然非常拙劣。 毛澤東在其他時間和場合多次談到這件事。 1967年夏天,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和楊成武談了這件事,撫摸著自己的頭,說得很有趣。 “葉劍英同志在關鍵時刻立下了大功。 沒有他,就沒有這個。 他救了黨,救了紅軍,救了我們。 1971年8月28日,毛澤東在長沙與高級干部談話,說張國燾發生分裂,陳昌浩、徐前發電報,里面要堅決南下,否則要徹底處理。 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的時候,他把電報先給了我。 陳昌浩,徐之前沒有給我,所以我們走了。 否則,我們會被俘。 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有功勞。 所以,你們必須尊重他。 那時,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 那時,如果軍隊不去西北,那里還有根據地。 之后,怎么去華北地區、東北地區? 怎樣才能在抗日戰爭時期建立那么多根據地? 毛澤東的這些演說在葉劍英傳記中被公開引用發表。 毛澤東還在別的地方說過,長征中與張國燾戰斗的那一段,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時期,可見當時他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處境是多么險惡。
第二,葉劍英的回憶。 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書記處給9位元帥傳話,決定寫傳記。 葉帥的傳記由軍事科學院負責。 我有幸按照組織的決定,參加了葉帥傳記的制作,前期最參與傳記的制作,從后期到1996年以后,接任傳記組組長,繼續進行葉帥的軍事文選和葉劍英的年譜的制作。 我們在82年、83年聽到過葉帥在他革命生涯的經歷中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他對長征中張國燾攔截密電的事,給我們留下了詳細的回憶。 此后,90年代中期,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出版《葉劍英選集》時,書中收錄的《長征的崎嶇歷程》一文,根據葉帥的幾次談話錄音整理,經中央文獻研究室審定后公開發表。
葉劍英對獲得張國燜密電的經過做了如下敘述。
大致在1935年9月上旬,我們到達了巴西一帶的一個叫潘州的村子。 我在徐前,和陳昌浩一起住在喇嘛廟,中央機關和毛主席們也住在附近。 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到了阿堤,就不去了,不想再北進了。 中央多次催促他北上,但他無論如何也不干了。 他阻止了陳昌浩等人北上。 我們在巴西附近等他。 9日,前敵總指揮部召開會議,新任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講話。 在他大喜的時候,翻譯進來把電報交給了我。 是張國燾送來的,語氣強烈。 我覺得這是個大事件。 你應該馬上向毛主席報告。 我很煩躁,但表面還是平靜,把電報放在口袋里。 過了一會兒,悄悄出去,飛去找毛主席。 他看完電報后,很緊張,從口袋里掏出短鉛筆和卷煙紙,馬上記錄了電報的復印件。 然后對我說。 “你趕緊先回去,別讓他們注意到你來過這里。 我趕緊跑回去,會議還沒結束,陳昌浩還在說話,所以把電報還給他了,沒有漏。 那時,中央必須早點離開。 否則很危險。 去哪里? 離開四方軍隊去三軍團,依靠彭德懷。 之后,葉劍英就如何派遣參謀呂繼熙拿到甘肅地圖,如何帶軍委直屬隊,有詳細的回憶,就不全面講了。
