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1日，中華小學6年級全體學生送別李志江老師時的照片。 本版照片由云南中華職業(yè)教育社提供

中華小學成績優(yōu)秀的學生獲獎了。

中華小學的學生正在上課。

中華小學設立的自動小學，讓貧困的孩子接受免費教育。

中華小學的學生表演。 當時，中華小學的社會進步文化活動很活躍。

1949年12月9日晚上，昆明文廟街叫囂著關上了祥鐘店的門窗。 房間里的燈很暗，所有人都在認真聽收音機。 25歲的崔英鳳坐立不安，有時偷偷望著窗外。 其他幾個年輕人似乎也很緊張和興奮。

晚上12時，據電臺報道，國民黨政府云南省主席盧漢率部起義，拘留了李彌、沈醉等在昆明的國民黨中央軍高級軍官。 盧漢向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發(fā)出了《云南起義通電》。 云南和平解放。

鐘表店店員胡平旭興奮地抓住崔英鳳和同事幾天前縫制的五星紅旗，和兩名工人一起爬上鐘表店三樓，在夜色中升起昆明市市區(qū)的第一面五星紅旗。

第二天早上，1949年12月10日，距離呼祥鐘表店不遠的昆明市區(qū)最高點，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華山的觀景臺上，升起了長12尺、寬8尺的五星紅旗。 當天，昆明市主要街道——正義路、南屏街、金碧路、武成路等地矗立著預先秘密制作的五星紅旗。 雖然當時還處在迎來解放的槍林彈雨中，但無法掩飾人們的喜悅之情。

縫制昆明市第一面五星紅旗的崔英鳳和懸掛昆明市第一面五星紅旗的胡平旭，隨后結為夫婦。 他們一生都與中華職業(yè)教育社云南事務所(現更名為云南中華職業(yè)教育社)保持著密切的關系。 年，89歲的崔英鳳在回憶錄中說，那天的經歷永遠難忘。

70年后的2019年9月16日，胡平旭、崔英鳳的兒子胡嘉昆發(fā)表了中國青年報·； 據新聞網記者采訪，父母一生都很安靜，在我們上初中之前，給我們講述了這段歷史。

這座深深藏在崔英鳳心中的紅旗和昆明市迎來解放的第一面五星紅旗，由中華職業(yè)教育社云南辦事處(以下簡稱教育社云南辦事處)創(chuàng)辦，與創(chuàng)立之初就受到中國共產黨深遠影響和直接指導的學校昆明中華小學相連。

1942年夏天，當時任中華職業(yè)教育社總書記的孫起孟被任命到昆明擔任教育社云南辦事處主任。

中華職業(yè)教育社是中國著名教育家、社會活動家黃炎培聯合教育界、經濟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啟超、張謇、宋漢章等48人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創(chuàng)立的，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提倡、研究、推廣職業(yè)教育的團體。

孫起孟提醒周恩來，出發(fā)前，必須本著黨中央多次抗戰(zhàn)、團結、進步的方針，靈活機動地開展團結和各界愛國人士的實務，迅速發(fā)展，提高進步力量，在教育陣地取得成績。

孫起孟赴任昆明后，不僅積極開展教育社云南辦事處的業(yè)務，還大力推進民主運動、團結進步人士、掩護革命同志、掩護黨的地下廣播電臺、《我司電信》秘密刻印等。 每次回重慶總公司，都要和周恩來、董必武見面，匯報工作，聽取意見。

他領導下的教育公司云南辦事處，也關注了昆明的孩子。

1942年秋，昆明市內的小學被日本侵略者的敵機轟炸，不得不到鄉(xiāng)下避難，市內許多孩子輟學，許多貧困家庭的孩子流落街頭。

為了處理這些輟學兒童的學習問題，教育公司云南辦事處開設了兩個小學升學預備班，收容了大量輟學兒童。

為了讓越來越多的孩子有機會上學，1943年8月，教育社云南辦事處將預備班改為昆明私立中華小學，孫起孟擔任首任校長。

1943年5月以后，昆明興隆街109號是中華教育社云南辦事處、中華小學、中華職業(yè)補習學校共有的辦公學校辦學場所，后幾年成為抗日民主運動和人民革命斗爭的一個陣地，是中共地下省委、市委在昆明的重要業(yè)務基地，被譽為小解放區(qū)的紅色堡壘。

