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面臨的三大危機

我認為我們現在正處于重要的歷史階段。 機遇和挑戰并存，無非就是危機是危機中的機遇。 今天的中國，面臨著新的三座大山，也是三大危機。

1.文化領導力的喪失

今天我們面臨的最嚴重的危機不是經濟上的，不一定是軍事上的，而是文化領導權的喪失。 需要考慮的是，在漫長的國內革命斗爭中，爭奪文化領導權和文化霸權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勝利的關鍵。 直到1978年，中國共產黨才不怕別人說他窮，不怕別人說他沒槍，最怕別人說他沒文化。 如果說沒有文化，他必須和你做到底，討論，在文化領導權、文化合法性問題上，他從來沒有模糊過。 我們看歷次運動，從延安整風到關于《紅樓夢》問題的討論，《武訓傳》問題的討論，對右派媒體的反擊，都是這個問題。 如果說我們沒有文化，我一定會和你干到底。

文化領導權的關鍵在于兩點。 第一個是正確的歷史觀，回答我們從哪里來，去哪里。 另一個是正確的形勢評估，甚至是敵我力量的形勢評估，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

如果說目前中國呼吁重建價值觀，那么新的價值觀只能建立在掌握文化領導權爭奪的視野中。

2.美國對國際軟實力的壟斷

從國際上看，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也不是單純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的問題，而是軟實力的問題。 什么是軟實力？ 是指一個國家不采取強制手段而讓其他國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動的能力。 建國初期，在帝國主義包圍的情況下，中國之所以能夠打破帝國主義封鎖，首要的是有很多可以得到幫助的軟實力。 1973年，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訪華演講中，大致的意思是，到20世紀末，評價一個國家成果的標準不是這個國家的gdp乃至他的經濟實力，而是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為廣大人民提供了多少基本的福利和政治參與能力 特魯多說。 “尊敬的毛主席、周總理，我認為這是你們啟動的先進制度。 這就是加拿大人民尊重你們的原因。 因為我們也在努力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制度，為普通勞動者參與政治提供機會。 是你們拋棄了過去社會的快速發展觀，以建立新的和諧國家為目標。 在這一點上你們是未來的領導者。 這是我知道的，第一次由加拿大總理提出的關于和諧社會和新的快速發展觀的對話。

我知道今天美國強大的根本，畢竟最近的時代雜志說的是美國的軟實力。 全球化、現代化、民主化、人權，這些名言都由美國壟斷，要擺脫他的圈子并不容易。 因為，如果我們未來經濟的快速發展走的是環境破壞、兩極分化的道路，即使發展迅速，它也很可能迷失方向，寡助，失去國際地位。

3.被洗腦的外出務工者: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等級中的地位

當今跨國資本及其推動的文化生產和文化商品的迅速發展，深刻地標志著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進入了非物質生產和文化生產的新的最高階段。 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仍處于以物質生產和資源出口為基本特征的初期階段。 中國在文化產品技術方面的全面大規模赤字，引入了美國廣闊的問題，包括我們今天舍棄不了的知識產權問題，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等級制度中被洗腦的農民工的地位。 這正是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最高階段，是真正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形象。 值得觀察的是，這種文化生產推動的欲望文化瓦解了所有人類文明和歷史的價值尺度。

二、繼承中國革命的遺產

面對上述三大危機，我認為有必要重新考慮中國革命的遺產。 我看到過報紙上的新聞，伊拉克一位大學教授在參加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的途中，遇到了路邊的炸彈，走了之后就沒回來。 我們今天參加各種會議，但是子彈進不去。 這不是天然的，肯定有歷史原因。

1.中國革命創造了新的價值和承認范式

武力教授曾經說過，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不僅產生了新的經濟和國家模式，還產生了價值和道德認可的范式。 我非常同意。 舉個例子，1946年，有一位博學的留學生，最先翻譯了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這個重要的文案。 1949年，這個身體給叔叔寫信。 因為叔叔是烈士唯一的遺屬，他在要求成為湖南省廳長的信中說:“叔叔，現在社會變了，請不要以為我父親成為了國家主席。 我要當湖南省的廳長。 現在不行。 因為現在變成了公共社會。 我們都是普通人，都有私人感情。 但是，當這種感情超出私人范圍與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共產黨必須堅決站在人民的立場上。 我不認為大義會毀滅父母。 信中說，叔叔以前所有人都把臟東西扔在公共場所，現在不行了。 因為我們都是國家的主人。 寫這封回信的是毛岸英，1950年，他參加了抗美援朝，28歲在朝鮮戰場上犧牲。

