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版知乎quora上，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的快速發展速度能夠遠遠超過印度？

一位網友的回答得到了很高的評價:

1949年，中國的起跑線非常低。 當時，中國的各項指標在人文和經濟上都相對較低，低于撒哈拉到南非之間非洲國家的平均水平。

當時印度鐵路是中國的3倍，印度人的平均壽命比中國人長5、6歲。鋼鐵、化肥、煤炭、水泥、電力等，印度的主要工業生產遠遠超過中國。

短短半個多世紀間，是什么讓中國以如此驚人的速度飛速發展？

關鍵是印度因為中國一直在奮斗而忽視了這一點。

與新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相比，掃盲可以說是知識文化行業的脫貧，其功績也極大。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人口5億5千萬，其中80%是文盲。 從1949年到1969年，短短20年間，新中國通過4次大規模掃盲運動，掃除了1億文盲。 到2000年，中國文盲率下降到6.72%。 這可以說是人類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跡。

掃盲運動有多重要？ 新中國掃盲的巨大成果是如何取得的？ 今天庫叔叔來說話。

新中國在創立之初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要解決外國侵略、封建剝削、財閥壟斷、內外戰爭后形成的爛攤子，可謂百廢待興。

要快速發展經濟，豐富國力，最重要的是要靠人。 但新中國面臨的殘酷現實是:

在全國5億5000萬人口中有4億人為文盲、文盲率達到80%的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廣大農村地區，文盲率更是超過95%，而且全國學齡兒童的小學入學率只有20%，中學入學率更是只有6%。

文盲，具體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我國統計中的文盲半文盲，是指15歲以上不識字的人，或者讀寫不足1500人，不能閱讀通俗報紙和寫筆記的人。

在一個充滿文盲的國家，為什么要迅速發展社會主義，如何才能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實現強國的夢想？

照片是當時負責山西省芮城縣東巖村村莊掃盲事業的干部趙鵬飛)

為了掃除阻擋在共和國迅速發展道路上的這個障礙物，百葉窗很快被提上了日程。

1949年12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教育實務會議，明確了逐步改革舊教育的方針步驟和快速發展新教育的方向，提出教育要為國家建設服務，普及與提高相結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以普及為主。

1950年，毛澤東在《人民教育》創刊號上題為恢復和快速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的重要任務之一。 那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屆全國工農教育會議，建議專門研究識字工作，開展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 會議結束后，自上而下，全國展開了猛烈的掃盲運動，全國各地都開始了掃盲班。 當時，學習文化的訴求很迫切，但農業生產的恢復也同樣重要。 因為這個城市、工廠的掃盲班多在夜間舉行，農村的掃盲班多在冬季的農閑時期舉行，也稱為冬學。

照片為1950年12月在浙江杭縣隔著教科書于冬季舉行的農村女總公司記者王純德拍攝)

但是，光設立掃盲班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教育人們盡早擺脫掃盲？

要知道，中國脫盲的標準是認知1500-2000個常用漢字，可以輕松書寫，對很多以前一個字也不認識的人來說，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1952年8月2日，在慶祝人民解放軍成立25周年的全軍運動會的賽跑比賽現場，出現了這樣的奇景。

(總公司記者岳國芳攝) ) )。

起跑線上的選手們采取了下蹲的姿勢，但不是準備起跑，而是下蹲把瓦楞紙放在膝蓋上寫字。 本來，這場賽跑開始的規則不是聽發令槍的聲音，而是誰先寫幾個決定好的字，誰就能開始。

如果不會讀字，就是輸在了起跑線上。

這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猛烈的全國性掃盲運動的真實寫照。

識字教學方式的突破，正是來自基層部隊。

1948年畢業于中原軍政大學的祁建華，當時是解放軍西南軍區的文化干事。 當時，人民軍隊的兵員大多來自勞動人民，其中許多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成為文盲。 指示建華的任務是教他們讀寫。 早在1949年1月，剛畢業的祁建華就開始探索讀寫教育的做法。 當初，他使用的是當時各地舉行的三三兩兩的教學方法。 一天教三五五個字。 這種教學方法看起來每天都在積累扎實地進行，但實際上只依賴死記硬背，所以對從低起點到零起點的戰士們來說不僅沒意思，而且熊盲人折玉米，忘記

