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依托物權、名譽權、知識產權、法治、人權、憲政等文明用語口號的主流法學，幾乎是教科書編寫法一色，雷同，概述加和條的解釋和比較，幾乎不挖掘應對學術問題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問題。 這種高度產業化、意識形態化的法律教育，與徹底官僚化滋生腐敗的學術體制相結合，最終的產物就是中國法學整體的殖民化、美國化。

文革落下，法學復活，不知什么時候已經暫停了。 30年是人生、學問的積累和變革，并不短。 今天我們回顧一下，展望一下。 我首先會想到兩個常見的誤解，敲敲，做引子。

第一，法學是經世經濟學部，法學院必須偏重職業技能訓練。 因為這是用實務部門的一點指標來衡量的，所以結果你怎么看？ 教科書的概念定義了學理分解，仿佛只是紙上談兵、教條主義。 其實職業技能，比如博大精深的關系學，哪里在紙上談得很清楚？ 所以被稱為實踐理性，必須在實踐中探索和掌握。 另外，律師處理案件的手段、法官背靠背調解糾紛的馬虎等，只能讓學生跟著實習，教授見識。 誰能在課堂上教書？

( )第二，許多人認為法學是為政府出主意、立法者當幕僚等光榮的業績。 但是，學問和官僚政治最好保持距離。 政治是玩弄人、與人戰斗的智慧，有人生就可以，所以不學也沒關系。 就像拿破侖一樣，雄才大略，大炮成為他立法的資本，遵循《民法典》是合情合理的。 法學一傳開，就和法這種政治晚禮服混為一談，神州大地法學院亂立，碩博人口居世界首位，作弊模仿家常便飯，法治話語充斥媒體，終于成為全新法治的一翼。 不如總結30年法學得失的教訓，認清前進方向，從新法治的基本戰略開始，詳細考察一下。 或者可以促進中國法學的反思，抵制受法律保護的學術/教育的腐敗，擺脫羈絆，重新出發。

那么，我就拋磚引玉，分三個問題談談想法。

一、王元化先生的思考

王元化老師晚年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與林毘生教授進行了討論，并引用了詩進行了概括。 世界不再被愛，是指文明的物質化、庸俗化和異化，深感憂慮和悲觀。 文明是委婉的講法，指的是現代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以后，物欲橫流、以個人為中心、好萊塢式的愚蠢、低級趣味等固有疾病，開始加速向世界出口。 冷戰結束后，更加激烈了。 西方哲人有許多記載，成為西馬和后現代主義思潮進入人文社科各行業的一大話題。 因為從理論上講，這似乎純粹是西學上的問題。 但是，王先生的出發點不同。 他關注的不是以中國為例，對其文明百態和變態再加一個注釋，而是異化背后的現實，是變革中國與其文明相處方式的困境。 曲折曲折曲折，好不容易踏上文明的邊疆，卻很快受到了那多重傷害，到底出口在哪里？

王先生的憂慮大致開始于90年代中期。 九六年，汪丁丁老師離開香港大學，向《讀書》雜志投稿，分析了當時香港大學教育的殖民思維和商業價值取向，是如何阻礙學術進步的。 文案的本意，小王讀了，但想到了更大的問題。 他擔心，就其負面部分而言，香港教育的今天可能成為中國教育的明天。 不幸被說中了。 近十幾年來，中國的大學教育別說香港化產業化，香港已經陷入了根絕的大面積腐敗，踏上了歷史的倒退。 王先生也在想年輕的深圳大學。 由于建立在香港模式的基礎上，據說都是以實用為優先，所以沒有設立歷史系。 因為歷史專家對深圳沒用。 王先生引用一句罕見的話，感嘆毀滅人的國家要走向人的歷史。 如果自己先失去了自己的歷史，那才是可怕的。 可以看出，他的理論探索不是鉆象牙塔的有趣之處，而是比較了時代的缺點。

