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到底有5000多年的歷史嗎？ 中華5000多年的文明到底只是傳說還是實際發生的歷史真相？ 中華文明是如何起源和形成的？ 經過了怎樣的迅速發展過程？ 這是關系到中華文明歷史的重大問題，也是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

如何處理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 認為考古發現是唯一正確的道路，為此啟動了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快速發展的綜合研究(簡稱中華文明勘探項目)重大科研項目，以考古學調查發掘為首要手段，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采用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為中華文明提供科學依據 通過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和多學科綜合研究，證實了中華文明已有5000多年歷史的事實，從根本上消除了對中華文明5000多年歷史的質疑。

文明是什么？ 評價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是什么？ 這個問題至關重要，與評價中華大地各地區文明形成時期和中華文明歷史如何悠久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直接相關。

評價目前西方學術界流行的文明是否形成的標志有冶金術、文案、城市的出現三個要素。 這是根據西亞兩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總結出來的。 但是，世界上并非如此，也有具備三個要素的文明。 例如，中美洲的瑪雅文明作為文明社會而聞名，其優勢非常鮮明，但這個文明沒有制造和采用金屬器皿，也沒有冶金術。 燦爛的印加文明也是沒有復制品的文明。 可以看出，這三個要素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標準。

以中國為首的東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的迅速發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資料和系統的認知都不足，中國學者話語權少，其學術意見也經常被西方學術界忽視。 中華文明勘探工程基于對中國各地早期文明的考古發現，經過多學科的共同攻關研究，認為中華文明的形成有其自身特殊的規律，提出了評價符合中華文明特質的社會是否進入文明的標準。

第一，生產力迅速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 在農業明顯快速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離，同時一些手工業生產專業化(如琢磨、鬈漆、高級陶器的制作、冶金等)。

第二，社會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王權顯現。 社會階層分化明顯，少數社會上層精英壟斷社會管理權(如軍事指揮權、原始宗教祭祀權)，出現最高統治者國王，形成嚴格的遵守社會等級制度和社會等級制度規范的禮制。 貴族、當權者控制鹽、銅等重要經濟資源和高級手工業產品的生產和分配。 出現了埋葬國王、其他高級當權者階層的專門墓地和埋葬高級禮儀的大型埋葬。

第三，人口大量增加，集中，出現了都邑性城市，成為了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出現了反映王權的高水平大型建筑、以及需要耗費大量人力和物資建設的大規模公共設施。 出現明顯的城鄉分化。

第四，出現國王管轄地區的政體，以及凌駕于整個社會之上，具有暴力功能的公共權力國家。 國家的產生是文明形成的本質特征。 戰爭、刑罰、殺戮等暴力行為已成為比較普遍的社會現象。 祭祀等禮儀活動在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這些特征包括以地中海和兩河流域文明為基礎總結的、西方學術界常用的三大要素中不包括兩個文明評價標準，即文案和冶金術。 這種差異證明了中華文明與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不同之處，正是人類文明的起源和歷史的迅速發展有著普遍和特殊的方面。

良渚古城遺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1936年首次發現。 經過幾代考古學家的不懈努力，證實了良渚古城的年代距今5100年至4300年，良渚先人在5000多年前進入文明社會。

在良渚城址北側靠近丘陵的地帶，建設了由多個水庫組成的規模大、結構完善的水利系統。 這是中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是世界上最早防洪水庫的系統。 這充分說明位于良渚社會最上層的階層具有高度的規劃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 照片為良渚古城周邊大型水利工程的勘察挖掘現場(資料照片)。 本公司向中國文物報社提供照片

發達的農業。 良渚文化時期的長江下游地區農業已經很發達了。 在良渚附近的茅山遺跡中，發現了大面積的水田，也發現了牛的足跡。 良渚文化遺址上多次出現土木柄石鋤·巴薩米，證明了當時牛耕已經很普遍，犁耕稻作農業得到了很大的快速發展。 在良渚古城內高臺的高樓附近，還發現堆積了數萬斤碳化稻谷，鑒定出這些稻谷是人工栽培稻。 這一點從一個角度證明了良渚發達的稻作農業是良渚文明繁榮的重要經濟基礎。

手工業分工精細，技術發達，高端手工業受當權者控制，被壟斷。 良渚文化的手工業技術已經比較發達，趨于專業化，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織、絹麻紡等都達到了較高水平。 特別是在良渚古城內的城市發現了制玉的手工業工作室，出土了各種玉器，數量多，品種豐富，雕刻精美，用透雕和減地浮雕技法對雕刻進行了細致的描繪，表明了當時玉器制作技術相當高超。 玉器在當時的良渚社會是象征神權的玉琮、玉三角、象征軍權的玉鈿等高級身份的體現物，證明了當時為貴族階級服務的高端手工業是專業化的。