建華很快在實踐中發現了這個問題。 他沉浸在冥想中，從自己小時候學習文化時的經歷中考慮要注意字母。 多虧了這個基礎，建華通過查字典，沒有老師掌握了越來越多的漢字。 以自己的經驗為啟示，祁建華首先教士兵們字母注音，然后教他們拼音定律，然后集中教大量常用字和注音，制定了帶領士兵突擊識字的速成識字法。

祁華是實干家，他很快就將這一觀點付諸實踐，并應用于實際教育中。 這個嘗試，效果出眾！ 每天可以學習一兩百個漢字，大約150個小時的上課時間，可以達到看不見的1500-2000個漢字的目標，擺脫盲目。

照片是1952年8月，軍隊行軍時身后的士兵用前面人背上的拼音文字學習讀寫的總公司記者岳國芳拍)

酒香不怕巷子深，祁建華這一行比較有效的速成識字法，很快就引起了其所屬部隊領導的關注，并很快傳遍了整個西南軍區； 此后，該教育法在貴州軍區、中南軍區等多處軍區繼續試點宣傳，效果也非常明顯。 軍事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功。

1951年6月，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在了解情況后，通知指示建華向北京報告。 那年11月，周恩來總理在全軍宣教文化實務會議上，親自向大家介紹祁建華，肯定了他發明速成識字法的功績。

11月29日，重慶《本日報》發表了《速成識字教育過程簡介》復印件，文中詳細介紹了祁建華發明速成識字法幫助士兵擺脫了短時間盲點。 第二年4月23日，政務院(后來的國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向指示建華發送了獎狀。 三天后，《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普遍宣傳速成識字法》，呼吁全國利用速成識字法推進識字運動。 之后，八一電影制片廠將祁建華的速成識字法制成教育片，供各地學習參考。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印發《關于在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教育實驗事業的通知》，指出在全國范圍內，廣大工農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有計劃、有步驟地掃除文盲，是當前刻不容緩的重大任務。 9月6日，全國總工會發布《關于在工人群眾中推廣速成識字法開展文盲消滅運動的指示》。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決議，設立中央掃盲委員會，任命楚圖南為主任委員，李昌為黨組書記，任命速成識字法創造者指示建華為副主任委員，另一副主任委員為林漢達。

(照片是教英文字母在注音讀寫的祁建華)。

由此，速成識字法從軍事用開始向民間用宣傳，一時在全國的工廠、農村掀起了使用速成識字法的掃盲高潮。

具體實行掃盲對策，可以說在全國范圍內技術頻繁出現。 上述全軍運動會的賽跑比賽從識字開始，是這次掃盲運動高潮時奇技的代表之一。 不僅是軍隊，各地還舉辦了工廠的工作室學校、煤礦坑口學習小組、農村地頭學習小組、女性炕頭學習小組等各種學習方法。

這次基于注音字母速成識字法的掃盲活動，效果非常大。 到1953年，一年多來，全國消除了近100萬職工文盲，308萬農民文盲。 并且，盲班畢業的許多學生升入業余學校，得到了更深刻的創造，從文盲變成了盲教師。

但是，奪人眼球的成績背后，隱藏的擔心也逐漸浮現出來。

部隊中有名的速成識字法，在向民間轉移時，在互換性上存在很多問題。 在實踐過程中，這些問題開始出現。

其中最突出的是學習者學習效果的偏差。 普通群眾，特別是廣大農村農民，學習者年齡差距很大，從小到老，學習能力天壤之別，年輕人學得快，年齡大的人不僅學得晚，而且容易忘記。 這顯然與以青壯年官兵為中心的部隊環境不同。