的歷史，是當今中國文明被進口、建設、異化的前提條件。 因為它的建設/異化不是發生在空上，而是需要一個友好的投資環境，比如逐步開放的市場和各種優惠特權，與之相適應的立法等。 不僅要進口羨慕他人，即模仿復制的對象(文明)，還要創造與歷史分離、只存在于意識形態上的虛構主體，即法律程序意義上的市民，又名理性人，是社會生活中屬于不同階級的一員 而且，我們知道，用手續正義來掩飾腐敗、消除抗爭、追溯私有財產權改寫歷史，這并非是新法治的基本戰略(詳見拙書《政法筆記》)。

所以，王先生對晚年文明異化的反思，與80年代知識界關于人性異化和人道主義的討論正好相反。 他拋棄了后者天真的自信和樂觀情緒，將改革的成敗、幾代強國的夢想，置于產權復蘇到文明邊疆的歷史大視野中，間接觸及了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未能處理的核心問題。 而且，抵制人的歷史，歸根結底就是抵制其核心問題的掩蓋、改寫和遺忘。 另外，由于這種反抗現在必然是弱勢的，充滿了孤獨和絕望，王先生深深的擔憂和悲觀，在文化上接近了魯迅先生的精神。 但是，他對五四先驅思想的片面性持批判態度。

二、新法治的語言寄生

法制改革最初的動力來自于十年浩劫對綱紀銷毀緩和的反動，因此會導致混亂。 具體方法是:通過大致劃線的立法，重建司法機關，恢復律師制度和政法院系。 在語言方面，用人治象征必須根除的極左路線，用靈活的工具主義法治來代替。 為了奪取政治正確的高地，學習這個新法治理化的第一步是仔細重新詮釋馬列經典的片言只語。 通過一系列微言大義的論戰，區分人治/法治，討論國家法的階級性/社會性，以權利本位置換義務本位寫進教科書，公民成為法定人格、私有財產權和締約自由的主體，逐漸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憲法第33條〕，才失去實質意義，形式平等。 并且，隨著《民法通則》( 1986 )的頒布實施，大量進口解放前舊法治的用語和法條解釋技術)即復活)，形成了中國法學和法律教育的法條主義主流。

新法治強調權利法定、私有財產權和程序正義，效益明顯。 它有助于抑制、消除政治意識，驅逐道德理想，從而模糊關于改革方向和程序的爭論，回避公式理論一時難以觸及的難題。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是恢復產權的歷史任務。 這個忙于護衛的新體制在學理上被納入大陸法系(相對于英美普通法)，但其政法結構和實際操作完全是中國特色或人治以前就流傳下來的。 只是，用立法技術、表層分類和通常的法律用語參考了外國。 最初是蘇聯、德國、日本，但現在是美、英。

學理與結構、操作相背離，意味著新法治只側重于立法、法條解釋和普及教育，即意識形態的構建，而不是處理具體問題。 書中所寫的任何公民權、訴訟程序、舉證規則，往往難以執行，不能代替人治時代遺留下來的方法，更不能說有政策、有對策。 幾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出臺并試點實施，甚至大案要案嚴格適用雙重規則，都不屬于新法治管轄。 立法是事后增加的正當化過程，是普遍流行的頻道節目。 是慣例，摸石頭過河，用政策擦邊球，就不用擔心違法違憲。

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法治可以說是當今政法體制內寄生話語的意識形態色彩，是掩蓋社會矛盾、進口文明的精巧設計。 表面上，中國教育香港化遠勝于香港功利主義，但教職工廉潔獻身道德自律是社會變革的局部病癥。 某政策制定者的疏忽、改革家經驗不足、無法預見或阻止產業化的危害等。 因此，只有提高認知吸取教訓，才能步入正軌，直達世界一流。 但是，問題沒那么簡單。 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是精英話語和人才規則培訓的第一陣地。 要用新的法治占領這個陣地，就必須重建意識形態，排斥不同的價值。 因為這個人走向歷史的第一步，就是把受教育者改造成公民，貪圖個人中心、權利至上、快樂，教導他更高的資本合理性。 為此，必須切斷政治意識，蔑視道德觀點，廢除學術和職業倫理標準。 結果，今天的大學腐敗猖獗，一半的商場是官場物質化、庸俗化、異化。

