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大會開幕致辭時，在熱烈的掌聲中，豪言壯語地宣布，我們在地廣人多、情況多、紛繁的大國中，徹底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利。 接著向全黨發出了新的戰斗號令:要把落后農業的中國變成先進工業化的中國。

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說，這一時期是他建立新中國以來最高興的時刻。 他非常高興地看到，在實現社會制度大變革后，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以上的勞動人民，現在終于開始統治這個地方。 他們成了主人。 我們民族現在的熱情，熱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釋放熱能一樣。 他非常興奮，覺得他從青年時代開始就立志實現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現在到了付諸實現的時候了。 落后就要挨打的現實壓力，給了他一種只爭朝夕的強烈緊迫感。

這位曾經指揮萬馬千軍創造了無數軍事史上奇跡的司令，將這個新任務視為同樣偉大的戰爭，是與常年欺凌中國人民的世界列強進行實力競爭的戰爭，是與中國長期以來貧困和貧困積累微弱落后狀態變化的時間的競爭。 八大后的一年里，毛澤東在干部會議上多次表示:“現在是團結人民向自然界戰斗。 這是一場新的戰爭”。 我們必須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 于是，這位偉大的司令率領億萬人民在1958年朝著既定的宏偉目標發起了空前的沖刺。

但是，經濟建設和軍事斗爭畢竟是兩回事，各有各的規律。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缺乏經驗，主要由于客觀的許多其他因素，這種沖刺經歷了巨大的挫折。 這種情況及其嚴重后果直到1960年夏天才完全反映在中央高層。

那年夏天，中國許多地方連續幾個月被灼熱的太陽曬得土地干裂，但毛澤東的心沒有這么冷和沉重。 在7月5日開始的中央北戴河會議上，許多高官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場景。 黨的鄧小平總書記在會議結束時發表說:“最近，主席恐怕要遠離工作，完全休息。”毛澤東接著說:“我贊成。 休息一會兒。” 很明顯，這是高層商量的安排。

從青年時期開始就充滿自信地度過了人生的二百年，毛澤東以水擊三千里的豪氣迎接著各種挑戰，經歷了那么多的風浪，從未表現出如此疲憊。 從員工的日常生活來說，他確實太累了。 不僅要面對不斷下滑的工業生產和日益緊張的糧食形勢，還要應對蘇聯突然撤出所有專家，許多重大生產和科研項目半途而廢，逼債的雪上加霜。 但真正的原因還不在這里，以往不斷傳出的喜訊與突然暴露的現實困境形成巨大的反差，這是毛澤東沒有想到的。 就在北戴河會議之前，他離開北京去進行長期的巡視。 毛澤東走了天津、濟南、鄭州、武漢、長沙、九江、杭州、上海。 下了路，見聞，都很漂亮。 不是讓小豐收的田地看到一個人那么高的麥子，或者展示展覽館的展品。 我聽說他有點反映了地區的嚴重問題，但據說是少數個別問題，正在處理中。 但是到了北戴河會議，總結出來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很多地方發生了嚴重的饑荒。 這給通過大躍進迅速改變中國落后面貌、自信滿滿的毛澤東帶來了心理上的沉重打擊。 他周圍的員工在一個多月的北戴河會議期間，他總是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半天不說話，觀察睡覺也不好。 他甚至要求值班人員說，他很忙，文件很多，平時在生活上沒有更多的照顧。 誰都知道毛澤東在精神上承受著很大的壓力。

但是，毛澤東不是在挫折和困難面前低頭的人。 他的一生經歷過那么多巨浪，遭受過那么多逆境，他什么時候屈服過？ 這次也一樣，他很快重新振作起來，反省問題的原因，尋找應對方法。 他說今年1月去年的糧食產量是五千四百億斤，但我在想，到了6月，減少了六百億斤，去哪兒了？ 棉花，本來是四千八百萬擔，現在是三千八百萬擔，少了幾千萬擔，去哪兒了？ 毛澤東注意到他實際上了解并沒有控制以下實際情況。 他說。 “指標總是那么高，我相信下面的統計數字，累計打折的話會很靠譜。 這種聽各級報告的做法顯然沒能使他了解實際情況。 他一臉沉痛的樣子在官員們面前做了自我批評:建國以來，特別是這幾年，我們不太了解現實情況，也許是官員長大了。 因為我這個身體長大了，所以在江西省的那種調查研究現在很少進行了。

