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毛澤東最全心全意的當代中國文學家和思想家，罕見地稱他為當代中國圣人。

1971年11月20日，他在與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談話時表示:“魯迅是中國的第一位圣人。 中國第一位圣人既不是孔子也不是我。 我是智者，圣人學生。 古今文化人中無人能比得上對魯迅的評價。 1949年訪問蘇聯時，他對員工說，我喜歡讀魯迅的書，魯迅的心與我們相連。

毛澤東讀魯迅的書，認同感很深，在思想感情上彼此相通。 如何相通，或者可以從以下幾點理解。

一是文化革命中的共鳴。

這里所說的文化革命，和20世紀60年代作為運動的文化革命不是一回事。 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的旗幟，批判自古流傳下來的古老文化，由此開啟了當代中國文化革命和新文化創造的過程。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生代，毛澤東在思考新民主主義革命時，總是把文化革命放在突出的位置。 《新民主主義論》是系統的理論成果，原主題被稱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在這本論書中，毛澤東提出魯迅是五四以來文化新軍最偉大最勇敢的旗手。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還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魯迅在文化戰線上代表著全民族的大多數，魯迅的方向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旗手、主將、代表、方向這些詞反映了魯迅在文化革命行業的地位和價值，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

我知道，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幾個代表人物中，陳獨秀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隨后離開了文化革命行業。 胡適在文化行業的工作不小，但其思想軌跡顯然只有兩條路——魯迅，仍然在文化行業不斷戰斗、不斷前進，而且思想軌跡與毛澤東的主張相當接近，提倡通過文化革命推進文化變革，建立民族新文化 毛澤東閱讀魯迅的作品，在這方面獲得共鳴，確實是必然的。

二是在徹底解體中國國情問題上的認同感。

魯迅和毛澤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個是主將，一個是前畢業生，他們都讀詩書，深入研究歷史文化，對舊中國社會有深刻的認識，對舊的思想道德有解體和批判。 面對幾千年來的封建壓迫，魯迅吃人，毛澤東總結成了政權、神權、族權和夫權四大綱。 他們都很重視對中國社會的思想啟蒙。 魯迅作為精神界的戰士，努力改造國民性； 毛澤東早期組織新民學會，宗旨是改造學術和人心。 毛澤東在《魯迅論》中說，魯迅從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出來，殺死馬槍，向他所經歷的腐敗社會攻擊，描繪出黑暗勢力的鬼臉，他簡直是一位高等畫家。 毛澤東在魯迅解體批判中國社會問題時，欣賞做法深刻的辯證法，實際上這也是他與魯迅的共同優勢。

確實，批判舊中國也好，建設新文化也好，都是非常困難復雜的事件，并不是僅僅提出了脫離實際的單純口號就能完成大業，也并不是越激進越好。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期，立足于中國國情，在許多深入的農村調查的基礎上，探索了中國革命的新途徑，但被黨內教條主義者戴上了右傾、保守、狹隘的經驗論的帽子。 這種遭遇，和當年的魯迅很相似。 大革命失敗后，左翼文化界在革命文學等相關爭論中，創造社、太陽社言辭過激，對魯迅的批判攻擊也很激烈，給魯迅扣上了封建余罪、雙重反革命、紹興師爺、墮落文人的帽子。

魯迅之所以看起來不激進，正是因為他對中國社會文化的認識更加深刻和辯證，對創造社、太陽社的反對批判也非常到位。 例如，在《上海文壇一瞥》中，魯迅說，革命文學運動的錯誤是:第一，他們對中國社會不進行縝密的解體，而是機械地運用只能在蘇聯政權下運用的做法。 而且他們，特別是仿造吾先生，革命通常使人非常可怕，革命一到，就像所有非革命者都死了一樣，呈現出極其左傾兇惡的樣子，對革命只有恐懼。 其實革命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活。

對于這種反對批評，毛澤東極為欣賞。 1972年11月在與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的談話中，他對魯迅與創造社的分歧之高評價為:創造社并不那么高明。 魯所寫的《上海文壇的一瞥》是辱罵創造社的，但之后郭沫若寫了《創造十年》反駁他，無力反駁。 毛澤東評價左翼文化界的這個公案，可能會考慮中央蘇區時期自己的遭遇。 其實，在魯迅寫《上海文壇一瞥》的前一年，毛澤東為了反駁左傾教條主義寫了《調查工作》，后來改名為“反對本主義”，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必須是中國同志，了解中國的情況。 這和魯迅的反批評，正是同好之士。

關于對深入了解毛澤東和魯迅國情這個問題的認同感，兩個文化界當事人有意見，也很堅定。

一個是蕭軍。 他在1944年3月22日的日記中說: “魯迅對中國國民性認識底部的深度、韌性、戰斗精神、認真、深度，與毛澤東底部對中國社會、歷史、政治認識的全面性、政治學說、策略運用的靈活性、忍耐的可容忍力量形成鮮明對比。

另一個是曾經批評魯迅的周揚。 在接受1977年4月發表的采訪的文案中，他一起評論了魯迅和毛澤東。 我們談論魯迅的功績，一個是確實對社會了解深刻，一個是豐富的歷史知識。 這兩瓶很厲害。 毛澤東的偉大也是這兩個，其他許多革命家不及他。 毛澤東、魯迅對社會、歷史的理解非常透徹。 為了這個理解，對馬克思的理論可以使用。 教條主義者是像我們這樣的人和年輕人吧。 你可能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 例如，&lsquo； 創造社后期的人們在日本讀了很多書。 王明他們也在看書，但是讀了也不會用。 關鍵是這個問題。 毛澤東和魯迅對社會有豐富的知識，有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就可以用馬克思主義研究這些問題。 如果沒有太多的社會、歷史知識，馬列主義只能成為教義。