第三,周恩來的話。 周恩來于1972年6月在林整風報告會上就密電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 他說:“劍英同志首先接到張國燾的命令,一得到就向毛主席報告。 毛主席得到這個消息,決心北上。 … … 因為劍英同志先向毛主席報告了密電,所以脫險了,立下了大功。 這件事是毛主席經常講的,這里的很多同志都聽說了。 主席不是經常比喻這個古人的例子嗎? 宋朝不是有呂端嗎? 古人有兩句話。 ‘ 諸葛一生只是謹慎,呂端大事不亂。 主席多次提到這個例子。 軍隊行動了… … 之后,陳昌浩看了電報,知道了這件事,必須去追。 據這次徐前同志在小組會議上說,他制止了。 他反對這個事件,不讓他追。 他說,紅軍戰斗紅軍無處不在。 我們相信徐前同志的話。 因為有照顧大局的同志。 所以這次是非常危險的環境。 也就是說,劍英同志沒有立下這個功績,所以毛主席出來了… … 那個形勢很糟糕。 所以毛主席說的,人心、黨心、黨員的心都要團結,不能分裂。 由此可見,分裂的極少數,那是驚險的場面,關鍵時刻很明顯是同志。 過去的故事: ‘ 你認識板忠臣啊。
第四,彭德懷的回憶。 彭德懷在《我的自述》中寫道,有一天上午到前總為止,一直在談論北進。 午飯后去,陳昌浩完全改變了語調,… … 這肯定是張國燾發了電報,改變了行動方針。 我去毛主席那里告訴你這件事。 … … 向毛主席報告后不到兩個小時,葉劍英就秘密報告了。 張國燾打電話南進,… … 我和葉劍英商量了一下,怎么偷地圖,和二局在明早黎明前到達三軍團司令部北進,葉子示意想辦法。 毛主席脫險來到三軍團司令部,給林、聶發了電,說行動方針改變了,原地等待著一軍團。
第五,張聞天、秦邦憲的談話。 張聞天和秦邦憲是巴西會議的參加者,也是重要當事方。 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寫了這兩位中央領導人當時說話的樣子。 有一次,博古(秦邦憲和羅甫)張聞天)對我說,兩河口會議決定北上,但張國燾嘲笑兩面派,表面上同意,內心不同意。 … … 他也違背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密電必須讓右路軍立即南下。 … … 羅甫告訴我,如果毛澤東、羅甫、博古、周恩來等不同意南下,就會軟禁他們。 羅甫告訴我這種事之后,叫黨中央機關、政府機關、總政治部等機關第二天凌晨帶去巴西,和黨中央一起往北走。 軟禁毛澤東等,不是用武力處理中央嗎?
第六,朱德的談話。 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談話中表示,四方軍隊到達阿堤時,張國燾發生了變化,要求全部南下,命令北上的部隊返回。 我不同意,反對他,沒簽。 隨后,電報由葉劍英同志制止向毛主席傳達。 不說下面,中央馬上就要單獨北上了。 如果調動的話,中央會很危險。
第七,聶榮臻的詩和文案。 聶榮臻于1977年5月14日為葉劍英慶祝八十壽辰并作詩。 其中有四句。 忠于川西召喚耿,京華膽略,知呂端大事,立功辱江侯。 川西是指攔截張國燾的密電。 1986年,他在《呂端大事昏庸》一文中寫到,1935年6月,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師川西懋功地區,9月,張國燾放棄中央北上的決定,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野心達到頂點。 張國燾心情不好,終于企圖危害中央。 陳昌浩帶領右路軍南下,包括原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在內。 在這個黨和革命非常危急的時候,劍英看到了這個電報,迅速向毛澤東同志報告,試圖提供軍用地圖。 中央決策立即率領一、三軍團北上脫險,消除了張國燾危害中央的企圖,空,也給紅軍帶來了日后北上的勝利和抗日戰爭的發動。 在俄羅斯的世界里,劍英給我詳細講述了這個驚險的場面。 我衷心敬佩劍英對警察和黨中央無限的忠誠。
