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公益機構北京工友之家首次組織的兼職春晚，自年出生以來連續舉辦了6屆。 作為草根打工群體自主發起的獨特的節日文化表現，打工春晚受到信息傳播界、勞動文化界、公益機構、農業支持志愿者、普通讀者的廣泛關注和支持，但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束縛，受到學術界和文藝批評界的充分重視 根據筆者這五年的注意，外出務工者春晚作為新的文化創造，一方面孕育和釋放獨特的文化政治活力，另一方面不斷面臨著許多難以克服的制約因素和現實挑戰。 為此，本文試圖分解兼職春晚社會歷史環境和文化政治因素的塑造與構建，并從中探索推動新型勞動者文化建設與創新的相關路徑。

兼職春晚的發起人和組織者是北京工友之家及其新工人藝術團，他們從2002年五一節成立之日起，積極開展各種文藝實踐活動。 北京工友之家原名農友之家，新工人藝術團曾在名農友之家兼職青年文藝演出隊和兼職青年藝術團，最初來自北京打工的文藝青年孫恒、王德志和多個創始，本來是為農民工提供文化教育方面的公益服務。 他們用歌聲吶喊，在實踐維護文藝權利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農民工這個稱呼包含著對打工群體的權益歧視，新一代打工群體必須有自己的文化創造，必須表現出自己的文化權利意識和文化自信。 為此，他們多次改變了自己的組織和團體的名稱； 這種不斷命名的努力正是新的勞動者群體不斷尋找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主體性的實踐過程。

打工春晚主要由北京工友之家發起組織，但它直接面對的是關心和關愛全國2.6億打工群體和打工群體的各界人士。 因為，它從一開始就不把自己局限在普通人自娛自樂的聯歡水平上，而是有更高的文化政治追求。 2002年，在新勞動者群體中這些先知先覺的文藝青年敏銳地發現，在各種珠光寶氣的主流文化舞臺上，基本找不到基層勞動者形象的正常表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找不到符合尊重和理解的文藝表現。 他們對比著為工人唱歌，自己站在舞臺上自己唱歌，樹立工人文化，建立勞動文化等口號，自己發起打工子弟學校、新工人劇場、打工文化博物館、同心互利商店、同心研修中心、同心農園等實體建設。 他們奔赴全國各地的建筑工地、工廠、大學、公司和社區為工人們義務演出，支持新工人文化公益事業的同事機構(如北京木蘭文藝隊、深圳重d樂隊、蘇州工人合唱團、港臺和海外工人文藝團體)和志愿者(如 他們成立了新工人影像組、皮村文學組和其他文藝組，在三八、五一、六一、十一等重要節日舉辦能體現這些節日文化政治內涵的各種文藝活動，并舉辦勞動文化論壇、職工坊和交流營等理論研討活動， 由勤雜工之家帶頭開展的這一系列文化活動，不僅從表演團隊、主持人、節目創作和志愿者招募等方面為兼職春晚的發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此樹立了較為確定的文化意識。