寄生是關于卡夫卡的依地語的比喻。

依地語又稱意第緒語，是前東歐猶太人社區的日常語言、猶太民間文學和大眾戲劇的載體。 這其實是德語方言，是中世紀猶太人的發明； 他們在中古高地德語中混合了希伯來語的詞匯和表達法，用希伯來語寫，猶太拉比稱之為德語( loshen ashkenaz )。 卡夫卡時代，布拉格中產階級的猶太人喜歡德語，看不起依地語。 卡夫卡諷刺的是，印地語既沒有語法也沒有野蠻，這讓中產階級最反感。 寄生在多么優秀的宿主德語中，通過盜竊、征用、移入[希伯來]詞匯來生存，不破壞宿主的語法就不能翻譯成德語。 而且，要真正懂依地語，只能依靠猶太人住在異鄉的感覺和內心。 (德拉茲/卡塔利，第56頁以下)。

新法治生活在政法體制中，類似于依地語的寄生。 通過輸入物權、名譽權、知識產權以及法治、人權、憲政等文明用語口號，使宿主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逐漸接受普世價值，從而產生適應新的政治、經濟、社會形勢的混合話語。 并且，和依地語一樣，每次這個寄生語被翻譯成宿主語并普及實施，都不可避免地破壞后者的語法規則。 但是，新法治是文明的進口和寄生，隨時都有可能與宿主的語言所依賴的價值觀發生沖突。 因此，政法體制較為有效的運作必須依賴于兩者維持動態平衡。 根據法國社會語言學家高盧( henri gobard )的功能分類理論觀，他們將保衛各自的領土。 宿主的語言負責官僚體系的運作、招商引資、糾紛解決等具體問題，領土極其廣闊，被稱為媒體型( vehiculaire )語言，是社會范圍內通用的官話。 其中寄生的新法治話語，是統攝教材和主流媒體的寵兒，主要用于掩蓋社會矛盾，安撫居住在大中城市的白領人口，傳達他們的信念、興趣，描繪他們的優勢角度，也就是所謂的對象型( referentiaire )

如果了解這種關系，哪怕只知道一點法學和法律教育老大的難題，也不容易暴露病根。 例如，為什么主流法學基本都是教科書編寫法一色，長相相似，概論地解釋和比較加法條，很少挖掘出應對學術問題的方法？ 如果博導教授抄襲論文，單位極少處罰，非法活動猖獗，因此，被害人出走，只能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責任，將后者的腐敗行為，即學術共同體與公共利益的侵害，變成公民之間的民事糾紛，也可以推卸大學與主事人的責任。 這些災害，毫無疑問多歸咎于行政部門養雞場式的管理。 但是，如果從面向對象型話語生產的角度來考察，就像編寫教科書作為學術來運用，鼓勵模仿，容忍腐敗，回避問題一樣，這正是灌輸和鞏固新法治意識形態的成功對策，現階段產權復活是普遍價值的體現

這意味著什么呢？ 我想可以注意這一點。

首先，新法治的寄生依賴于普世價值的推進而不是具體問題的處理，所以要掩蓋這一困境，只有不斷將具體問題變為意識形態說教，才能維持和擴張自己的領土。 所以，主流法學作為新法治話語的產物，不顧事實真相和細節，特別強調言說者意識形態角度的其法條主義論述教義傾向強烈，[蘇力，頁125，總是把問題說成立法不足和體制落后，但調查研究卻很辛苦。