具備對社會資源的控制和動員能力，可以動員組織大量的人才進行大規模的公共事業建設。 良渚古城內城城墻墻基寬40米至60米，墻基底鋪石頭，石頭上堆黃土，這些石頭和黃土都是從外地運過來的，工程量非常巨大。 在城堡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帶，建設了由多個水庫組成的大規模、結構完善的水利系統，有可能兼具防洪、灌溉、運輸等多種功能。 其中，僅塘山主堤就達到了5000米，高7米。 大規模水庫建設的總土方量達到數千萬立方米，如果動員1萬勞動力，至少需要10年以上。 這充分說明位于良渚社會最上層的當權者階層具有高度的規劃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

社會上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 良渚古城內發現了人工堆積的高十幾米、面積30萬平方米的巨大高臺，臺上有多座大型高等級建筑物，這應該是市內最高級別的權貴王的住所。 在良渚古城城內的反山和城外的瑤山等地發現了許多建在祭壇上的貴族墓地。 這些埋葬不僅規模大，埋葬品種多，包括精巧制作的玉琮、圓形玉璧等祭祀用具和武器玉鈿，標志著埋葬主人生前有主持宗教祭祀和軍事指揮的權力，此外，時期普通社會成員的埋葬埋葬埋葬品寥寥無幾 這種差距表明，當時的社會已經出現了深刻的階層分化和嚴格的等級制度，產生了由國王、官僚、富貴階層組成的統治階級和廣大老百姓組成的被統治階級，人類有由平等走向分化，社會由簡單走向復雜的趨勢，這使得社會發生了質的變化

形成了穩定的地域政治體制。 除良渚古城外，太湖南東岸的長江下游地區還分布著興化蔣莊、常州寺腳、昆山趙陵山、上海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大型遺跡。 這些遺跡和墓葬規模、陪葬玉器規格和數量均次于良渚古城，但高等級陪葬玉器有著與良渚古城陪葬玉器相同的神章，表明這些地方有著與良渚古城相同的經濟模式、宗教信仰和祭祀體系、社會結構和資源籌集模式。 當時，以都(良渚遺跡)為中心，已經形成了由多個子中心、中型村落和小型村落組成的四級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出現了掌握軍事指揮權和宗教祭祀權的國王，以及其統治下比較穩定的行政統治區域。 這其實是第一個國家。

戰爭變成常態。 良渚文化的高級墓地一般用武器玉鈸埋葬。 少許墳墓上有被武器砍傷的痕跡，證明暴力和戰爭已成為常見的社會現象。

由此，有理由認為，距今5000年左右，以良渚社會為首的長江下游地區進入文明社會。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良渚古城遺址以中國新石器時代末期存在的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展現了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存在的早期地域國家形態，證實了長江流域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杰出貢獻。 良渚古城遺址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良渚文明得到國際承認。

另外，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良渚文明出現在長江下游地區不是偶然的，而是該地區史前文化和社會迅速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江蘇東山村遺址，發現了距今5800年左右的公共墓地。 墓地內發現了數十座墳墓，墳墓的規模和埋葬品種數量相差懸殊。 的墳墓只能容身，隨著埋葬一些陶器； 大型墳墓比小型墳墓大數倍，埋葬著玉石制的裝飾品、武器和工具，以及幾十件陶器。 墓地附近發現了大樓的基礎地，可能是當權者的居住地。 東山村遺址的發現表明，距今5800年左右，長江下游地區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貧富分化。

在江蘇東山村遺址，發現了距今5800年左右的公共墓地。 這個發現表明，距今5800年左右，長江下游地區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貧富分化。 照片是東山村遺址90號大墓出土的陶器和石鉉。 江蘇省考古研究所供應圖

安徽南部凌家灘遺址，距今5500年至5200年間，是良渚文化的前身——崧澤文化時代的安徽南部中心性遺跡。 在這里發現了由大規模的建筑基礎區、大面積的祭祀遺跡區、近千個墓葬組成的墓葬區。 的墓葬品和大型墓葬品在數量和種類上都是鮮明的對象。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墓主人的身體周圍埋葬著幾十枚武器玉鈸，頭部附近有多么龐雜美麗的玉飾。 每個大墓中都埋葬著玉人，站著或蹲著，形象逼真。 一些大型墓地埋葬玉龍、玉鳥和玉龜。 這些考古發現反映出，距今5500年至5200年之間的長江下游地區，社會分化加劇，當權者掌握了軍事指揮權和宗教祭祀權，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攫取了大量社會財富，形成了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統治者，當時的社會即將 此后，距今5000年左右，長江下游地區出現了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的良渚文明。