北京工友之家的總干事孫恒多次談到了打工春晚的初衷。 他說，現在的春晚完全脫離了我們的現實生活，不僅遠離了生活，還應該每年代表我們選擇妖魔化的節目，所以我們可以創造自己的春晚，通過網絡給工人看，不是嗎 這是第一個想法。 他后來說:“我們是&lsquo； 打工春晚的初衷很簡單，就是想給農民工建立一個平臺，讓大家扮演自己。 我們是&lsquo； 打工春晚將是反映3億農民工呼聲的春晚，打工群體可以成為表達自己精神文化的舞臺和精神家園。 這說明打工春晚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而嚴酷的社會階層背景。 在社會分化日益嚴重的今天，下層人群、弱勢群體在文化趣味上已經與利益群體和中產階級有相當深的差距。 春晚作為中國普通民眾一年生活中所經歷的苦樂酸甜的過去高度凝聚的獨特文藝形式，本應成為社會各階層釋放真實、相互理解、互助共鳴的寶貴時刻，但90年代以來舉辦的各類大型春晚，卻越來越流連于富麗堂皇的虛飾之中。 主流春晚舞臺多年來很少真誠(或真實)表現占總人口近三分之一的農民工群體及其親屬的喜怒哀樂，很少表現普通民眾從事生存性勞動的艱難過程，很少表現出對勞動者精神價值的文化思考。 農民工群體約2006年后成為央視春晚連續出現的對象，抽象地作為以前美德(誠實可靠、誠實服務的城市建設者)的/(/k0/)大廳載體而贊揚、同情，或者只是落后、愚蠢或狡猾的附體 但實際上，新一代外出務工人員中已經出現了許多具有文化自覺的新型勞動者，他們對自己真實生活中產生的誠信精神文化生活有著強烈的渴望。 他們渴望創造，渴望來自其他階層的理解和尊重，想表達自己對社會的關心和思考。 而且，他們有很強的行動力和組織力，有這個時代少有的平等互助、團結友愛的合作精神。

新生代農民工急需聚集的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文化政治需求，但走在時代前列的農民工十年來，不畏艱險開展了許多新工人文藝實踐。 這正好在思想、組織、創作、社會聯系等許多方面為農民工春晚這一新文藝形式的誕生提供了現實的條件。 迎接年關，回到家鄉，按得失計算生活，挽留外出打工的勞動者充滿感慨，需要解放、交流、升華的公益舞臺。 位于北京郊區城邊村的新工人劇場簡陋而寒冷。 工友們要穿著厚厚的棉襖和工作服上臺表演。 (男女主持人要在背上澆暖水袋)，但是他們為了參加這個派對多次想請假，或者放棄維生的工作。 這一切似乎抑制不了工人們參加打工的春晚熱情。 他們可以在這里唱自己原創的歌，朗誦自己寫的詩，表演自己創作的短劇，穿著工裝大膽走時裝秀，盡情享受臺上和臺下從前流傳的節日特有的快樂、溫暖和悲傷 可以說，外出打工的春晚是時代的請求，民心所向，是隨著新勞動者文化崛起而被水淹沒的事件。

這樣，外出打工的春晚不僅僅是外出打工的勞動者的娛樂，更是為了表現自己真正的生活感和文化政治需要的新的文藝創造。 這幾個集中體現在打工春晚的主題構成上。 統一觀看6場打工春晚，反復出現在各種短劇、相聲、音樂劇、詩歌朗誦和歌舞節目中的主題詞，無非是勞動、家庭、兒童、女性、尊嚴和自由等。 這些節目往往圍繞勞資糾紛、勞動報酬、勞動尊嚴、留守兒童、流動兒童學校、女工歧視等具體問題展開，這些問題不僅直接關系到新工人群體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他/她們自身的文化身份認同。

學者卜衛對6次打工春晚的111個節目全部進行了統計，表現勞動價值和勞動生活的節目占總數的38%，表現對家鄉的思念和兄弟姐妹情誼的節目占24%，關注勞動者快速發展和社會快速發展的節目占29%，其他節目約占 筆者認為，倡導勞動價值實際上是要向主流社會尊重勞動和勞動者的各項權益，激發新勞動者群體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要明確制約新勞動者生存和快速發展的各種偏見、權力和資本， 要表達對家人的思念、對同事的友誼，就必須表達新的勞動群體和家人分離的精神痛苦、穩定的住所和對友愛共同體的期待。 從整體上看，這些分類是相對的，這些主題有著密切的內在關系，最終涉及到新勞動者的快速發展如何與社會的快速發展相協調的問題，表現出新勞動者群體日益自覺的文化需求