我去過中央黨校學習，去過延安參觀。 王家坪有毛岸英和毛澤東的照片。 因為我知道這個身體，我知道有今天是因為他的犧牲。 但是，當時我們班有個人說，多虧毛岸英被殺，否則一定會成為蔣經國或金正日。 我想在那一瞬間，我們的價值觀發生了改變，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反動價值觀侵入了我們的共產黨。 我們黨內也有點無知，但有夸夸其談、自以為是的混同。 我在《天下:江山走筆》一書中說:“打倒三座大山，消滅三大差異，將永遠是前所未有的大希望，產生無限的菩提心。” 這是漫長而偉大的中國革命，是歷史的奇跡，是人類的天堂，是對不可能的解放的召喚，是對無數過去無限未來的祝福。

1962年，末代皇帝溥儀首次領取選民證時，我第四次成為皇帝，和我的6萬同胞一起成為國家的主人。 我第一次知道了作為人的價值。 這是武力教授說的，中國革命不僅建立了新的國家，還形成了新的價值和新的價值體系。 我們今天為什么看到許多受益于這場革命的人謾罵和否定這場革命和革命家所承載的價值觀？ 因為我們這些年來價值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放棄了中國革命的遺產，或者根本不知道中國革命的遺產。

2.中國革命遺產是如何形成的

一是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確立了農民的階級主體性和能動性。 土地問題是中國歷史5000年最核心的問題，在中國土地的制度變遷中，井田制、初稅畝、租稅調、兩稅法、青苗法、牛鞭一本、盛世滋丁永遠不扛，耕者自有其田，免于減收、土地改革、集團化、農業稅 因為土地變遷是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的紅線。 我們看中國的歷史，從土地制度來看，中國革命是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建立新中國。

其次，中國民族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形成了革命中國的國家主權。 在這個國家主權中不僅形成了一個國族的認可，還融合了國族的認可和階級的認可、人民的認可。 中國革命的勝利不僅改變了18世紀以來歐洲帝國主義主導世界的歷史，也改變了二戰后形成的由五大國分割世界的歷史。 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亞非拉的革命和建國之路。

第三，以思想路線為道統，制定當代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地理路線圖，并在此背景下確立現代政黨的理論合法性，從而使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權之間始終保持著反思性的關系。 說白了，決定我們今天政權正當性的，不是正統和法統，不是你認可了什么樣的經濟制度、你實行了什么樣的憲政，而是思想路線的正確性、合法性。

3.應該批判地繼承的中國革命的遺產是什么

在今天的中國，中國革命的遺產到底有什么意義和價值？ 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當然有很多問題，但是如果不能批判地繼承和繼承這個偉大的遺產，那將會被我們的先人嘲笑。 但是，批判性繼承絕不等同于輕易放棄。 否則，我們不僅會失去過去，也會失去探索未來之路的能力和想象力。 東歐全面拋棄了自己的革命遺產，所以只剩下最終被西歐毀滅的道路。

應該批判性繼承的中國革命遺產是什么？ 第一個遺產是中國人民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發揮的獨立自主能力和主人翁意識、發揮的團結氣概、道德意志和犧牲精神。 第二個遺產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圍攻和炮火中產生的中國革命，是將殖民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命題納入世界歷史。 萬隆會議建立的和平共處五項大體上是改造了17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提出的國際法，聯合國也進行了改造。

1972年中國回歸的聯合國，不再是本來意義上的聯合國，訴求的國際法中已經包含了萬隆的精神，沒有這樣的基本條件，改革開放就不能具備其國際環境。 第三個遺產是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提供了新的歷史-地理視野:從時間上給19世紀降下中國和世界歷史的線索，空之間給資本擴張和人民反抗的路線圖，給中國現代思想的產生、中國現代價值觀的形成提供了時間-空之間的框架。 這也是我們思考當今價值觀問題的堅實基礎。 當然，隨著形勢的迅速發展，我們對歷史的描述可以改變，空之間的分解、形勢的分解可以改變，但這種基本情況的描述是必須的。