第八,楊尚昆的談話。 楊尚昆1986年9月30日在一次談話中再次想起了當時得到密電,與直屬隊打糧食,與葉劍英星夜出走,李特追蹤者和毛澤東制止,當眾散發傳單等具體情景。 當時,中央和我們對張國燾向陳昌浩發出密電,確信分裂了黨和紅軍。 如果葉帥得到了那封密電,沒有想要暴露張國燾的威脅,危害中央,中央為什么那么著急,那么危險呢? 那不是瘋了嗎? 當時在潘州鎮和楊尚昆住在同室的陸定一也想起了同樣的復制品。 1984年4月3日,楊尚昆與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談話,更具體地回憶了這個史實。
第九,徐前的詩和李先念的談話。 1977年葉劍英80壽辰之際,徐以前親筆給葉帥寫了賀詩。 詩的前幾段寫道:“呂端羞于公開。 領導人的評論早就決定了,當時的英國,力量倍增,八個等級還像四十年前一樣。 這首詩的含義確定地指出了葉帥40年前與張國燾分裂主義戰斗的事實和毛主席對葉帥的評價。 徐前于1977年9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大致是黨指揮槍,批評1935年張國燾用武力威脅中央,用槍指揮黨的罪惡。 后來徐帥自己否定了這個復印件,說是別人代筆的,但是他自己在審查這個復印件的時候,有確定的指示,一定很會復印。 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與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談話時,還談到了張國燜密電問題。 他說電文中有一句重要的話,指示陳昌浩徹底展開黨內斗爭。
第十、呂黎平將軍的回憶。 呂黎平當時是前敵總司令部作戰科副科長,是密電事件的當事人之一。 他于1979年5月1日在《解放軍報》上發表了艱難時的一篇文章,詳細敘述了1935年9月9日張國燾發密電后,譯者陳茂生和他一起商定先向參謀長葉劍英發密電的經過。 魯黎平的復印件還包括張國燾密電的第一份復印件,其中有武力處理的四個字。 這四個字,一點也沒有用心的人拖著不放,進行歪曲和中傷。 隨后,呂黎平就該文案的寫作經過和密電文案的回憶確定了具體的證明。 根據我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我認為呂黎平將軍文案中描述的歷史事實是正確的。 想起的密電文案經解放軍報紙加工整理,但有根據。 第一個根據有三個。 一個是1951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版關于巴西會議的注釋。 評論:
此時,張國燾率領部分紅軍和中央分裂,違抗中央命令,企圖危害中央。 中央在這次會議上決定脫離危險區域,率領服從命令的紅軍向陜北前進。 觀察這里有這樣的表現,即危害中央,企圖脫離危險區域。 第二個故事是關于毛澤東的幾次。 在1937年的延安演說中,有這樣的表現:召開知事軍會議,徹底展開黨內斗爭,不稍微觀察一下,就會吵架。 這并不意味著張國燾打算用武力處理,那意味著什么? 毛澤東在1967年、1971年的兩次談話中談了徹底處理,否則將被俘等話題,明確指出了武力處理的意義。 第三,是1977年9月徐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案。 我們大體上是黨的指揮槍,確定了張國燾提到了武力危害中央的陰謀。
呂黎平將軍當時想起的密電副本,由于時隔數十年,所以并不是一字一句都記得很清楚,但上述權威的說法,印證了回憶的電文基本準確。 由此可見,企圖否定張國燾密電有武力危害或以武力處理中央的意義是完全徒勞的。 之前拆除過張國燾武力危害中央,從6月的二河口會議到10月成立了偽中央。 在這么長的時間里,交戰長達三四次。 他要多次向中央獅子張大嘴巴,向中央逼近南下,把這個位置給他,把那個位置讓給他,軟禁中央這些領導人,迅速發展最后將這些人從中央驅逐,檢舉,執行通緝。 他這些行動的每一步都是在武力威脅的情況下進行的,是州長的行為,可以說是用槍指揮著黨! 只扯了幾句話就撰寫了文案,試圖否定張國燾武力處理問題本質的人,為什么對這些鐵的事實視而不見呢?