擺在毛澤東面前的第一要務是了解情況，做法是他迄今為止進行的較為有效的調查研究。 因此，毛澤東在黨的各種會議上一再呼吁盛行調查研究之風。 毛澤東親自委托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進行調查研究，督促，及時向他報告，隨時通信。 信不拘泥形式自由地寫。 。 毛澤東是這樣說的。 “調查的時候，不要害怕聽了之后，不同的事物會有不同的意見。 另外，不要害怕實際驗證和推翻已經做出的評價和決策。 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解放思想。 毛澤東特別指出，在調查中要以認真聽取群眾意見的態度，一切問題都要和群眾商量，然后共同決定，作為政策貫徹執行。 也就是說，調查研究必須以群眾的利益和意志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毛澤東派出自己的重要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率領調查組趕到農村最基層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直接接受他的指導，并向他報告。 毛澤東甚至派了身邊的警衛。

調查研究一觸即發，毛澤東就恢復了信心。 很快，他開始用基于他一貫事實的思想方法調整農村政策。

查閱包括近年來公開的《毛澤東年譜》在內的資料，從這個時候開始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毛澤東一步步做出了這樣的事件。

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召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開會，討論糾正共產主義問題。 據此，寫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生活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書。 指示書中在十二條中規定了糾正共產風的具有極其現實對照性的政策。

1960年11月15日，就徹底糾正五風問題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區街道黨委起草指示，指示中規定要在幾個月內決心徹底糾正充分的錯誤&lsquo； 共產風、吹牛風、命令風、干部專風、對生產的盲目指揮風。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開了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明確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加強、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1961年3月15日至3月23日，召開了中央實務會議(廣州會議)，通過了《農村生活人民公社實務條例(草案)》(農業六十條)，研究進一步處理人民公社中的平均主義問題。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開中央實務會議(北京會議)，進一步修訂農業六十條，《關于減少城市人口和壓縮城市糧食銷售量的九條辦法》、《中共中央關于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徹底賠償的規定》、以及商業四十條、手工業三十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召開了中央實務會議(廬山會議)，討論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以及工業七十條、高等教育六十條等政策條文。 強調降低工業生產和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降低到確實可靠、充裕的水平。

1961年9月29日，寫信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關同志，確定三級全部、以隊伍為基礎，即基本會計單位在生產隊伍中。 這是后來農村形勢好轉的重要措施。

1961年10月6日，主持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專門討論以生產隊為基本會計單位的問題，10月7日中央就農村基本會計單位問題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發出指示。

上面列舉的只是簡要記錄了毛澤東在這一時間內采取的重大措施，實際上讀《毛澤東年譜》可以發現，不僅要開會，還要不斷找人談話、咨詢、調查研究，其工作強度和密集度都很高。 在許多會議上，毛澤東堅持自我批評、勇于承擔責任，倡導全黨實事求是的作風，其態度的坦率和誠實令人印象深刻。

在這些措施中，毛澤東將最多的精力投入到農村農業這個關鍵問題上，集中力量應對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共產風、平均主義和干部違法亂紀等問題，召集群眾會議，多次將基本會計單位調回生產隊，發揮人民公社一些生產隊承擔不了的功能

毛澤東打算密切注意這些措施的效果，隨時進行調整。 60年冬12條下達指示后，農村情況好轉《農業六十條》試點后，農民積極性明顯提高，六十一年糧食總產量比上年有所增加，許多地方牲畜、家禽數量穩步上升，農民生活也較上年有所改善。

毛澤東很快恢復了信心。 他在8-9月廬山中央實務會議上做了如下發言。 “問題曝光了，出現在反面，現在降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年，每天都在上升。 到了極點，天下大亂，正在平息。 困難是暫時的，會逐漸好轉。 我們碰了釘子，有經驗。 這是最寶貴的事情，現在變成了好的一面。

和戰爭年代一樣，毛澤東再次在困境面前表現出不屈不撓的堅強。 毛澤東在最困難的時候寫了兩首詩。 詩與志。 就像戰爭年代一樣，斗爭越多、越龐雜、越尖銳，毛澤東的詩興就越濃。 就像1961年9月寫的詩一樣:

暮色蒼茫看著勁松，亂云飛來飛去還綽綽有余。 天生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這首詩充分反映了毛澤東越是面臨嚴峻挑戰的特有困難，斗志越強的性格優勢和戰勝困難的堅強自信。

應該說在這個最困難的時期，中共高層的集體基本上是團結的。 8-9月在廬山中央實務會議上，擔任總書記的鄧小平作了總結發言。 “三方紅旗是正確的。 必須重復多次。 今后前進，后退的話后退到廬山。 后退到這里。 這次會議今后將如何前進，不能再后退了。 如果后退，就會崩潰。 他說:“我可以生氣。 應該在一個目標下積極地做。 他強調說:“不能灰心。” 這表達了與會的中國共產黨高層干部的基本共識。

要達到意氣風發、在一個目標下積極干的目的，必須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全黨的思想統一。 為此，這次廬山會議決定召開包括中央、中央局、省、地、縣(含重要工廠礦山)五級領導干部在內的7000多人參加的擴大的實務會議，即史學知名的7000人大會。

為了籌備七千人大會，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召開了中央實務會議。 在這次會議之前，毛澤東先后走遍江蘇、安徽、山東、河北等多個地區，并進行實地考察，同時督促各省委貫徹落實下放基本會計機構。 當他回到北京主持中央業務會議時，已經心滿意足，信心十足。 他在會上說:“形勢很好，錯誤都在改正，比去年好，正在向好的方面發展。” 農業&lsquo； 六十條，工業有&lsquo； 七十條，教育上有&lsquo； 第六十條、商業也變成第幾十條或第一百條。 這有一個方法。 鄧小平在演講中談到了毛澤東此時的精神狀態，說:“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講了。 國內形勢如何？ 他做了總分解:國內形勢，現在很好。 那天我們聊天的時候，他感受到了他的心情，去年，前年沒那么開心，但是今年他說他很高興。 因為我們的具體政策，都是做了才有效。 首先有效果的是農村，&lsquo； 六十條，最近又以團隊為基礎進一步處理了這個問題。 現在反映農村的情況很有效。 毛主席特別舉了個例子，談到江蘇省委最近組織了幾個反對派。 從來不說好話的人，可以自由訪問，先看壞事，后看仔細，說這次回來也行。

七千人大會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開，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期間召開的規模空前的大會。 大會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中央請劉少奇作報告。 經大會討論修訂的報告基本上體現了毛澤東對形勢的看法和統一思想的要求。 報告指出，前面提到的我們工作的缺點和錯誤，大部分已經改正，部分改正。 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眼前的困難還很嚴重，但正在逐漸克服。 可以斷言，只要認真吸收實踐中的經驗教訓，我們一定能夠較快戰勝困難，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定會進入新的大快速發展時期。 但是，劉少奇在口頭補充報告時，沒有多次重復對局勢的基本評價。 更重要的是，他完全沒有提到毛澤東在一年多的時間里為克服困難而采取的各種措施。 這些措施正是形勢轉危為安的關鍵。 而且，無論改變這一局勢的關鍵因素如何，都不能建立大會真正走出困境、繼續前進的信心和決心。 這是因為正如許多文案已經指出的那樣，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 后事件的迅速發展表明，形勢不同的評價是一系列重大分歧的原因。

七千人大會以后，毛澤東認為大局已定，如果進一步貫徹落實提出的方針政策，局勢的好轉將指日可待。 于是他離開北京到各地巡回考察，安排中央日常工作按照既定一線安排由劉少奇主持。

但是毛澤東并不認為七千人大會沒有真正實現統一思想的目標。 的嚴重性在于，這種不統一發生在最高領導層內部，發生在他所信任和期待的繼任者身上。

七千人大會結束沒幾天，2月21日至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西樓會議)，他說:“七千人大會不能充分把握困難情況，有問題也不想揭。 我害怕說漆黑一團！ 4月23日，劉少奇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他說現在要說明形勢。 看來，對形勢還推測不足，并不過度。 經濟上沒有大好形勢。 5月7日至11日，劉少奇主持了中央實務會議，他再次強調。 從經濟上看，總的來說不是大好形勢，不是大好形勢，而是艱難的形勢。 現在的首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足。 在這期間，也有人提出異議，認為周恩來還是應該多次評估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彭真也提出了劉少奇的意見，對七千人大會最困難的時期與過去的評價不一致，但劉少奇仍然重復自己的意見，同時認為這個評價不符合實際。

