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S2 ) )李大釗開創了科學社會主義中國化的思維境界，發起了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的成立，加強了對社會主義的研究。 李大釗把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和實際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擴大了社會主義的影響。 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與北京早期黨、團體組織的建立有著密切的聯系，是社會主義的重要實踐。 李大釗的社會主義思想來源于對唯物史觀的全面把握，展望了世界社會主義快速發展的總體趨勢。 [/s2/]

年12月2日是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成立100周年紀念日。 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確定以社會主義為研究對象的學術社團，具有劃時代的重要作用和不可忽視的歷史地位。

但是，在實際的研究和推進中，這個學術團體的重要意義沒有得到重視。 在誕生100周年之際，我們需要努力追求根源，恢復本來面目，深刻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快速發展的歷史進程和研究過程。

受五四進步社會思潮的影響，特別是在俄羅斯十月革命的啟發下，李大釗開始了對中國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 但是，他的認識理路和其他早期共產黨不同。 另一方面，他在日本留學時已經知道了關于社會主義學說和社會主義思想的事情。 另一方面，他從當時與北京大學教授胡適的爭論中得到思想啟發，更加重視從學理上對社會主義進行深入的理論探索，更加關注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方法。 他們之間關于問題和主義的爭論影響深遠，遠遠超出了學術界的范圍。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每周評論》是當時國內第一本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國際時評的進步政治和文化評論類刊物，刊登以時事評論為中心的文案，基本宗旨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 該雜志于1918年12月22日創刊，至1919年8月30日被軍閥政府關閉，先后出了37期。 關于問題和主義的爭論從第28期開始，最終到第37期。 文案包括胡適的《歡迎我們的兄弟周評論》、《研究許多問題，講許多主義》、《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等。

胡適認為，當時輿論界的一大隱患是偏重紙張的學說，不實地考察中國當今社會需要什么。 他在文案中以主義為要點進行分析，空很好&lsquo； 主義是極其容易的事，阿貓阿狗也能做，鸚鵡和留音機械也能做。 胡適重視李大釗的意見，把他視為摯友。

作為爭論的另一方，李大釗也是尊重胡適，以理性的態度與胡適爭論一起關心的問題。 可貴的是，從與胡適的爭論中，李大釗特別意識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特殊重要性。 他明確地主張，要成為社會主義者，就必須研究是否能盡量將他的理想適用于圍繞他的現實。

而且，李大釗在說服胡適，推行主義的過程中，當然存在濫用主義的危險，但不能嗆著吃。 因為有人有假車牌，我們應該越來越推進我們的主義，同時就各種問題研究實用的做法，按照主義做實際的運動，以免貓、狗、鸚鵡、留聲機欺騙我們。

當然，李大釗也耐心糾正了胡適的一些偏頗，他認為主義與問題密不可分，問題的根本處理需要主義的指導。 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要研究實際問題，另一方面要推進理想主義。 這是為了互相幫助，這是并行不悖的。 對于問題的根本處理，李大釗也沒有絕對化。 他并不否認在問題的根本處理之前，需要進行相當大的準備活動。 這個準備活動當然必須包括有組織、有目的的各種實踐活動。

真理不僅越來越明顯，而且越來越深刻。 通過以上的解體，我們必須了解李大釗想要把主義和實際結合起來。 關于這個問題和主義的爭論，極大地推進了對五四知識分子自古以來流傳下來的思維方法的反思，喚起了他們對近代思維的探索。 問題和主義爭論的關鍵是認知論問題是什么是社會主義？ 應該如何正確認識中國社會的特殊性？ 如何將主義、理論和實際緊密結合起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大釗開辟了如何使科學社會主義中國化的思維境界。 他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必須面對的、急需處理的問題。 這個時候，《每周評論》被軍閥政府沒收了。 對李大釗來說，要多次堅持對社會主義的理性探索，最好的選擇是在北京大學成立高層次學術研究團體，加強對社會主義歷史的翻譯和學理的研究。 于是，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誕生了。 根據刊登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的啟事，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于1920年12月2日成立，李大釗被列為8個發起人之首，可見李大釗對該研究團體的重視。

以往的研究習性地認為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的創立與當時的社會主義爭論有直接的關系。 但是研究表明，從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上半年，李大釗沒有參加英國哲學家羅素訪華與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張東蓀、梁啟超等的社會主義爭論，他在短文中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對羅素的觀點被曲解感到不滿 然后將越來越多的能源投入到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

事實上，當時的論戰是雙方各自堅守自己的意見，爭論的焦點在于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手段上的革命和改良的根本對立。 與此相反，李大釗認為，盡管中國有各種各樣的講社會主義的人，但必須對社會主義學說進行學理探索。 在李大釗請羅素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不久的1921年1月底，他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執行方法的考察》。