另外,也有說法認為呂黎平當時在作戰科,所以沒能到機械要科看電報。 這又是不擅長歷史的人的想象。 戰爭時代的中心任務是作戰,所有的工作都是以作戰為中心展開的,現實中作戰科的人可以在機器的要項上看到電報。 這幾個,當時右路軍的翻譯、紅四方面軍的要職干部丁園和左路軍的翻譯、紅一方面軍的要職干部李質忠等都提供了書面證言。 更重要的是,葉劍英從一方軍隊帶走的這十幾名作戰人員,大多由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單獨談話,交接任務,本身負責搞好與四方軍機機關部隊人員的團結,監督張國燾。 遇到重要緊急情況時,作戰、機關人員一起協商解決,再正常不過了。
歷史研究如果是正常的學術討論或爭論,不僅不應該否定,而且應該提倡。 但是,長征中密電事件的研究中,有些不是在進行正常的學術研究、學術爭論,而是顛倒黑白、歪曲歷史、否定事實、惡意攻擊黨的領導人和革命先輩。 這是違反法律,違法行為,應該追究,決不能逍遙法外。
關于我接觸到的相關資料,否定九九密電思潮中有些極端的言論,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20世紀80年代初,有人提出否定張國燾密電的論調,否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張國燾戰斗的歷史功績,為張國燾翻案。 這些人打著專家學者的名義發表文案,首先質疑張國燜密電中有武力處理四個字,進而迅速全盤否定密電的存在,試圖營造毛澤東等領導人密謀的形象。 這個精心制造的騙局,欺騙了一些領導人,誤導了不明情況的群眾。 這種現象的出現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 當時黨中央計劃在新形勢下做出一些關于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包括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 在制定該決議的過程中,在黨內數千人中討論了決議的意見征集稿。 在這種背景下,一些人,包括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高級干部,發表了否定毛澤東歷史地位、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黨的正確歷史的錯誤言論。 當時,錯誤思潮有著相當大的市場。 否定九密電思潮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毛澤東生前,誰也沒有對密電提出過疑問,但偏偏從反毛逆流中出現了否定密電的思潮,這是偶然的現象嗎? 顯然不是。 并且,這股思潮中的一部分人,迷惑了人而引發了事件。 只要推進長征的正史包括推進毛澤東、葉劍英等領導人偉大業績的文案、創作發表,他們就會大肆制造輿論,歪曲事實,寫信訴說。 幸運的是,當時黨內、軍內有威望的老同志,有歷史經驗的人和見證者,勇敢地保衛了黨的歷史,捍衛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這些逆流沒有引起更大的浪潮。 否則,蘇聯將從否定黨的歷史、否定黨的領導人開始,最后共產黨崩潰的悲劇有可能在我國上演。
二是密電是毛澤東編造的謊言,根子有政治企圖。 這個論調的代表人物是湖北省的夏天xx,他在香港出版了《話長征》的書。 對毛澤東、葉劍英等領導人極盡詆毀攻擊之能事,公然密電是毛澤東編造的謊言,當時中央批評張國燾為之編造依據,目的是推卸西路軍失敗的責任。 這個論調的荒謬很明顯,不值得辯駁。
三、中傷呂黎平將軍,說呂黎平偽造電報。 這種論調的代表人物是上海某大學的劉x、杭州的張xx,他們利用新媒體,在社會上公開謠言中傷,唯命是從,無稽之談
這些極端論調都是歷史虛無主義,明顯違反相關法律。 引用法律和黨紀相關條文的一部分進行對照。
根據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的民法通則編撰條款第185條,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年4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對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畫、名譽、榮譽進行侮辱、誹謗或者其他方式侵害社會公共利益,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構成治安管理違規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治安管理處
年8月26日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組織處分條例》規定,對丑化黨和國家形象、詆毀黨和國家領導人、英雄模范、歪曲黨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人民軍隊歷史的行為,根據情節輕重給予紀律處分
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發表5個指導性案例,供各級人民法院在審判類似示范案件時參考,狼牙山五壯士葛不死訴洪振快榮譽權糾紛案。
對照這些法規、條例,肆意歪曲紅軍長征史上密電事件真相的謬論、詆毀毛澤東、葉劍英等中央領導人、詆毀該事件當事人呂黎平將軍等行為、違反黨的紀律條例、嚴重構成刑事犯罪,都是這些指導 對于這些惡劣的行為,我們不僅要嚴厲批評它,還必須拿起法律武器懲罰這些違法者!
我相信,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加強,將制定越來越多適用的法律法規,為維護我們黨、國家和軍隊的光榮歷史,為維護老一輩領導人和革命先輩們的形象、名譽、榮譽而保駕護航。
本文:《“丁家琪:紅軍長征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必需批判”》
心靈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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