地方上也缺乏像部隊一樣識字的教師資源。 在一些地方試點中，可以依靠物資、物流的集中保障供給，取得很好的效果，但一般宣傳來說，限于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資源供給得不到太大保障，效果與預期相差甚遠。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按照排除既定盲點的目標，強行進行學習，一部分學習者會精神上吃不消，甚至會發生極端精神異常的嚴重事故。

成績很大，問題很明顯，接下來該怎么辦？

這些問題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觀察。 決策層首先調整了掃盲計劃，新中國第一次掃盲運動的熱烈程度也減少了。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掃盲運動的結束，相反，為了更高水平的掃盲蓄力，找到合適的教育方法是很重要的。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教育做法和廣大農村的現實情況科學地結合起來的方案，正是來源于農村的實際經驗。

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村是山東東南部僅有300多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人識字。 在農業合作化時期，高家柳溝村也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按厘米分配的制度。 但是，這個看起來非常簡單的厘米，村民很難居住。

由于全村都是文盲，村里安排了記住厘米的工作人員，一接觸人名、地名、工具名，就不好寫了。 有的人做標記，有的人很快就記住了，到了結賬的時候經常會犯傻。 由于這個記賬問題，村里的合作社差點兒搞不下去了。

面對現實的緊迫問題，村青年團支部研究了對策，他們提出首先讓村里的年輕人學習讀寫和文化，儲備記錄員的備份資源。 團支部創辦了記錄工學習班，劃分了學習小組，聘請了高中畢業生擔任教師。

【注】高中畢業生中的高中通常指五、六年級學生，也就是高中小學。 】

學習班的教學文案獨具特色，密切結合記錄員的培養，教授姓名、地名、農活、農具、家畜等相關單詞。 通過這樣的方法學習什么，高家柳溝村村民的進步很快，經過兩個半月的學習，村里參加學習班的115名青年、19名成為了記錄員，92人能夠記錄自己的賬目。

照片為今年86歲的嚴汝香老人，當時20歲的她是高家柳溝村記工學習班的學生之一圖源:新聞網)

高家柳溝村的成功經驗，寫入了《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錄員學習班的經驗》一文中，并刊登在《互助合作通訊》雜志上。

1955年9月，毛澤東看完這篇文案后，非常高興，馬上在文章中做了大量的指示。 他指出，在當時我國學齡兒童入學率低、成人眾多文盲的情況下，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做了創造性工作，贊揚村青年團支部以本鄉高中畢業為教師、合作社為單位辦錄取工教室的掃盲經驗，并主張這一經驗應普遍推廣

他還對具體的實施計劃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建議分兩個階段進行掃盲教育，首先學習所屬合作社的記錄工作所涉及的人名、地名等所需的2，300字，下一步學習更普遍的文案和詞匯； 適當的教材編寫也是，第一步要因地制宜，根據各合作社、各地縣的現實情況自己編寫，不求統一，先進的通用教科書由省(市)區)教育機構統一編寫。

照片為當時毛澤東對《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錄員學習班的經驗》手繪照片:新聞網)

(照片為當時高家柳溝村團支部撰寫的《鄉土讀寫教科書》圖源:新聞網) )。

由此，基于民間的成功經驗，全國再次掀起了掃盲運動的高潮。

由于老百姓身邊最現實的東西，順手就能讀寫了，邊做邊學，邊學邊用，明顯提高了學習者識字學習的趣味性和效率。

照片為1955年遼寧省復縣沙坤村的掃盲班結合實物進行掃盲教育的賈化民攝影)

人民群眾也創造了許多良好的教育形式。 當時，工礦公司采取長班短班結合、集中分散結合、脫產業余結合、自學指導結合等形式，農村采取農閑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放學、忙后復學等形式，實現了大家尋找學習方法，如何方便。 安排時間，消磨時間，看東西看字，看字聽字，看人，到處都有課，都有讀書的聲音。