現在，每當提到這段歷史，云南中華職業(yè)教育社黨支部書記、辦公室副主任王學光總是心情激動。 他說:“在黨組織的領導和影響下，中華小學經歷了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的鍛煉和熏陶，參加了昆明地區(qū)的一系列革命斗爭和民主運動，為新中國的建立、昆明的解放做出了貢獻。

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孫起孟離開云南。 資料顯示，中華小學創(chuàng)立于1942年至1949年，共有9人擔任校長。 他們和歷任教導主任、輔導主任都是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

1947年，地下黨組織開始在中華小學教職工中迅速發(fā)展地下黨員，1948年底，云南辦事處建立黨支部，1949年4月，建立黨總支。 在教育社云南辦事處及其所屬補習學校和中華小學專職教職工27人中，共產黨員12人，地下黨組織聯系的革命周邊組織民主青年同盟(以下簡稱民青)成員10人。 另外五人是進步青年教師。

民青1945年1月10日，昆明西南聯大、云南大學、中法大學等高等學校進步團體在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下宣布成立。 民自成立以來宗旨和任務就很明確。 在黨的領導下，團結廣大青年積極參加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 隨著全國解放，國民黨逃離大陸，民青組織也完成了歷史使命解散，但中國當代青年運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這些地下黨員分別參加了地下市委市民業(yè)集團和女性業(yè)集團的領導工作，通過建立歌詠隊、職工聯誼會等方法，迅速發(fā)展了約2000名積極分子。 市民小組有黨員40多人，民青成員700多人； 女職工群體在短時間內迅速發(fā)展了40多個民青和女協會成員，成立了5個民青集團、4個女協會集團，設立了50多個家庭解放區(qū)。

解放戰(zhàn)爭期間，以這些地下黨員和民青成員為骨干，中華小學組織和參與了昆明地區(qū)的一系列革命斗爭活動。

學校將在南屏大劇院慶祝《哥哥姐姐開荒》、《樂園進行曲》、《勝利進行曲》等抗戰(zhàn)勝利，公開公演以反對內戰(zhàn)為主題的進步歌舞節(jié)目。 在其他小學表演反對國民黨內戰(zhàn)的兒童歌舞劇的1945年底，學校師生積極參加聲援·； 一運動； 1946年7月，學校師生參加了李公樸、一多受害追悼會的籌備和活動，參加了抗議國民黨政府的活動和人權保障運動。

1949年9月9日，九九整肅期間，國民黨反動軍警在一周內，兩次武裝包圍和搜查教育社云南辦事處，逮捕了中華小學教師、地下黨員楊國秀等3人。 中華小學和輔導班教職工、學生30多人緊急疏散到鄉(xiāng)下，繼續(xù)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

20世紀40年代中期，昆明有50多種期刊，但沒有兒童可以閱讀的報紙。 1946年3月，中華小學創(chuàng)辦的《少年年報》公開發(fā)行。 《少年新聞》為四開小報，每半個月出版一次，設有時事評論、社會自然、文學藝術、少年創(chuàng)作等版面。 由校長兼總經理、教職員工負責實務并頒發(fā)。 每期公開賣報紙，中華小學的同學也積極上街賣報紙，青少年都喜歡看，每期可以賣4000多份。 因為《少年年報》站在人民一邊為青少年說話，三個月后的1946年6月，僅出版了七期《少年年報》，就被國民黨云南警備司令部勒令停刊。

1949年初夏，教育社云南辦事處黨組織根據上級指示，在中華小學學生中成立地下少先隊，即新民主主義少年先鋒隊。 地下黨員、教師梁凡生負責少先隊的業(yè)務，他參考解放區(qū)少先隊章程，結合昆明現實情況，草擬了地下少先隊章程，規(guī)定了少先隊的性質、任務、隊員條件和活動方法等，在高年級和自動小學的學生中迅速發(fā)展了少先隊員30多人。

70年前，云南師范大學教授、作家余斌的家就在中華小學旁邊，他的童年每天都是從學校門口度過的。 但是，當時12歲的少年余斌對那扇門里的事一無所知。

40年后，中年人余斌偶然看到一本關于中華小學的文案，驚訝得不好意思，連忙找了一點書看，才知道中華小學不是普通的小學。 那里可以唱《山那邊有個好地方》和《金鳳子》之類的革命歌曲，可以瀏覽進步的出版物，關門。 那就是小解放區(qū)。

擔任中華小學校長的司徒懷在回憶錄中寫道，晚年，1949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丈夫楊夫戎遞給他一本從香港秘密帶來昆明的畫報。 畫報報道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宣言的信息，刊登了五星紅旗的格式。 楊夫戎是地下黨市委委員，他代表組織交給地下黨員司徒懷里任務，為了迎接云南解放秘密縫制五星紅旗。