他確信，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是必然的，但絕非易事，所以必須認真研究。 為了讓普通人理解什么是社會主義，必須首先翻譯各國最簡明的社會主義名作，進而深入研究中國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及其落實的做法。 為此，北京大學相繼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后者在啟事中宣布，這是一個研究馬克思學說，分工互助的共學組織。 前者的宗旨很明確。 召集有研究信仰和社會主義能力的同志，互相幫助研究和傳達社會主義思想。

顯然，正如啟事所述，兩個研究會對參加者的要求不同。 社會主義研究會要求入會者有研究能力，可以合作研究，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要求只有有興趣研究馬氏學說的人才能成為本會議的底會員。 前者只限于北大的教師和學生，后者不限定，可以是北京內、北京外的任何一個。 這樣一來，后者比前者多。

從社會主義研究會發起人名單來看，8人分別來自政治學系、法律系和哲學系。 其中，陳顧遠、郭弼藩在主修本科期間關于《奮斗》雜志，作為奮斗社成員列為發起人。 1923年，陳顧遠本科畢業留校任教。 19201923年，他發表了《孟子政治哲學》、《墨子政治哲學》、《地方自治通論》三部專著，其畢業論文《中國古代婚姻史》于192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表明具有較強的研究能力。

社會主義研究會決定編譯社會主義叢書，分為甲種和乙種，發表社會主義論文。 李大釗說，社會主義研究會成立后，請羅素博士做關于社會主義的演講。 現階段必須致力于優秀圖書的介紹、研究叢書的組織化，作為其第一篇，《絎縫社會主義》一書已出版，目前正在翻譯中，今后陸續出版的圖書還有好幾種。 我知道李大釗主張的理論翻譯充滿包容性，不太在意被視為對立的社會主義觀，如基爾特社會主義、費特社會主義、宗教社會主義等。 相反，他要努力通過翻譯豐富學理，并將這些有爭議的理論翻譯介紹給國內網民。

作為社會主義研究會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李大釗將對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和實際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擴大社會主義的理論影響。 從1920年9月開始，李大釗為北京大學政治系、史學系、經濟系的學生講授《唯物史觀》、《社會主義史》等課程，這可以從《北京大學日刊》中找到線索。 該刊于1924年1月5日發行了學校注冊部《布告》，證明李大釗先生因故上京，暫時停課其授權政治經濟兩系的“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返校后進行補課。 1924年5月，李大釗代表中國共產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五大，年底前回國。 因此，這門課的時間必須是1923年9月到1924年5月。

講義本上寫著講義復印件的排列，有社會主義的定義，關于社會主義的各種誤解，社會主義和大眾主義的不同，社會主義和學問，藝術的關系，法國19世紀的社會主義者，英國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費邊社，吉德社

每一部分，李大釗都介紹了許多以西班牙語為中心的教育參考書。 他概括了各國所代表的社會主義者、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宗教社會主義及其首要觀點，但沒有俄羅斯社會主義。 這是令人費解的，一個推斷是李大釗按照社會主義史的邏輯組織課程。

1922年10月31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學校注冊部《通告》:李大釗老師授予政治史學兩系《唯物史觀》的今天的課，其《社會主義史》、《社會立法》兩節課，都是晚一點上課。 但是，《社會主義史》還沒有開始。 對此，可以推測，一年后，課程名稱被改為“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 俄羅斯社會主義部分被納入《唯物史觀》講授。

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與北京早期黨、團體組織的建立也有密切的關系，它們建立的時間差不多，只是各自的使命不同，但都被李大釗視為社會主義的實踐。 1920年911月，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 隨之，北方各地在李大釗、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生的援助下相繼建成，其中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于1920年11月、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于1921年4月、唐山社會主義青年團于1921年7月。

這是一個奇怪的政治現象，社會主義青年團必須早于共產黨的誕生。 這可能與李大釗的組織構想有直接關系。 1921年3月，李大釗在他唯一的拆除黨建的文案《團體培訓與改革創新的事業》中確定，我們將來要建立的大團體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團體，它必須是一個牢固精密的組織，它使中國徹底大改革，或者是可以依靠的。 他的這一大團體思想延續到后來的國共合作，產生了打破黨派界限、超越政黨利益、消除政治分歧的政治合作構想，體現了合理的政治智慧。

經與胡適爭論，1919年9月、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在這個沉思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文案中，他把社會主義的概念和人民聯系起來。 這在中國還是第一次，讓我們知道了社會主義的實現離了人民自己是絕對不行的。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大功績。 他特別強調，社會主義有其必然性。 堅人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他相信必然會發生，在推進社會主義方面，確實具有耶教福音經典般的效力。 他力主試圖以唯物史觀和認知論為指導，探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把理論研究的要點放在最富有思辨價值和實際意義的《資本論》上。