三是對農民問題的認同感。

毛澤東和魯迅都重視中國的農民問題，是拆散農民問題的名人。 為了了解中國社會，推進中國社會的改造和進步，對農村和農民的研究和對農民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 解剖魯迅農民，特別是農民的消極面，是非常深刻的。 他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位以普通農民為主角的作家，農村主題小說塑造了阿q、閏土、七斤等典型農民形象，再現了近代中國封閉落后蕭條的農村景象，描繪了農民在政治、經濟、思想上受到的壓迫和束縛，以及辛亥革命對底層農民

出身于農戶的毛澤東，初期從事革命活動，一個重要切入點是農村和農民。 他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也是因為深入調查研究了農村社會和農民的情況。 毛澤東和魯迅的這個共同點，不是偶然的一致，而是他們根據中國的實際思考中國問題核心的必然結果。 當然，毛澤東比較注重發掘農民的積極面。 在他1939年給周揚的信中，我和你談過。 魯迅表現出農民側重于其黑暗面、封建主義方面，而忽視了其英勇的斗爭、反抗地主，即民主主義方面，就是因為他沒有經歷過農民斗爭。 確實，自己領導農民運動的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描繪的農民和魯迅寫的阿q和閏土不能比。 知名記者趙超結構在1944年訪問延安后，在《初見毛澤東》的文章中說，毛澤東在尊重農民社會古老習性的基礎上播種了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 這個見解一定能被接受。

第四，精神上的個性共鳴。

毛澤東在1937年《魯迅論》中指出魯迅精神有政治遠見、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三大優勢。 在具體論述中，強調魯迅一貫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斗爭。 不避開前線，朝著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入他憎恨的一切的一個目標勇敢地戰斗，決不中途投降妥協。 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魯迅的骨頭最堅硬，他沒有一點奴隸面孔和媚骨，這也被稱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寶貴的性格。 魯迅是向敵人沖鋒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誠、最熱情的空前民族英雄。 這些事情可以歸結為幾個。 即果敢斗爭，永不變節。

毛澤東凝練概括的魯迅的這種精神個性，正是他在千難萬險的革命斗爭中一直期待、倡導、悉心培養的最寶貴的革命品格。 毛澤東也有這樣的精神個性。 不怕鬼，不相信邪，在逆境中越受挫，他的個性、角度越鮮明，獨立思考，大膽懷疑他的個性等，都與魯迅相當接近。 基于此，他閱讀魯迅的作品，欣賞魯迅主張打落水狗的觀點，說出了沒有假慈悲的偽君子的顏色； 欣賞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安于孺子牛兩首詩，說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 魯迅對自己的&lsquo； 責備敵人，&lsquo； 即使恨他們，我也決不允許這種說法，表明我們必須學習魯迅那樣的戰斗精神和做法。

五、這是對寫作戰斗方式的共鳴。

毛澤東在戰斗的方式上與魯迅有同感，比較集中于他對魯迅雜文的欣賞和評價。 魯迅一生寫了17部雜文集，主張自己的雜文對準敵人的匕首和投槍。 毛澤東在《魯迅論》中說，這些匕首和投槍之所以能成為強大的戰斗武器，是因為魯迅用望遠鏡和顯微鏡注意社會，看得很遠。

毛澤東特別樂于提倡學習魯迅雜文的戰斗方法。 從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在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他做了以下發言。 魯迅戰斗作風的一個重要優點，就是把向他射出的箭全部接過來，拽著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攻擊。 &hellip； &hellip； 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戰斗精神和做法。 關于這場戰斗，他列舉了魯迅給自己的雜文集命名的例子。 有人說魯迅第一有空，有人說魯迅第二有空，有人說魯迅第三還是有空，同時有人說他有空，他出版了《三閑集》。 有人說他說南辯北調，他出了《南辯北調集》。 有人說他背叛舊社會向無產階級投降，出版了《二心集》。 有人說他的復制品經常被報紙用花鑲邊，他出了《花邊文學》。 受國民黨的壓力，要求《申報》自由咨詢欄不要談政治，他提出只能談風月《準風月談》。 有人罵他是墮落的文人，他干脆把自己的筆名改成了隋洛文。

魯迅雜文的戰斗方式，更重要的是分解問題，指出時代的缺點，深刻而全面，有感染力，也有說服力。 毛澤東認為，首要原因是魯迅知道和運用辯證法。 在1957年3月的全國普及實務會議期間，他和與會者多次談到魯迅雜文的這一優勢，說魯迅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他相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自覺運用，才使他的雜文更有力量 會議上，有人說寫短篇雜文總有片面性，他不同意這個觀點，提出來，我搬出魯迅，大家向他學習，仔細研究，魯迅后期的雜文最深刻最有力，沒有片面性，就是這個時候他要辯證 毛澤東猜想，如果魯迅活著，小說恐怕寫不出來，但一定還會再寫雜文。 對于現在的小事件，他寫雜文，處理問題。 20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設想自己退休后，在人民日報上寫文案。 當然也包括寫雜文。 實際上，毛澤東從青年時代開始，為小報紙寫的時事政治論大多是了不起的雜文，其風格也很像魯迅。

本文：《“毛魯之心，何以相通(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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