打工春晚對勞動價值的表現，每次春晚結束都集中出現在最具儀式性和主題色彩的節目上，孫恒帶領演員和觀眾大聲高唱《勞動者贊歌》。 這首歌的調子取自韓國工運之歌，旋律劇烈動蕩。 歌詞是孫恒創作的，很精湛。 離開親人和朋友，走征兵的道路/為了生活而奔波、為了理想而奮斗/我們并不是什么都沒有。 在我們有智慧和雙手/我們用智慧和雙手建造街道、橋梁、高樓/在雨中行走/一刻不停/汗流浹背的虛擬資本呼風喚雨、實際勞動被掩蓋、勞動者被忽視的時代，這些勇氣 數百人站起來，看公演成為一體，一起唱《勞動者贊歌》，隨著音樂的節奏一起擊掌，依次敲擊下肢、胸部，最后握緊右手的拳頭，高舉頭頂，伴隨8拍的動作重復了30多次，直到最后一句，大家 這樣的歌曲，讓許多勞動者重拾了久違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而且，這種自尊心和自豪感也滲透到了其他節目中。 例如，工裝表演和工裝舞表現出勞動之美與眾不同的表現。 內向的中年裝修師傅雁雁和兩位青年女工一起表演的“夢幻舞蹈”、家政女工們集體表演的“瘋狂清潔工”、“家政故事”、同心互利商店的工人們集體表演的“工作坊”等節目，都直接舞臺放各種勞動用具。 在工友們熱烈奔放的集體勞動律動中，當年輕的工友們穿著各種各樣的勞服，一個接一個地走上模特的舞臺，熟練流暢地表演著各種各樣的勞動造型時，這一群普通工人充滿了自信、樂觀和叛逆的意味

除了表現勞動價值和勞動者的日常生活外，打工春晚還特別關注新勞動者群體的現實歸屬和精神依附問題。 兼職集團目前面臨的現實生存和精神困境被概括為一個學者留不住的城市。 所謂回不去的農村，注定他們只能在城鄉失去的地帶無盡地漂泊，激起了他們對精神家園的強烈期待。 兼職春晚工人的原創詩朗誦表達了這種渴望和心聲，年詩朗誦尤為具有代表性。 來自皮村文學集團的6名工友(李若、小海、范雨素、郭福來、徐良園和王春玉() ) ) ) ) ) )，一起朗誦了他們共同創作的長詩《工人的控訴》。 這首詩的結尾值得一讀:

馬上就要過年了/漂泊的外出打工的勞動者/誰不想在家呢？ /家里有自己騎自行車上學的孩子/家里有希望我重逢的父母/我們在城里過了一年/建的很美/到處風景如畫/收獲滿滿沉甸甸的背包/回家又牽掛著故鄉的街道/故鄉的 /流血流汗，我們輕輕擦拭/明年我又要回這個城市/因為這里有我們的工友/共同的家/明年我又要回這個別人的城市/因為這里有我們的工友/共同的家。

這首詩雖然淺顯坦率，但表達的感情很豐富。 對于城鄉漂流和自己的勞動成果，工人們發表了各種意見。 感傷中滲透著堅強，孤獨中彌漫著溫暖。 他們思念家鄉的房子和家人，但必須流浪在城市的邊緣。 幸運的是，他們可以在工人家抱團取暖，集體創作，相互切磋。 文學集團結成的友愛共同體成為了他們共同的精神支柱，新的勞動者文化成為了他們的精神家園。 這種精神期待，不僅僅是回農村老家，也包括了新工人對文化共同體生活的向往。 雷蒙&米德； 威廉姆斯多次強調社區(共同體)對于構建工人階級文化的重要性，為我們提供了理論和歷史證據。 筆者去年夏天在蘇州郊外的工人家中與工友座談時發現了同樣的問題。 工人們說，他們隨著不斷的工廠搬遷而不得不到處移動，對即將搬遷的新城市感到不安。 因為，我期待著即使在平靜的城市里也有能夠接納他們，給予他們關愛的工人文化之家。 這標志著外出務工春晚思家主題的突破，新勞動者對文化權利和友愛共同體的期待，蔓延到如何建設新勞動者文化空之間的重大問題上。