1922年2月，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組織的第一次公開演講是請李大釗講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李大釗說，馬克思的學說博大精深，很難說對他有什么研究。 大家都想研究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但真正能研究他的很少。 他在浪費時間，如果大家能在讀書的間隙研究馬克思的學說，中國將來會產生幾個真正能理解馬克思學說的人，真的能在中國閃耀光芒，這真的是我最大的希望。 他告訴聽眾，馬克思的大書是《資本論》，要系統地研究它。

在李大釗的思想影響下，許多有志青年邁出了從事理論研究的重要一步。 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讀書的侯外廬通過同鄉高君宇的介紹認識了李大釗，開始對理論產生濃厚的興趣，萌生了從德語版翻譯《資本論》的想法。 為了幫助侯外廬進一步拓展理論視野，補充經濟學知識，李大釗介紹了侯外廬認識了當時是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的陳翰笙。 他還把自己的西班牙語書籍借給侯外廬。 其中有布哈林《唯物史觀》的英譯本。

在回憶錄《對固件的追求》中，侯外廬詳細記述了與李大釗的最后一次會面。 當時三一八慘案后不久，李大釗被北洋政府通緝，到設在蘇聯大使館內的中俄庚金委員會辦公室避難。 兩人見面的地方在東交民巷道上洋行。 侯外廬回憶說，李大釗爬上梯子越過矮墻來了。 他對李大釗說，首先想從理論上追求真理。 李大釗說，他強調應首先從理論著手，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著手，贊同侯外廬翻譯馬克思·德語原著的計劃。 這次會面在侯外廬晚年的回憶錄中說:“決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1928年，侯外廬留學法國，開始了長達10年的翻譯歷史。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侯外廬翻譯《資本論》的過程中，李大釗的同鄉河北樂亭人王思華和李樂光給他提供了特別的幫助。 前者是他的合作者，1930年從法國回國后被介紹給陳翰笙教授，與侯外廬相識。 兩人志同道合，相互信任，共同完成《資本論》第一卷的翻譯，分別于1932年、1936年正式出版。

李大釗眼界開闊，涉獵廣泛。 他對西方各種社會主義思潮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對唯物史觀有了全面的把握。 為了明確馬克思社會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異同，更有效地將社會主義學說與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實際相結合，李大釗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圣西門的歷史思想》、《美國的宗教新村運動》等文案 其中涉及的社會主義流派除了科學社會主義外，還包括英、法兩國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主義派別。

《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收錄的《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對研究李大釗的社會主義思想具有寶貴的歷史價值。 但嚴格來說，《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不是嚴密的學術理論副本，而是李大釗的講義，是根據北京大學本科經濟系三年級學生( 1921級)邵純熙的成績單整理的。

在《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課程中，李大釗對社會主義在全世界迅速發展的趨勢及其實現的道路做了非常透徹的分析和預見。 他指出如下。 “當代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有統一的趨勢，大體上的方向集團有馬克思主義的趨勢，這種趨勢我們這一代人應該知道，但是所有的物色也不能忽視吧。

他又作了如下陳述。 “各地、各時代的情況一樣，要求其適當者行動，產生了共性與特點相結合的新制度。 (共性是普遍者，特征隨時隨地不同者。 (所以，中國將來發生的時候，一定要英、德、俄&hellip； &hellip； 有差異。 這種對世界社會主義快速發展總趨勢的展望，突出了各國社會主義的特色和不同點，為各國社會主義者提供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新的認識道理之路，沿著這條道路不斷探索，自然就能探索出各國、各民族具有不同優勢的社會主義道路。

李大釗相信，如果今天的社會主義正站在人類歷史的必然進程中，有著絕對勢力的歷史是其支持者，那么社會主義的到來就如同夜以繼日、地球繞著太陽轉的事實一樣可靠。 他認為社會主義作為強大的政治運動在中國發生是不可避免的。 實現社會主義，必須經過三個階段。 一、奪取政權； 二、生產及交換機機構社會化； 三、執行生產分配及常規事務的組織。 就奪取政權而言，采取和平手段往往歸于失敗，必須采取革命手段。 但他也認為，要實現其手段，各不相同，需要革命家。 有觀點認為沒有必要是激烈的革命家； 有人逐漸進行改革以達到目的，使用和平手段。

綜上所述，翻閱李大釗與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的歷史，筆者不應單純闡述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的始末，而是從這一具體案例中展現出錯綜復雜的歷史聯系，揭示歷史矛盾，激發人們更深層的思考 并要深刻了解李大釗社會主義思想的理性、人民性、包容性，汲取歷史智慧，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

作者:侯且岸，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雙一流特聘教授，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副會長

文案來源:《前線》雜志年第10期，原標題李大釗與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

本文：《“想讀懂李大釗的社會主義思想，還要了解北大的這個學術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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