中華5000多年的文明不僅僅是良渚文明這一個孤證。 考古發現證實，距今5800年左右，西遼河流域、黃河流域、長江中游等地區出現了社會分化，即文明起源的征兆。 距今5300年來，中華大地各地區相繼進入地域文明階段，呈現出多元文明百花齊放的局面，最終在相互交流的借鑒中形成了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一體化格局，幾千年來始終沒有中斷。

遼河流域文明的曙光。 牛河梁遺址是紅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中心和高級墓地，位于西遼河流域，距今5500年至5000年。 考古過程中，在遺跡范圍內的40多個山頭發現了用石頭建造的大型圓形祭壇和方形積石墓，墓內埋葬了玉人、玉鳥、玉龜等美麗的玉器。 在牛河梁遺址群地勢最高的第一個地點，發現了沿山脊從低到高呈階梯狀建設的、規模較大、由多層石堆柜臺和建筑物組成的大型梯形遺跡。 柜臺上殘留的石頭建筑和出土的各型禮儀活動用的塔形器、筒形器等遺物表明，這里很可能是當時遼西地區紅山文明的宗教和禮儀活動中心。 在這個祭臺的南側，發現了神殿的遺跡。 內部有許多泥女神像，體型達到真人的3倍，還發現了龍、熊、鷹等雕像的殘塊。 這個遺跡很可能是祭祀當時祭祀對象女神的寺院。 在遺址所在的遼西地區，又新發現了面積達100萬平方米以上的大型中心性遺跡線索，可能是當時該地區的政治中心。 當時遼河流域出現了掌握宗教祭祀權力的權貴階層，他們死后埋葬在宗教圣地，埋葬在那里，發現了美麗的玉器，這標志著當時手工業比較發達，出現了等級身份的儀式，社會分化相當嚴重，達到了文明社會的門檻。

中原地區文明的起源。 距今6000年至5500年河南西部三門峽市靈寶鑄鼎原址群，發現了前所未有的現象:面積為數十萬至數百萬平方米的大、中型村落遺址密集分布。 在該遺跡群中規模最大的三個遺跡之一的西坂遺跡的發掘中，發現遺跡周圍由十幾米寬、幾米深的戰壕護衛。 遺址中心區是廣場，廣場附近有幾間大型房間，每間室內面積達240平方米，加上周圍的配套設施，總面積達500平方米。 房子的地板和墻壁經過加工，非常平整光滑，可能是當時當權者階級的住所和舉行重要儀式的地方。 在戰壕外面，發現了公共墓地，其中之一的規模是普通墓地的數倍。 墓的主人是一位年輕男性，身邊埋葬著制作得比較精巧的武器玉鈸，腳下埋葬著十幾件陶器。 這個遺跡群是中原地區發現的最早的明顯的社會分化實例。 遺跡名叫鑄鼎原，傳說黃帝曾在此鑄造鼎而得名。 黃帝傳說所在地出現了中原地區第一個大型高水平群體密集分布的情況，十分有趣。

距今5500年左右，豫西地區鑄鼎元遺址群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河南中部出現了幾個大中型村落，中原地區的政治中心從河南西部轉移到河南中部。 近年來發現的鞏義雙槐樹遺址距今5500年至5000年間，是這一時期河南中部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村落遺跡，應該是當時中原地區的政治中心。 雙槐樹遺址的第一個發現是被三重環戰壕包圍的大型村落，有整個遺跡面積117萬平方米左右的3處公共墓地，墓明顯分開。 其中兩處墓地有夯土臺，另一處墓地四周被溝包圍。 在被防空洞包圍形成的18000平方米空之間，發現了三排大型建筑，總面積約2400多平方米，建筑基礎所在地本身埋有9個約1800平方米的北斗星形狀的陶罐。 并且在期的青臺遺跡中，也發現了同樣的9個北斗星形狀的陶罐。 根據雙年展遺址的考古發現，距今5500年至5000年間，中原地區社會分化更為嚴重，成為全國范圍內且時期社會分化最明顯的地區之一，是證實中原地區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證據。

長江中游江漢文明的誕生。 長江中游地區的江漢平原，距今約5000年左右的屈家嶺文化末期，社會分化也達到了新階段。 這一時期出現了天門譚家嶺、城河城等多處城址，規模較大面積達數十萬平方米。 城堡的周圍環繞著幾十米寬的戰壕，城外設有公共墓地，埋葬的規模、埋葬品的數量、種類相差甚遠。 男性墳墓的主人一般埋葬著制作精良的武器玉石鈿，反映出他們是掌握社會軍事指揮權的軍事首長，基于手中的權力聚集了大量社會財富。