其次，這一教義和實踐的分裂損害了普世價值的感召力和工具價值。 而且，隨著腐敗愈演愈烈(學術和教育行業也不例外)，新法治不單獨承擔責任，不容易一直把責任推給宿主。 畢竟，腐敗者大多受到完善的法律保護，包括利用法律漏洞和復雜的程序障礙。法治一旦猶豫不決，越來越多的人只會訴諸冤屈訪問，轉入以前流傳的人治路線。 結果，每次寶馬蠻橫的名車撞人，專家的意見都遠離犯罪分子，《物權法》草案被討論，《勞動合同法》成為具體文章，這引起了政治意識、階級意識的復蘇，法律失去了尊嚴。

最后，由于寄生文明的先天不足和腐敗，政法體制的實際運作和話語實踐，受到多元、多方利益的驅使，形成了各階級不斷談判的局面。 同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談判者(包括新法治的接受者和勞動者們)既沒有必要也沒有遵循其文明普世價值的規則。 也就是說，皇帝的新衣服還穿得很結實，天天稱贊，根本就是因為它不礙事、沒用、漂亮，并不一定欺騙了過大的人。 這個多元化的語言的確立和實踐，是30年改革的一大成果。 如果運用得當，應對文明的挑戰，就會獲得變革中國的機會。 她不必注定要成為新法治的壟斷領土。 正如王先生擔心的那樣，一條路去黑，去異化、低俗、物質主義。 她拒絕香港化，重新出發，興亡許多困難的國家，有可能跨越那個文明的邊疆。

三、如何抵制人的歷史

以上，我們討論了新法治的寄生戰略。 它是高度產業化、意識形態化的法律教育與徹底官僚化、腐敗的學術體制的關系。 我這樣提醒，仿佛法學的前途變得悲觀了，其實不然。 學術體制追隨政法體制，形成多樣的話語交流。 新法治在大學的行政計劃、基金收購、山頭權威中經常陷入腐敗丑聞，正好給了中國法學重新出發，開拓了社會批判，留下了空的夾縫，刺激了理論的想象和創新。 所以展望未來，并不是陰云不透陽光。 學術前沿和進步，首先是少數人的事業。

近年來的一大進步是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加入法學，受到年輕一代精英學者的歡迎。 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的前進道路，相對于教科書概念法學具有明顯的特征。 便利國際交流，提出有學術意義的問題，立足學術前沿。 更重要的是，從現實問題和社會矛盾(以及非法用語和立法者的意愿)出發，進行選題研究，可以展開對法治話語各個方面的批判，在推進改革的同時提高學術。

但是，最大的挑戰不是體制內的腐敗和控制(例如學位買賣、賄賂競爭的判斷、大小山頭爭奪資源)，而是在全球化，即全球化中，中國法學整體的邊緣化、殖民化，或者王先生預見的香港化 由于新法治處于寄生狀態，意識形態領土有限，依賴普世價值而生，因此，如果無鑒別、無批判地輸入美國法律學說和觀點的角度，很容易成為潮流。 因此，與商貿投資金融等行業的立法一樣，主流法學在話語方面廣泛接受了美國的影響，進入了美國時代。 另外，這不是中國獨有的困境。 歐洲和日本已經經歷了美國法律學說和問題視角的全面入侵。 何美歡教授詳細介紹并引用了歐洲法學家的評論。 二戰后，歐洲對法律和法律的理解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大部分是從美國開始的。 大部分新問題在美國被發現，經過討論后傳到歐洲。 (何美歡，頁23，25 )。 但是，歐洲和日本的地緣位置不在其文明的邊疆； 美國化的學術和國際規范取舍其利弊，就此與中國大不相同。

因此，中國法學家認為，至少其尖端精英必須摒棄學術腐敗，培養強烈的政治意識，關注民族利益，勇于承擔歷史責任。 像王先生一樣，把理論探討的出發點放在中國的現實中，而不是國際規范和普世價值。 這樣，法學才能接觸到歷史真理。 也就是說，它為歷史學承擔了民族精神，在參加偉大學術之前就傳了下來。