與思家的主題不同，打工的春晚對女性和孩子也特別感興趣。 春晚的開場舞由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們表演，他們表演的歌曲、兒童劇、詩歌的朗誦，多次表現出面對城鄉雙重痛苦和生活困苦的孩子們的無奈和堅韌，感動了觀眾。 女工人在打工的春晚舞臺上一直占有超乎尋常的發言權。 段高唱《我的名字叫金鳳》，抗議兼職這個冷淡的稱呼。 木蘭文藝隊合唱《我大聲唱歌》和《我是女人》，展現了四代女工不屈不撓的進取精神，發出了男女平等和女性權利的吶喊。 深圳玫瑰女工合唱團的《女工歌聯唱》《摘枷》以及4家公益機構女工藝術團體的集體創作和表演，都將女性問題與社會政治問題有機融合，展現出豐富的社會性別政治內涵。 這些女性節目在思想覺悟方面遠遠高于主流春晚所見的刻板印象和形象(女性為毒舌女性、貴婦、悍婦，或以前流傳的角色，特別是保護生育功能的賢妻良母)。

從這些方面來看，打工春晚對女性勞動者的主題表現，與勞動價值和對文化共同體的表現相似，都是觀察新勞動者快速發展與社會快速發展的政治關聯，呈現出新勞動者文化特有的一些進步或先進的思想因素。

隨著打工春晚的影響日益擴大，對此感興趣的人和組織也越來越多。 從第二屆到第五屆，晚會錄制現場離開皮村新工人劇場，進入團中央禮堂、朝陽區文化館等體制內單位提供的較為正規的場所，還實現了三次在公共電視頻道的播出。 電視臺作為晚會的組織者之一，相對重視公眾的興趣，但工友之家也越來越希望看到晚會。 因此，是否應該邀請主流媒體中已經很火、包裝精良的草根歌手(如大衣、衣帽姐姐、旭日陽剛等)，特別是那些關心底層乘務員生存現狀的人，應該提供實際的幫助，但

年打工春晚的錄像現場，常年幫助塵肺病工人的影星袁立對工人說了一些沒有教化意義的話，當天，一點點關心新工人文化的人們之間發生了爭論。 對袁立進行批判性應對的，主要是兩種青年。 一個是來自深圳打工第一線，參加晚會錄音的年輕工人，另一個是多次從勞動政治角度來的左翼青年學者。 這些來自打工第一線的年輕人認為，工人們即使不滿也不僅僅是發泄情緒，而是有深刻的現實邏輯。 大家已經知道，感恩社會和成功者的奮斗哲學都是主流言論的障眼法和道德面紗，其背后殘酷的現實是，即使很多工人辛苦工作一輩子，也不容易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當然，即使和明星相比。 后者的青年學者認為有必要區分新勞動者的文化生活和新勞動者的文化，強調只有深刻思考資本、勞動和勞動者主要關系這一深刻自覺的勞動者文化表現才是新勞動者文化。 一位青年學者說，&lsquo； 如果打工不能在春晚多次集中新的勞動者文化快速發展的方向上居住，就會變成臺山寨版的民間聯歡晚會。 明確了兩種文藝青年對袁立慈善觀的應對有正當的根據。 前者有現實的經驗和對社會階層固化的切身體會，后者有明確的馬克思主義階級文化理論資源。 但感興趣的是，后者，批判深圳一線工人的歌曲仍然停留在新工人文化生活的水平上，沒有達到新工人文化的高度。