黃河下游文明的起源。 黃河下游地區的史前文化繼黃河中游地區之后，與淮河流域的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山東章丘焦家遺址，發現了距今約4800年左右的公共墓地。 在幾個規模較大的墳墓中被埋葬制作出美麗的玉器和彩陶器等，最多的達到近100件。 在墓的主人為男性的大墓中，埋葬著武器的玉鈸。 埋葬規模、埋葬品種、數量差異非常大，表明山東西部地區和其他地區一樣，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分化，進入了文明社會的門檻。

根據上述各地眾多考古發現，距今5000年左右，基于農業和手工業的快速發展，中華大地各地區出現了嚴重的貴賤、貧富分化，集軍權、神權和社會管理權于一身的國王相繼出現，進入文明階段。 早期的中華文明實際上是在黃河、長江、西遼河流域等地理范圍內發展和形成的巨大文明叢體。 在這個叢體內部，各區域在其文明化的過程中，即從文明起源到形成和早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在各自的環境基礎、社會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宗教和社會意識等方面存在著各種差異，呈現出各具特色的多樣局面。 各地區文明在相互競爭、相對獨立的快速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相互交流借鑒、一體化的趨勢。 在相當于堯禹的時期，這一一體化趨勢在中原地區表現得更為明顯。 中原地區這一時期憑借天下居中的人文地理特征和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廣泛吸收周圍文化先進因素，形成以明尊卑為目的、禮儀禮俗為首要表現形式、以開放包容為重要優勢的禮制，成為更加成熟的文明形態，對周圍廣大地區產生強烈的影響， 對促進周圍地區文明的快速發展和中華文明統一性的形成發揮了重要意義，成為中華文明主根、主源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總的形成

中華文明的考古學發現充分表明，文明因交流而變得豐富多彩，因相互借鑒而變得豐富多彩，發展迅速。 東北地區西部的紅山文化高級墓葬，和與之差不多的安徽凌家灘遺跡的貴族墓葬，出土了形狀非常相近的玉人、玉龍、玉龜、玉鳥。 左圖為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玉人，右圖為安徽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人。 總公司記者汪永基/攝影

根據中華文明的考古學發現，文明的生存必須迅速發展，以經濟的迅速發展為有力的支撐。 距今10000年前，我國開始了最初的栽培農業。 北方是粟和粟，南方是稻，奠定了文明起源的基礎。 距今8000年左右，農業有了初步的快速發展，制陶、制骨、乃至琢磨等手工業也有了進步，開始出現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的邊緣。 但是，社會還沒有發生明顯的階層分化。 距今6000年左右，農業迅速發展，人口增加，出現面積100萬平方米左右的大型遺址和規模較大的墓葬，社會開始明顯分化，文明化加速。 并且，到了5000年前后，在長江中下游、黃河中下游、西遼河流域等稍微文明化的地區，社會分化加劇，出現了掌握軍事指揮權和宗教祭祀權的王權，率先進入了地域文明(古國文明)社會。 縱觀中華文明的起源和迅速發展的過程，沒有農業和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就沒有剩余產品的出現和階級的分化，也就沒有國家的產生和文明的迅速發展進步。 并且考古發現表明交流互鑒是文明快速發展的本質要求。 距今5800年至5300年間，中原地區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以花鳥圖案為優勢的彩陶，曾影響了周圍相當廣闊的地域，南達長江中游、北當河圈地區、東及黃河下游、西至甘藍地區，形成了史前時代首次對中原文化周圍的輻射。 值得觀察的是，東北地區西部的紅山文化高級墓葬，以及其大致而言安徽省含山凌家灘遺址的貴族墓葬，都出土了形狀非常相近的玉人、玉龍、玉龜、玉鳥。 表明兩地的上位階層之間有某種聯系。 良渚文化祭祀用典型玉器外面圓形玉琮和圓環形玉璧發現于華南地區廣東石峽遺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和陜北榆林神木石峯遺址。 中華文明在起源和早期快速發展階段形成的相互借鑒、兼收并蓄和能力積累，成為其持續快速發展的動力，從此由共同文化的積淀、心理認同、禮制以前傳下來，奠定了中華文明持續快速發展的基礎。

【王威，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系主任，中華文明探源項目( 2001年)首席專家。 本文刊登了《求是》年第二期。 】

本文：《“中華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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