如何理解中國革命的遺產，是否繼承中國革命的遺產，決定了我們黨如何執政，決定了當今中國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基本拷貝。 在今天的中國，脫離中國革命遺產所蘊含的核心價值，盲目認可是非常危險的，盲目實踐的結果是相當可怕的。 不重視當前社會思想面臨的嚴重危機，盲目樂觀，是致命的。

三、中國革命的核心價值即使在今天也很重要

關于中國革命所包含的核心價值，我認為有兩個方面至今仍然很重要。

1.人民民主專政

王紹光教授對民主問題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清華大學在演講中指出，自由民主、立憲民主、代議制民主都是對民主的制約和限制，它們的要點不是民主，而是自由、立憲、代議制。 民主主義不等同于選舉。 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選舉民主與寡頭和多頭統治屬于同一范疇。 因為選舉的目的是為寡頭和多頭統治提供合法性。 他接著說，選舉制度是雅典城邦自治制度崩潰的真正根源。 在現代歷史上，統治階級總是認為民主是自己統治的正當性，所以民主成為了統治階級的專利和好的，至少壞的，所以真正的民主不可能通過斗爭來實現。 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甚至包括黑格爾的民主理論，創新之處在于指出了民主具有階級性。 少數統治階級的民主主義，對大多數人來說當然是壞事。 大多數人的民主主義，對少數統治者來說當然也不是好東西。 人民民主專政作為民主的一種方式，體現了實質上的民主、階級社會中的民主，其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對反動派的專政。 特別是現代中國的民主運動，包括20世紀初農民、工人和婦女運動的真實歷史，在這個民主主義的歷史或以前就流傳了下來，這表明了現代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在反動派以民主主義為名義的殘酷鎮壓和殺戮中，在反抗這種殘酷鎮壓的過程中形成的。

北大歷史系的羅志田教授有一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好論文。 他說:“國民黨北伐三次，前兩次失敗，第三次迅速成功，為什么？ 第一，是因為當時出現了大規模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婦女運動。 特別是在湖南，由于人民群眾的自我組織運動進行得很順利，出現了開門迎接北伐軍的情況，北伐一下子成功了。 沒有這個，北伐不可能這么快成功。 反過來說，因為人民民主主義是在反抗的過程中形成的，人民民主主義不可能不是人民專政。 正因為一開始不擅長這個道理，1927年，光湖南省，一下子就殺了幾頭？ 夏明翰被殺了吧。 他是道臺的孫子，同樣殺了他。 郭亮，也許中國最先進行工人運動的是“沁園春·； 長沙》是毛澤東和他一起重游長沙時寫的，他的頭被砍了，掛在城門上。 我們熟知的受害者是警告、法國留學生、常德八女之一，作家丁玲幼年崇拜的偶像、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鋒人物柳直旬、局長不當放置從事農民教育； 楊開慧，不放北大教授的女兒不管，而是搞女性運動。 多少志士仁人，因為獻身于人民民主，才被一個腦袋殺得這么慘。 這就是騷動人民民主的下場。 在22年的人民民主主義斗爭歷史中，民主主義首先是武裝反抗反動派的鎮壓，這就是真正的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 今天，許多人已經不知道這樣真正的民主史，有些人想背叛這段真正的民主歷史。 可以無視中國民主運動的真實歷史，空開洞抽象地談民主主義嗎？ 我認為那既不是無知也不是謊言。

為什么人民民主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 因為，槍可以殺人，筆也可以殺人。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 我知道現代社會有夾在國家和大眾之間的非常特殊的組織形式。 這就是媒體。 馬克思發表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路易·； 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告訴了我們這個真理。 我也知道，除了政權之外，還有“應該批判文匯報資產階級的方向性”中所體現的文化領導權。 黑格爾之后，像這樣天真無知的媒體沒有客觀中立，民主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媒體的霸權或媒體的權力。 實際上是這樣嗎？ 媒體是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體，是現代社會最大的霸權之一，中外無數思想家都論述過這些，今天還有必要重演嗎？ 但是，我們今天肯定很多人都很無知。 他是媒體禮拜。 如果我們不向媒體屈服，我們就不客觀，不中立，不言論自由，不民主。 在現代社會，哪個媒體內部不屈服于廣告部，不屈服于廣告主？ 如何變得客觀呢？ 怎樣保持中立呢？ 民主怎么可能呢？ 這幾個，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已經反復說過，我們不讀毛主席的書，也不讀魯迅的書，所以李安嚇了你一跳，好萊塢嚇了你一跳。 媒體害怕廣告主，廣告主害怕好萊塢，中國資本家害怕美國默多克。 什么叫愚蠢，這是個大笨蛋。

