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是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 目前對這一偉大歷史事件的評價在國內應該說是普遍正面的，但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和抽象人道主義之間也存在著分歧。 在這里，我想就這個問題簡單地談一下自己的意見。

現在流行一種觀點，認為由于舊西藏農奴制的黑暗和殘暴，農奴缺乏人身自由，統治者嚴厲執行刑罰等，肯定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的歷史進步性。 這一切當然都是歷史事實，但如果我們認為只有西藏農奴制的黑暗和殘暴必然滅亡的唯一理由和最重要的理由，那也同樣不成立。 西方歷史上長期實行的奴隸制比西藏的農奴制要殘忍得多。 但是，革命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簡單地從抽象的人道主義上全盤否定，反而指出了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合理性。

只有奴隸制才能實現農業和工業之間更大規模的分工，為古代文化的繁榮，即希臘文化創造了條件。 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沒有希臘藝術和科學就沒有羅馬帝國。 如果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奠定的基礎，就沒有現代的歐洲。 】

因為，要真正了解西藏農奴制為什么必須廢除，必須從歷史和社會快速發展的高度來看。 準確地說，解放西藏百萬農奴是歷史的一大進步，不是因為西藏農奴制的黑暗和殘暴，而是因為隨著社會的迅速發展，已經不能適應社會進步的潮流。

人們認為西藏的農奴制起源于公元10世紀西藏奴隸制崩潰的基礎上。 到13世紀初，原來的奴隸不僅普遍變為農奴，整個西藏的自耕農和平民也普遍變為農奴。 這個時期，西藏的農奴制與以前的奴隸制相比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 由于農奴制盛行，14世紀中葉至16世紀，原則上相當于中原明王朝時，西藏出現了西藏后的第二個繁榮時代。 農牧產品產量和質量大幅度提高的手工業和建筑業也得到了迅速發展，雅魯藏布江這樣的大型鐵索橋與這一時期建設的內地的交流也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如著名的茶馬古道就達到了這一時的鼎盛。 文化和藝術也得到飛躍發展，《格薩爾王傳》等許多西藏文化經典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

但是，清王朝時代開始，特別是18世紀以后，西藏的農奴制全面衰退。 特別是以寺廟為首的宗教勢力惡性膨脹，西藏的經濟和社會的迅速發展幾乎窒息。 以1733年為例，當時的西藏平均每2.6人中就要養活1名僧人。 這些和尚不從事生產，不結婚不生育，顯然超出了西藏社會的承受能力。 到了近代，外國的侵略進一步惡化了西藏的社會。 例如，清政府曾在東亞海關統計，西藏出口的產品以羊皮、羊毛為主。 但是由于英國的價格下降，羊毛的價格是國際市場的1/4，結皮的價格更是1/11，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剪羊毛剝皮。 和平解放時，西藏的落后已經令人瞠目結舌:

【不發達的手工業沒有工序上的分工，沒有形成大的作坊，沒有工廠形式的工業，只有幾個帶有采購色彩的工廠電廠，因為之后沒有配套的手段，沒有長久生存就倒閉了。 在廣大農業區和牧區的生產方式數百年來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日常生產中鐵的工具非常少，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農業區仍在使用大量的木犁、木鏟進行田間耕作，人背家畜搬運是運輸的首要方法，交通工具依賴馬匹 農牧區的產品交換仍然是以前流傳下來的物資交換，輔助用少量貨幣交換，商品經濟不發達。

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西藏現代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中的制度供給研究(課題組研究本(，. 12，68頁)

更糟的是，即使是這樣落后的經濟體系，也很難運轉。 因為農奴主們為了自己奢侈的生活不斷加大剝削的程度。 當時，勞動地租占農戶勞動量的50%以上，高利貸總數達到全區農牧業總產值的兩倍，60%以上的農奴永遠負有不明債務，大量農奴因生活困難不斷死亡或逃亡。 正如阿沛·阿旺晉美在回憶中所述:

那個時候，我和一點上層開放的人都覺得這樣下去，不會花時間，農奴會死，貴族也活不下去，整個社會都會滅亡。

國家事務委員會民族理論政策研究室編，中國民族年鑒，第36頁)

所以，中央廢除西藏農奴制，是在這樣的人民無法繼續生活下去，統治階級也無法繼續統治下去的情況下進行的。 西藏農奴制的廢除不僅是為了解放被壓迫的農奴，也是西藏社會生存和快速發展的必然要求。

當然，我們應該站在社會快速發展的高度重新審視西藏農奴解放，并不是不希望人道主義。 相比之下，在馬克思主義的視野中，只有社會主義的進步實現了人與社會的共同快速發展，所以是全面的進步，但在這之前階級社會的一切進步對普通勞動者來說都有退步的一面。 也就是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

【因為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迅速發展總是在矛盾中進行著。 每一次生產進步，都是作為被壓迫階級的大多數人生活狀況的倒退。 對一個人來說是好事，對另一個人來說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壓迫。 這種情況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機器的使用，其結果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

因為，只有站在勞動人民角度的社會主義變革才是真正徹底的人道主義。 用國際眼光，把西藏百萬農奴的解放和美國廢除奴隸制和俄羅斯廢除農奴制進行比較，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種解放的徹底性和西方抽象的人道主義虛偽性。

現在有人把中國的西藏農奴制解放和美國廢除奴隸制相提并論，但實際上，兩者的共同點很少。 西藏農奴解放是徹底的解放，農奴不僅獲得了人身自由，還獲得了生產資料。 改革后的農奴首先成為自耕農，然后很快成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下的新農民。 奴隸制廢除后，美國黑人首先實行分割制和勞動債務制。 準確地說，兩者，特別是后者似乎與西藏改革前的農奴制越來越有共同點。

【分配佃農沒有土地，只擁有種子和農具等生產資料的一部分。 地租在收獲后按一定比例實物交納，通常占全部收獲的1/4或1/3。 大部分黑人分為這樣的佃農。 分期雇用農業是更困難的情況。 他們往往什么也沒有。 所有生產資料由土地所有者提供，按照其條件從事耕作。 秋收時把收成的一半或2/3交給地主作為土地采用的代價。 把這些谷物分成佃農，也不例外分成制雇農，都被大莊園主、北部銀行家、高利貸商人的層層盤剝。 &hellip； &hellip； 種植園主為了將佃戶捆綁在土地上，脅迫借款，先后向各州政府頒布法律，督促佃戶將中斷合同的行為定為犯罪。 如果1895年喬治亞州通過了流浪法，將對無雇主的工人處以1，000美元的罰款或判處6至12個月的徒刑。 這樣，只要有債務，佃農事實上就被束縛在種植園主的土地上，必須以勞役的形式還債，成為殘酷的勞役債務制。 佃農不僅因所有勞動所得被迫還債，受到殘酷剝削，而且在生產和生活上受制于債權人，失去了經濟獨立性。 一個種植園主可以將其債權轉讓給另一個種植園主，債務人也有時隨之轉讓。

劉緒李，楊生茂主編，美國通史第三卷美國內戰與鍍金時代1861-19世紀末，人民出版社，2008.5，67頁]

沙皇解放農奴也和美國的情況相似。 根據俄羅斯皇帝的法令，原來農奴耕作的土地中，最好的部分被砍掉了，而且為贖金購買的剩余土地的價格是實際地價的6倍。 但是，這部分土地上制造的產品根本無法維持生存，需要向地主借一些土地放高利貸。 據統計，僅1906年農民交付的地租就達到了100億美元的黃金盧布。 結果，農民更加貧困，許多人比解放前生活得更好。 正如革命領袖列寧指出的那樣:

臭名昭著的解放其實是對農民的殘酷掠奪，是對農民的一系列暴力和一系列侮辱。 】

也就是說，我國對西藏百萬農奴的解放比歷史上西方資本主義時代各種抽象的人道主義解放的成果要大得多。 它是真正的解放，實現了普通勞動者當家作主的解放，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和中國道路的優越性。