高家柳溝村首先請學力高的青少年進行讀寫，還宣傳識字率下降的經歷，形成了全國范圍內非常感興趣的現象。 當時，在識字教育中，往往不是父母教孩子，反而是兒子馬上教老子識字的青少年，相反是教不識字的成年人。

照片拍攝于1960年，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族自治縣慕士塔格人民公社二大隊的社員在小學生的幫助下在田間學習文化的總公司記者武純展)

這是比較舊社會積累的教育現實而形成的特殊年代的產物，在人類文化教育史上可能也是非常罕見的現象。 以民教民、能人為師，提倡十字老師、百字老師，在文化水平上先富后富，這在當時局限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條件，師資資源極度匱乏的問題上找到了出路。

由于民生教育的做法、全民學習的氛圍，這場新的掃盲運動方興未艾，到1957年上半年已有2200萬人脫盲，160萬人達到了高等學校和中學的畢業文化程度。

(照片是當時識字證書的圖源——沈陽日報新聞史館) )。

從1949年到1969年，中國相繼開展了4次大規模掃盲運動，在運動中不斷積累經驗、吸取教訓，形成了更加科學有效的方案規劃，掃盲教育日趨成熟。

其中，漢字的簡化和漢語拼音的創制，是掃盲、文化普及工作中不可缺少的。 新中國實際使用的漢字簡化方案于1956年明確發表并付諸實施，漢語拼音方案于1958年公布。

通過縮寫和中文拼音方案的宣傳，掃盲教育的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也有效地應對了當時掃盲工作人員頻繁掃盲的疑難病癥。 當時可以看作祁建華注音字母教學高級版的拼音方案，成為后兩次掃盲運動的核心，采用拼音，通常經過100小時左右的教學，學生可以達到掃盲標準； 而且，對于大多數原本沒有文案、文案體系尚不完善的少數民族來說，漢語拼音也是幫助文案創制和改進的關鍵，在這個掃盲難點上找到了活路。

新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4次掃盲運動中，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果。 在1964年開始的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中，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全面的調查，結果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從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十幾年間，有1億多成人清除了文盲的帽子。

回顧當時的識字運動，應該看到在取得突出成績的基礎上，全國文盲的絕對數量仍然巨大。 剩下的文盲掃除難度很大。 運動式識字率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最有效、最迅速的方法。 可以迅速消除文盲，為共和國建設提供大量可用的才能。 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時代環境的變遷，其致盲率高、治標不治本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

而且，從世界到中國，文盲的定義標準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20世紀60年代以來，功能性掃盲的概念開始傳遍全球，掃盲教育不僅與基本常規知識相關，還應與職業培訓、提高生產力、更積極參與公民生活、更好地了解周圍世界相結合，從單純的掃盲教育擴展到更廣泛的教育文案 這一趨勢也得到了中國的贊同。

因此，傳統的掃盲方法逐漸難以為繼，新時期掃盲教育需要變革。

新中國成立初期存在超大量文盲的根本原因是，歷史借款的大多數人口在學齡前無法接受教育或幾乎無法接受教育，成年后自然成為文盲。 因此，文盲想治愈也容易治愈，消滅文盲的源頭，最終要靠基礎教育的迅速發展。

掃盲運動日益活躍，新中國也在積極建設全國特別是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體系。 改革開放后，義務基礎教育的普及進一步走上了高速公路。

1985年5月，黨中央發表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逐步實施九年義務教育。 教育必須面向現代化、世界和未來。 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頒布，中小學教育經費增加，辦學條件得到改善。 到2008年秋季，全面免除義務教育雜費。 以及著名的希望工程、春蕾計劃等，動員了全社會的力量，幫助輟學兒童返校，完善了基礎教育的覆蓋范圍。

照片是1991年4月謝海龍在安徽省金寨縣桃嶺鄉三合中心學校拍攝的小學生蘇明娟認真上課的照片，這張有名的照片幾乎成為了希望工程的標志。 ）

義務教育機制的建立、快速發展和普及，完全從根源上堵塞了新文盲產生的途徑。

在這種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中國政府確定提出到本世紀末全國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戰術目標。 其實，實現這個目標并不容易。 在新中國成立45周年時，據統計全國文盲率累計掃除近2億，文盲率1990年下降到15.88%，但當時全國文盲總數仍為1.8億多人，同期( 1990年)世界文盲率共計9.48億人，這使世界上5