正因為今天我們自己至少在輿論和媒體上放棄人民民主專政的核心價值，放棄中國現代民主的第一義之前就被傳誦了，所以在所謂共產黨的不民主譴責之下才顯得理屈。 正因為我們自己不善于采用人民民主專政的武器，過于迷信媒體，對媒體非常恐懼，所以才不敢和媒體斗爭，而不是把它交給人民大眾，交給輿論討論，評價，解決，斗爭 媒體那么害怕干什么？ 魯迅和媒體戰斗一輩子，和小報戰斗一輩子，如果得罪了媒體，魯迅不偉大嗎？ 如果小說沒有獲得諾獎，魯迅不就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嗎？

2.理論路線或革命的理性

這個理論路線圖首先是前面提到的兩個方面。 另一方面，是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也就是歷史的記述。 另一方面，這是對敵我局勢的一個空之間的評價。 理論路線是指美國新馬學者詹明辛所稱的路線圖或理論地圖，繪制理論地圖的能力是指理論的抽象化能力，是哲學家們所稱的結構和解構能力。

今天，我們說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的，但實際上，改革開放是自1972年，甚至1962年9月評價以來，曠日持久的理論思想爭論的結果。 關于改革的理論、市場，關于商品，關于所有權，其實在改革發生之前就已經形成了。 我們決不能因為摸著石頭過河就天真地認為鄧小平理論等于沒有理論。 鄧小平理論是胡喬木、鄧力群、張聞天、孫冶金方、顧準等許多黨內和學術界理論家思想的結晶。 因此，黨的路線斗爭在每個歷史轉折點都必然發生，路線斗爭本質上是理論斗爭，實際上是圍繞歷史觀、形勢觀的爭論。

(/S2/)四、重視媒體這個制造幻影的工廠(/S2/) )。

任何價值都是在人民實踐中建立或構筑的，并不斷快速發展。

我自己是第九屆和第十屆五個項目獎的評委，第一是評價電視劇。 看了很多電視劇，我感受到的是電視在我們生活中的作用真的太大了。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很盲目很累，當然很困惑，也想思考我們從哪里來，去哪里，我們到底是誰的問題。 現在電視劇用非常膚淺，非常普通的方式回答了你這些問題。 通過《渴望》、《一年又一年》、《金婚》、《我愛我的家》等肥皂劇認識到了我們自己和我們自己的社會關系、生活意義。 媒體就像鏡子，我們早上起床照鏡子認識自己，晚上通過電視劇認識自己的生活。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分不清真實的世界和電視劇的世界了。 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都交給電視劇了。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有文學主體性一詞。 意思是人的主體性只存在于文學中。 我們必須具有主體性，按照人道主義的大致情況來尋求自己。 它必須像小說一樣生活，像文學一樣生活。 之后，我必須更像電影一樣生活。 最終，我們對生活的理解，對歷史的理解，都是由張藝謀、陳凱歌、李安編造的。 離開他們說的故事，我們不了解歷史，不了解自己，不了解中國。

這是國際的或全球化的幻影造就了互聯網，背后有強大的資本力量。 我們要認知現代世界，就必須重視媒體這個制造幻影的工廠，理解和解體它與我們真實世界和歷史的關系。 像我們這樣的執政黨，必須知道什么是真實的，什么是虛的，是假的，還是靠不住的。

在這個世界上，敵人是我是真的，自然資源的基本條件是真的，人心向背，老百姓的支持是真的。 口號是虛的，媒體是假的，美元是最不靠譜的。 這是最應該保持的冷靜的頭腦。

本文：《“韓毓海：文化領導權之爭與中國革命的遺產”》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