從這些爭論中可以看出，打工春晚和新勞動者文化已經成為許多力量自覺無意識地進行游戲的文化場所，一線勞動者、新勞動者文藝創作者、有愛心的人、批判的知識分子、主流媒體都發現了在其中闡述自己觀點的必要性。 這說明了打工春晚融入了各種階層、角度、認知水平、興趣愛好者，為打工群體與其他階層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創造了寶貴的機會。 由此可見，打工春晚確實應該時刻保持新勞動者文化的政治自覺，否則其他人更難理解這個群體的正當權益和文化需求，但又達不到這種政治自覺，新勞動者的日常 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打工群體目前真正的生存狀況和精神狀態。 派對不需要人為提高普通工友的文化批判意識和文化自覺水平，只能在今后的文化實踐中幫助他們提高。

看看開始打工的春晚的艱難歷史和各屆實際舉辦情況，就會知道它一直處于某種結構性的困境之中。 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既有理論認知的因素，也有物質體制的因素，這些都影響著新勞動者自身開展文化創造的條件和能力問題。 一些學者發現以個人藝術展示為目標的草根明星進入兼職春晚是個問題，但很多人不知道這是出資者和錄制者提出的要求，認為有可能提高收視率。 參加現場錄制的人注意到電視臺后播出的版本與網上播出的版本和現場有不少不同，甚至電視臺會突然中斷播出計劃。 這些都是工人家不太容易左右的事件。 雖然一些觀眾，特別是批評者很容易注意到晚會節目在思想和表現形式上有缺陷，但他們可能不知道這個節目中相繼有近100名女工參加了排練，但保姆的假期太難了，最終有機會在舞臺上表演的只有8人 因此，對于打工春晚存在的缺陷，不要只從個別節目的外觀和思想傾向上存在的缺陷簡單地加以指責，而應該了解制約打工春晚的各種主要客觀條件。

打工在春晚引起的各種爭論，向所有關心和支持它的學者、志愿者、實踐者提出了理論和實踐方面的雙重挑戰。 這些挑戰可以初步歸納為三個問題。

(一)如何結合新的勞動者文化建設，從理論上定位打工春晚。 在打工春晚五周年研討會上，孫恒認為打工春晚標志著勞動者的文化覺醒。 卜衛認為打工春晚集中展示新勞動者文化，對新勞動者爭取社會平等權利有相當大的賦權作用。呂途認為打工春晚與勞動者文化和勞動者群體快速發展的方向有關。 兼職春晚導演多次補充說，兼職春晚首先要表達工人的心聲，其次要尋求對話信息的表達，促進新工人群體和其他社會各界的相互了解和尊重。 青年學者王洪迵進一步指出，發揮兼職春晚組織收集勞動者文化的重要功能，通過集體藝術組織缺少文化閑暇和文化權利的工友們，在組織和積累中共同提高藝術水平和思想水平，是兼職春晚目前仍需推進的工作 這些觀點無疑抓住了打工春晚的核心定位，真實表達了新勞動者的心聲，促進了新勞動者文化共同體的組成和文化組織力的提高。 但是，打工春晚必須進一步推出新的東西，提高水平。 另外，還必須深入討論打工春晚是否有區別于其他類型的新勞動者文藝的好處。 那是新的工人娛樂文化嗎？ 新工人需要什么樣的娛樂文化？ 由于現在娛樂文化基本上受大眾商業文化的操縱，新的勞動者如何才能從那里創造出新的健康的娛樂文化呢？ 在創造新的勞動者文化的過程中，兼職在春晚上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二)如何認識打工春晚新工人對文化生產的刺激作用。 調查顯示，普通務工人員中愿意積極參加新工人文化建設的比例相當低，許多人想躺在工作場所看手機、打牌、看明星搞笑、娛樂節目，但參加了文學社團和音樂團體的集體學習 換言之，新型勞動者文化的生產面臨著嚴峻的現實課題，需要以稍具罕見的組織形式加以突破。 珠三角地區的工友提供的事例表明，他們要組織自己的文化活動，必須克服重重困難。 上班下班時間不一致，排練人數不齊全，沒有合適的地方。 這個時候兼職在春晚起了特別的作用。 為了參加春晚，工友們在臭溝旁多次排練，還發現了有點特色的文化組織和表達方法，如集體創作和合唱。 合唱版不需要樂器和技能，沒有約束和壓力，容易召集一般的乘務員，容易提高團隊的互助意識，所以成為乘務員喜歡的文藝表現方法。 因此，打工春晚對新勞動者的文化創造有組織和激勵的作用，滲透到普通勞動者的日常文化生活中。