面對艱巨的任務，中國沒有失望。 根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國文盲人數已經下降到8500萬人，文盲率下降到6.7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世界宣告，全面完成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戰術任務，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教與不教的教育理想成為現實。 另一方面，中國文盲人口進入今年后進一步下降到5465萬人，文盲率為4.08%，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識字的國家。 這是中國在文化教育行業對世界做出的了不起的貢獻！

照片是現在中國鄉村小學的教室里總公司記者王全超拍攝的)

迄今為止，中國徹底改變了教育基礎薄弱、整體落后的狀況，教育面貌煥然一新。 年，我國小學入學年齡兒童入學率為99.95%，學前教育入園率為81.7%，高中入學率為88.8%，高等教育入學率為48.1%，各級教育普及度均達到或超過了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0.6年，新勞動力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過48%，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3.6年以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漫長的舊社會，女性地位低下，接受教育更是如此。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女性文盲率在90%以上，女童入學率只有20%。 20世紀50年代的掃盲運動，使全國1600萬婦女擺脫掃盲的新中國成立后的45年內，全國1億1千萬婦女失明，女性文盲率到1993年下降到30%。

另一方面，在普及義務教育的過程中，各地積極制定了鼓勵女童入學、各級學校實行男女入學機會均等的政策，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女童入學率大幅提高，1990年至2002年脫盲的5040萬人中，62%為女性

照片為1952年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李順達農林畜牧生產合作社女識字組上課時拍攝于總公司記者陳之平)

新中國的掃盲工作在世紀之交已經完成了基本任務。 那么，掃盲對我們來說，只是值得封印和追憶的歷史嗎？

當然不是。 掃盲是給所有中國人帶來的，不僅是基本知識文化水平的進步，也是教育普及、終身學習的理念。

文盲的定義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變化，滿足識字標準不是永恒的脫盲標準。 當今時代，日新月異，特別是近年來，如果不在一周內獲得新的知識，可能就無法跟上別人的步伐。 另外，你可能不擅長聽別人在說什么。 這種現象也常常被稱為新文盲。

實際上，聯合國在重新定義新世紀文盲標準時，納入了是否能夠識別現代社會的符號，是否能夠使用計算機進行學習、交流、管理等內容。 如果不能持續學習、進步、趕上社會快速發展，受教育、知識豐富的人也會成為文盲。 這意味著教育，特別是廣義的掃盲教育，是伴隨著社會快速發展的長時間任務。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掃盲工作只是進行時，也可以說是還沒有完成的時候。 教育、學習，對國家、社會、個人來說，都必須是終身的事業。 這可能是新中國漫長的掃盲進程積累在我們身上的巨大財富。

參考資料:

1、本公司微型紀錄片《國家專輯·； 一個是不可缺少的”

2 .紀錄片《圓夢百年:中國義務教育百年紀實》第十六集《掃除文盲》中國教育電視臺

3 .紀錄片《飛過中國建國60周年》第五集《50年代的掃盲運動》鳳凰網

4 .《毛澤東發動了幾次人民文化的顛復戰？ 配置四次掃盲”中國共產黨信息網

5 .葉劍:“中國掃盲教育的變革研究從工具性掃盲教育到快速發展性掃盲教育”西南大學博士論文

6 .中國掃盲教育研究課題組:“中國掃盲教育”“教育研究”1997年第6期

7 .易舜:《從掃除文盲到教育強國》中國紀檢監察報

8 .王姍:“共青團·； 記憶|當時共青團做盲急先鋒被毛主席吹捧！ 《共青團信息聯播》

本文：《“憑啥中國能遠超印度？一場牽涉5億人的運動奠定崛起的基礎”》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