這之后法學是如何成為史學的，可能會引起一些迷惑和抗議。 就像這樣。 法學的基礎是在法條學理、案件審判等經世不活用技術知識。 這些知識當然有用，應該研究； 事實上，這也是法學家日常工作、政府和基金會資助的項目。 但是，不到十年二十年，無論是今天我們參考的哪個立法原理、司法學說、模范解體，甚至是大部分多卷本的權威書，都無一例外地過時，被后世重寫或遺忘。 道理很簡單，法律永遠在變動中，是新陳代謝的系統，經常被修改、增印、廢除。 這在社會變革中，在寄生著新法治的中國更為明顯。 因此，無論中國還是外國，可以說是法學后世留下的作品，一直以來只有兩種。 一種有點勉強。 教科書上讓學生吃的哲人的零碎論述(商鞅、韓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阿奎那、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爾等)。 另一種研究法律制度和思想的變遷，屬于廣義史學，即優秀的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書。 而改革開放的這三十年，正是新法治的開始，其寄生曲折、影響龐雜、欺騙策略、面臨的困境，與職業道德責任的崩潰和腐敗一起成為權利的崛起，正是一流法史的素材和課題。

希望將來有一兩部這樣的歷史能有機會閱讀賦予人睿智、洞察、悲劇意識的歷史。 這個任務本來是我這一代的，但經驗者未必看得見，死傷也這么多，不容樂觀。 現在，在法學重新出發之際，也許可以對來者中的俊杰寄予希望。 不要讓他們有治理歷史的眼光，不要被歷史現象所迷惑，不要被辯論家所愚弄。 因為，中國的法學和法律教育必須至少具備歷史知識，才能走出新法治話語的寄生領地，抵擋毀滅人的歷史。 受教育者可以像自由的雅典人一樣，比較有效地履行市民的義務，獲得投身公共政治所需的美德和智慧。 否則，在文明被異化的日子里，自稱市民的人將再次受到立法者梭倫的譴責。 《殘篇》之十一) :

你們將來會傷心，會做錯事，

不要把責任強加給眾神

你們自己拿出力量[僭主]&hellip； &hellip；

所有人都跟著這只狐貍的足跡，

大家的頭//k0///k0 /、

聽他咂咂舌頭、甜言蜜語、

我沒有見過他的實際行動。

掌握知識

王元化先生只見過一次。 13年前，在先父的追悼會上。 他深刻地回憶了一二九運動和三十年代清華園的生活。 關于解放前夕，他也在上海地下黨文委編輯《展望》周刊，先父在同濟的語法學院任教，曾是撰稿人，但由于地下環境，沒有來往。 之后，歲月流逝，直到文革結束才見面，等等。 那之后，我發送了他和先父的照片。 從此，王先生的《文心雕龍》、他的思想文案和道德風格，對我有著特殊的親切。 前年，由朋友彭倫君策劃，為小王出版了文集《人物.書的故事.紀要》，其中收錄了懷念先父的短文《當時的悼詞》，所以特意送了一本。 看完展覽后，對他坎坷的身世、高尚的人品和學問的關聯，增加了一點理解和體會，更加敬佩。

王先生生前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科的教授，擔任過市委推進部長幾年。 這個后者的稱號，在異化的世界里，庸人仰望而低劣的那種假惺惺的態度總是讓他為難、傷心、激起他的思緒。 作為學者和思想家，他對下一代期望的是繼續追求他，參加他的追究、質疑和批判，同時，從根本上來說并不容易，但裁斷一定要來自自己。

用這篇短文送上遠方的哀悼，紀念王先生。

2008年5月在鐵盆齋。

【作者簡介】

馮，上海人。 少年寄身云南邊疆，接受兄弟民族的再教育，歷經約9年時間飛黃騰達，獲得北大英美文學碩士、哈佛中古文學博士( ph.d.)、耶魯法律博士) j.d.) )。 目前定居美國，從事知識產權和競爭情報等行業的法律業務，并能雄辯地寫作。

本文：《“馮象：中國法學已整體上殖民地化、美國化”》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