(三)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參與新工人文化創造的問題。 打工之所以能在春晚出生在首都北京，一個重要的理由是北京有一位真心關心工農命運的知識分子志愿者。 他們來自大學、科研機構、非政府組織、信息媒體、公司工廠和國家機構，老中青三代齊全，一直是工人之家和兼職春晚的鐵桿志愿者。 許多普通志愿者默默地向工人家捐款，大力支持他們的社會公司和文化創造。 當然，我們也不太樂觀。 由于各種人為或自制的障礙，新勞動者的這些文化創造還沒有進入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視野，不能說受到普通市民的關注。 對關心新工人的知識分子來說，也仍然面臨著兩個相互交織的疑問。 一是底層勞動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表現自己。 另一個是知識分子介入新工人文化的構建是否威脅到新工人文化的自主性。

筆者以前也有這樣的懷疑，但通過多年來對新工人文化活動的關注和參與，發現其實沒有必要做這樣的虛空設定。 我從交往中發現，知識分子和底層同事之間，其實可以通過思想交流來提高各自的認知力和行動力。 換言之，所謂的知識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對下層民眾產生一點影響，但在另一個層面上可能會受到下層民眾的嚴重改造。 我們不能說下層民眾完全不能表現自己，也不能說知識精英完全不影響下層民眾。 知識精英一定能影響下層民眾。 根據他們使用什么樣的方法，要看他們和民眾交往的真誠和融合度，要看下層民眾對文化的理解度和認識度。 打工的春晚單杠主持人崔永元說可以，工人們一眼就能看出你做的春晚是真的在意他們還是假裝在意他們。 如果青年知識分子能夠深入到務工人員生活中，放下理論的架子，與他們推心置腹地交流，就能相互提高，并促進一點積極的文化建設成果。 第五屆打工春晚有了突破，大學生不僅要給工友表演維護大學工友維權的短劇，而且這些表演短劇的同學都是自己學校積極參加支農公益活動的骨干。 打工要在春晚出新、提升，就必須充分激發這些認同新勞動者文化觀點的青年知識分子志愿者的創造力，努力融入。

當然，知識分子的參加有限度嗎？ 確實有。 因為打工的春晚和新的勞動者文化的主體應該永遠是新的勞動者自己。 事實上，打工春晚的組織者對知識分子的參與很警惕，保持謹慎的態度，在與志愿者的交流中也試圖維持自己的角度和興趣的獨立性。 在與眾多年輕工人的近距離接觸中，筆者可以感受到他們內心蘊藏的那種向善求真的文化追求，以及揭示是非的思想潛力。 他們不想成為費用主義和資本的奴隸，擁有性別平等和階層互助的先進意識。 他們正在努力克服物質上的各種困難，喜歡用集體的方法大膽自信地創造屬于自己的文化表達。 這都是新工人文化真正快速發展的希望。

打工春晚不僅體現了新工人文化意識的覺醒，而且還進行著新文化創造的獨特實踐活動。 在這樣的努力過程中，他們開始尋找適合表達他們文化意識的新形式，受到社會各界的交流、注意甚至批評。 但是，他們所處的嚴峻生存狀況、工作環境、創作條件不僅鍛煉著他們文化創造的毅力，也嚴重制約著他們文化創造力的進一步發揮。 打工春晚要持續創新，成為推動中國新勞動者日常文化政治生活的重要動力，需要新勞動者自身和真正尊重和支持新勞動者文化的各界人士的合作。

本文：《““打工春晚”與“新工人文化”的創造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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