那時我的喜悅心情難以表達。 我們期待的這一天就要到了。 司徒懷說。

還記得從中華職業(yè)預備學校畢業(yè)后，留在教育公司云南事務所工作的崔英鳳。 呂漢起義前幾天，校長司徒帶來了一大袋紅色絲綢和五星紅旗的標準尺寸。 崔英鳳和地下黨員丁毅堅，當時教育社云南辦事處主任饒博生的妻子丁宜君，中華小學學生饒滌綸生，和左富一起用縫紉機縫紅旗。 這面紅旗是胡平旭掛在鐘表店屋頂上的昆明市內第一面五星紅旗。

當時，司徒懷組織了中華小學教師中的民青婦協會30多名成員組成紅旗。 沒錢的話大家都聚在一起，半開的銀幣摞在桌子上。 因為紅布和黃布不夠，所以我相信給布料店。 縫紉機也是租的。 大家按照畫報上五星紅旗的樣式，對五顆五角星的布局經過多次推敲，秘密制作了近百面最初的國旗。 這些國旗在魯漢起義的第二天懸掛在昆明的主要街道上。

司徒懷在回憶錄中表示:“五星紅旗此后一旦供不應求，越來越多的干部和女性群眾將參與到旗幟建設工作中。 一部分在各個地方舉行，但第一個地方在中華小學。” 然后舉行了義賣會，昆明的街道、學校、機關、鋪面等處懸掛五星紅旗。

讓司徒最難忘的是，她在地下黨員冒漢章的家里，和冒漢章的妻子周文煥一起縫制的掛在五華山上的長十二尺、寬八尺的五星紅旗。 當時地下黨市委書記陳盛年、委員賴衛(wèi)民、楊夫戎在現場進行了指導。

這面五星紅旗給全市人民帶來了興奮和信任，和人民一起迎接著解放軍的到來。 司徒懷說。

現在想起司徒的懷抱，到了耋耋之年的余斌總是感到遺憾。

1995年9月的一天，余斌在報紙上看到了司徒懷里的訃告。 他收心了，是那個校長嗎？ 帶著疑問，他參加告別，加入失禮鞠躬的人的同伴，仔細觀察老人的遺像。

余斌第一次見到這條興隆街的老街坊，也是最后一次。

在日本侵略者的狂躁中為失學兒童興辦的中華小學，沒有忘記哪個家庭的貧困失學兒童。

解放前，昆明西郊城墻外的臭水河邊，用破磚碎瓦的榻榻米搭建的低矮房屋高低排列，住著扛把子、拉人力車的車夫等生活貧困的人。 因為沒有孩子上學的錢，這些家庭的孩子們會變成孩子、擦鞋、撿煤渣。

1946年2月，中華小學決定設立自動小學，為這些輟學兒童提供免費教育，由小老師給這些兒童上課。

中華小學其實很早就實行了小老師制。

老師是學生，學生是老師是中華小學的改革創(chuàng)新運動。 老師們由初高中生優(yōu)秀的學生負責，他們在課堂上幫助老師上課，或者課后幫助同學回答疑問。 后來，這些小老師成了自動小學的骨干教師。 他們挨家挨戶動員家長送孩子讀書，短短幾天就有120多個孩子報名，最多15歲，最小8歲。

這些孩子分兩個班上課。 學習國文、算術、歌曲、舞蹈、體育，教材由中華小學老師制作，用蠟紙刻印。 上課時間是中午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幾個學生背著擦鞋盒和賣剩下的報紙上學，放學后又去賣報紙和擦鞋。

自動小學的運營經費全部由中華小學的教師和學生們捐贈，貧困的孩子們不僅可以免費得到紙、筆、墨水、書，還可以得到教師和學生捐贈的衣服和鞋子。

自動小學的校長、教務主任、總務主任和各科老師，都由中華小學的小老師團負責。 他們在大老師的指導下，認真準備功課，不擅長的人問大老師。

為了激發(fā)學生的觀察力，老師們想出了一些方法。 例如，張萬年教學生讀寫時，先在黑板上擦了字，然后馬上擦了，問學生:“這是什么字？ 學生困惑地說:“你擦了它吧。 張萬年笑了:對。 這就是&lsquo； 擦字。