毛澤東知道這種情況后當然很不滿。 本來七千人大會是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全力克服困難而召開的，但是現在最高領導層對形勢的基本評價出現了分歧。 下一戰怎么打？

1962年8月5日，毛澤東來找柯慶施、李葆華、陶鑄、王任任談話，談形勢問題。 他說:“我請各地區的同志談話時，各省都說去年比去年好，今年比去年好。 似乎不是黑暗。 有的同志把情況估計得太暗了。 第二天，毛澤東主持了中央實務會議，他再次表示:“應該有解體，有比較，不是黑暗的。”

在正式會議上，毛澤東還說得很婉轉，但在私下談話中，他說得相當嚴厲。 1962年夏天，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當面斥責劉少奇。 著急什么，壓不住陣勢嗎，為什么不承受！ 西樓說著鬼話，著急什么！ 紅旗也被否定，地面也被瓜分，你受不了，我死后怎么辦？ 這樣不掩飾不滿的話，反映了他對自己支持和期待的繼承人的巨大失望。

劉少奇接受毛澤東的批評，在62年8月的中央實務會議上進行了討論。 在高估困難的同時，也做了一些說明。 當時認為，充分估計困難，即使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也要有心理準備。 但是，也有失去信心的。 毛澤東接著說:“我認為也許1月的會議是正確的。 過去打仗，軍隊有兩種情況。 一個死傷慘重，一個損失一半，但他們不叫困難，而是把幾個連放在一起。 另一個死傷較少，一個只有20%到30%的損失，大聲疾呼困難。 你有這樣的經歷嗎？ 據估計，恢復需要五到八年的時間。 別說農業恢復需要那么多年。 5年、8年什么的，請抱有一點希望。 說了那么久就沒有希望了。 不要不正當地夸大困難。 如果這么說的話，我們的政策是&lsquo； 六十條、&lsquo； 七十條，減少兩千人，或者改變高收購價格，都做不好。 或者，如果我們的政策要花很長時間才能見效，就有必要另做一套。

客觀地說，從當時的具體形勢來看，1962年對中國共產黨來說絕非可以松一口氣的時候。 由于政策效果的體現需要一個過程，具有長期優勢的農業更是如此； 以農業為基礎的工業、商業、城市供給在政策效果上存在滯后。 因此，目前的情況確實非常嚴峻。 西樓會議與會者撰寫的回憶錄反映出會議氣氛非常凝重，劉少奇主張已經到了非常時期，比喻他是非常時期的總統。 但此后，毛澤東的評價完全沒有錯，62年年底實現了全國性的農業產量恢復，63年夏天，各項建設事業呈現出明顯的健康快速發展勢頭。 62年至66年，每年增產，糧食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億斤，棉花平均每年增加六百萬斤。 從七千人大會到1964年底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上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基本完成還不到三年，不是五年、八年。 但是，當時要弄清整個大局的一些變化趨勢并不容易。 由此，不得不說偉人是偉人，他比普通人，包括多位聰明人，看得更遠。

嚴重的是，在毛澤東看來，黨內高層出現的這種分歧是對革命家革命信念和革命意志的考驗。 經歷了革命戰爭的種種坎坷和挫折，毛澤東看到了太多對革命危機狀況失去信心，放棄信仰的人和事。 他也不能容忍自己的領導隊伍在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新戰爭中出現這種情況。 61年8月至9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實務會議上，毛澤東把眼前的困難與歷史長征聯系在了一起。 不要悲觀。 不長。 很快就會迅速發展。 二萬五千里長征只剩下一萬多人。 吹牛的還有四萬人，人少，但變強，竭盡全力，未來幾年迅速發展到120萬人，現在的指標很低，不要悲觀。