中外的解放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大的差距，是因為兩者的領導階級有根本的不同。 恩格斯在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指出，在少數剝削階級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任何被剝削勞動者的生存狀態，無論是奴隸制、農奴制、雇傭勞動者制，實質上都是奴役。

【奴隸制是古代世界固有的第一種剝削形式； 接著，產生了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雇傭勞動制。 這是文明時代三大時期特有的三大奴隸制形式； 雖然是公開的，但最近隱蔽的奴隸制總是伴隨著文明時代。 】

因此，西藏農奴解放之所以那么徹底，本質上是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以廢除剝削制度和消滅剝削階級為方向。 美國和俄羅斯所謂的解放不徹底，也只是因為其本質是用新的剝削制度代替剝削階級領導的舊剝削制度的詐騙。 這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解話語中是一目了然的，但采用抽象的人道主義話語卻不容易回答。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解放西藏農奴這一偉大勝利是馬克思主義階級解體以前流傳下來的民族和宗教觀念而取得的勝利。 根據西方流行的所謂多元文化等觀念，西藏既是少數民族凝聚的地帶，又是宗教觀念盛行的地區，中央大力推進的改革應該很難成功，西藏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循序漸進地改革已成為現實 但事實上，西藏農奴主的叛亂很快就被粉碎了，此后西藏農奴解放在短時間內順利完成。 解放出來的農奴也不是因為民族和宗教的不同而否定改革，反而普遍支持中央領導的這次改革。 之所以發生這樣的奇跡，根本上是因為階級差異本來就比民族宗教差異大。 或者更確切地說，民族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于掩蓋階級矛盾。 正如《共產黨宣言》指出的那樣:

【如果沒有人的剝削，民族的剝削也就沒有了。 一旦沒有了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民族間的敵對關系就會消失。 從宗教、哲學和各種意識形態的角度對共產主義提出的各種指責，不值得詳細討論。 】

當然，這并不是說完全沒有必要考慮民族和宗教的優勢。 事實上，西藏農奴制的廢除得以順利進行，也是因為中央充分尊重了西藏民族和宗教的特殊性。 最明顯的例子是，與內地實行免費土地改革不同，西藏除沒收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的土地外，還對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實行贖買政策，對愛國上層人士也普遍實行包容政策，他們的政治上

【為了充分體現差異化政策，除了大致上是這種寺院所需的生產資料外，還根據當時的市價征求了相關方面(特別是十世班禪喇嘛)的意見，換算成了贖金。 當時，扎什布倫寺收到贖金596萬元，支付了1960年度的45.8萬元多現金。 此外，對班禪卡姆布會議室的602名成員，采取全部包租辦法，安排一定的業務，發放生活費，以免他們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平下降。 這些特別優惠政策的實施，得到了宗教界愛國高層人士的支持和支持。

狄方耀、圖登克珠、李宏主編； 楊斌、張志恒、李繼剛等副主編，西藏經濟學概論，廈門大學出版社，. 07，65頁]

在這種充分考慮民族和宗教特殊性的政策下，西藏無論上層和下層，都能普遍支持中央的改革，西藏對中央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大加強。

因為，西藏農奴解放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準確把握了階級關系和民族關系的成功。 從全國范圍來看，西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可以說是中華民族迅速發展史上的一大飛躍。 舊中國也有一定的中華民族意識，但各民族之間社會快速發展水平的差異由于西藏是農奴制、涼山彝族地區是奴隸制、以及處于原始部落狀態的少數民族等，這些地區實際上存在著一定的割據局面，民族差異也同樣被忽視 相反，新中國通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解放了西藏農奴等大批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勞動者，極大地消除了這些少數民族和漢族社會快速發展的差異，極大地鞏固了中華民族的認可。 以老電影《農奴》為代表的文藝作品充分體現了這種階級意識對民族隔閡的消解。

總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道路的成功實踐，我們只有站在西方抽象人道主義和多元文化理論等普世價值的觀點上，才能充分理解這一偉大的變革。

本文：《“鹿野：怎么看西藏農奴解放”》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