解放前一年，昆明白色恐怖襲擊加劇，1948年7月，自動小學被國民黨政府勒令停辦。 從1946年到1948年，自動小學運營了5次，招收了770名學生。

現在的云南中華教育社社社雜志的英文名錄中，記錄了16名獻身革命的年輕生命。 其中，左貴和孟鎮(zhèn)芳在上自動小學。

上自動小學的時候，左貴18歲，孟鎮(zhèn)芳16歲。 教育部接納他們倆為學校工作人員，他們不僅成為地下黨領導的中華歌謠隊隊員，還加入了民青組織，協助中華小學教師梁凡生在高中生和自動小學迅速發(fā)展少先隊員。 1950年4月29日，兩人在執(zhí)行任務中犧牲。 當時，左貴22歲，孟鎮(zhèn)芳20歲。

2019年9月26日，中國青年報·； 新聞網記者在云南省圖書館查閱了西南聯大教授李廣田以黎地筆名于《云南日報》1946年1月4日、5日第3版發(fā)表的復印件“中華小學是一所理想、有方法、有成績的小學”。 因為是舊時代，圖書館把報紙制成了膠卷。

當時，李廣田的兒子在上中華小學。 1946年元旦，李廣田作為學生家長幾次到學校參觀成績展覽，對學校的教育非常滿意。 他給展覽會里的對聯做了有趣的東西，引用在了他的復印件上。 對聯說:“老師是學生，學生是老師。 這個學校為什么師友弟子也不區(qū)分？ 社會是學校，學校是社會，這里混著多大的孩子？

這個對聯生動地描繪了中華小學當時的教育特色。

教育與生活脫節(jié)，學校與社會脫節(jié)是當時教育界的普遍現象，中華小學受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陜甘寧邊區(qū)進步教育事業(yè)的影響，不愿墨守國民黨的教育制度、教育文案和教育做法，在教育、學習、工作方面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取得了成績。

例如，學校的教育思想是解放孩子的大腦，解放孩子的雙手，解放孩子的嘴，解放孩子的空之間和時間； 培養(yǎng)兒童的自尊、自治、誠實、認真、為人服務等做人做事的精神。

因此，學校自制的教材都是根據孩子的生活和社會實際編寫的，課文中的插圖是老師畫畫學校注重培養(yǎng)學生自治能力和民主作風的學生運動和文學藝術修養(yǎng)經常組織學生外出參觀工廠、學校、機構，提高他們的社會知識 學校還禁止男女同桌、剪長發(fā)、裝飾。

最感興趣的是學校里進行的各種運動:

國語運動。 教師和學生不能說任何方言。 請北方人教普通話，教職員和學生都參加了學習。 在學校舉行了語文演講比賽，促進了普通話的宣傳。 當時的校長來自云南，不會說普通話。 一個學生向校長提問。 “大家都說國語，為什么不說呢？ 在孩子們的催促下，校長也說了一口蹩腳的普通話。

鐵木運動。 學校不僅把蘇聯作家蓋達爾的《鐵木兒及其伙伴》作為語文課的補充教材，讀書班的老師還讓學生組成鐵木兒團，在學校里偷偷做好事。 幫忙修理桌子和椅子，打掃教室，洗老師臟衣服，做完后只留下鐵木兒的簽名。 鐵木們在學校家里做好事，去昆明南城角污水河邊的小草棚，給在貧民窟在外面工作的父母送玩具給家里剩下的幼兒。 鐵木運動培養(yǎng)了孩子為人民服務不修邊幅的美德。

不訓斥的運動。 廢除打罵制度包括捏耳朵、曬太陽、向兒童泄憤等一切形式的體罰。 老師和學生制定公約，督促遵守。 每次說壞話都要填寫表格，周末哪個班人數最少的哪個班獲勝。 這種做法很有效，每次上課的時候學生吵鬧，老師只說一句話就擔心被罵。 吵鬧聲很快就消失了。 老師們報告說，各級被責罵的人一天比一天少。

歲月流逝，時代進步，中華小學&lsquo； 喜歡孩子，辦一所人民滿意的學校的初衷始終沒有改變。 回顧歷史傳承下來的優(yōu)良理念和方法，當今中華小學校長朱躍利總是心懷感激。

中華小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周恩來&lsquo； 在教育陣地上取得成績的指示，以高度的使命感和博大的愛心，不僅是以革命進行教育，也是教育家進行教育，在材料教育、大膽創(chuàng)新、教育、教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中華小學在78年來一直是昆明卓有聲譽的優(yōu)秀學校。 她說。

本文：《“昆明第一面五星紅旗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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