毛澤東認為，形勢的評估會導致路線的不同。 歷史上，在革命低迷中看不到勝利的希望，違背革命路線的事例也不少。 毛澤東于1962年8月9日主持了中央實務會議中心的小組會議，目前有兩個人。 一個是只說黑暗的人，另一個是說大部分黑暗的人，是有點開朗的人。 任務是分析形勢提出的，既然黑暗，任務的提出方式不同，說明社會主義不行，就必須全力以赴。 當時的最高領導層中，有很多人抱有非常時期有必要采取緊急措施的想法，陳云以一貫慎重務實而聞名，提出了分田單干的主張。 他首先和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周恩來等交換了意見，但只有周恩來不贊成。 陳云面陳毛澤東之后，毛澤東很生氣。 毛澤東在困難時期&lsquo； 六十條、&lsquo； 七十條，可以減少兩千人，改變高價等，但革命的根本方向不能改變。 農村集團化是毛澤東面向中國現代化的重要變革，同時在52—56年的推進中已經實踐說明有利于生產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這是毛澤東最應該高興的。 因此，盡管他致力于改變人民公社的管理方法，把基本的會計單位放在生產隊伍中，但也不能從根本上推翻集體化的成果。 這是毛澤東不可逾越的一線。 他把這種退卻看成是違背革命的行為，嚴厲批評分田單干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式的修正主義，是走哪條路的問題。

看到獨行風越往上越強，毛澤東的心情從年初充滿了克服困難的信心，變成了對中共最高領導層路線分歧的深深擔憂。 其中也包括我死后怎么辦。 感到不安。 在不久后召開的第八屆十中全會(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上，毛澤東向全黨表明了自己的意見。 他集中批判了黑暗風和獨行風，也就是國內的困難形勢和是否多次考慮集團化方向這兩個重要問題，同時提高到了兩條道路斗爭的高度。 劉少奇在會議上贊同毛澤東的意見，批判了他害怕困難、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往后后退的錯誤態度。

許多文案說毛澤東在這個分支中一直守護著三面紅旗。 這不是他固執己見，不想改正錯誤嗎？ 從七千人大會前后的事件來看，并非如此。 他堅持自我批評，始終是主動承擔責任，在黨內相當多的人還沒有覺悟的情況下，首先起來糾正錯誤，調整政策。 例如，人民公社擺脫實際的一、二年級學生，改變農村基本會計單位在生產隊伍中的設置，是毛澤東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深入調查研究，說服和教育干部的忠告的結果。 另外，決心要控制高指標，毛澤東也做了很多工作。 面對曾經的高指標帶來的損失，毛澤東吸取了切膚之痛的教訓，在之后的年代里一直保持著冷靜的頭腦。 1964年5月經濟形勢正好好轉，又出現了項目走勢過大的情況，毛澤東很快就制止了。 過去我們吃過虧，填飽了財政收入，延長了基本建設戰線。 必須留有余地。 1965年6月，在聽三線建設的報告時，他也認為計劃投資項目多了，指標高了。 他說。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不著急，慢一點更能達成。 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不能對老百姓太緊。 總的來說，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失去民心； 第二個是戰爭，第三個是歉收。 計劃必須考慮這三個因素。 這是為了之后成為國家經濟事業基本方針的準備、準備不足和人民。

那么，毛澤東需要保護的是什么呢？ 毛澤東自己回答。 他在1964年12月13日周恩來第三次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初稿中還特意補充說:“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飛速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往上爬。” 我們要走出常規，用盡可能先進的技術，在不長的歷史時期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 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不能做嗎？ 吹牛皮還是放炮？ 不，可以。 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炮。 看看我們的歷史就知道了。 我們不是從根本上打倒了我們國家似乎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嗎？ 我們從貧困基地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不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嗎？ 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枚原子彈嗎？ 過去西方人給我們起的所謂東方人的稱號，現在不是已經被拋棄了嗎？ 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做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卻不能做呢？ 中國的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說，本世紀初期中國將大躍進。 他這樣的預見，一定會在幾十年間實現。 這是必然的趨勢，任何反動勢力都阻擋不了。

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層層超越的快速發展模式，才是毛澤東關于大躍進的核心思想，是與資本主義國家舊道路上不斷發展的依附性快速發展模式根本對立的快速發展思想。 毛澤東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想要維護霸權的資本主義超級大國，不能甘心讓中國和任何快速發展中國家趕上他們，也不能把中國復興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 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可以支撐這種超越式的快速發展模式。 圍繞61年至62年兩彈一星項目是多次持續還是下馬展開的激烈爭論，是這一分歧集中的縮影。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巨響震撼了世界，也對毛澤東的上述言論發表了最好的評論。

歷史不斷為毛澤東解釋。

本文：《“林之辛：62年七千人大會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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