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對陜北的嚴密封鎖，中斷了外國人對延安的訪問他們對延安的抹殺，提高了延安和邊疆地區的神秘性，反而激起了外國記者們去探索秘密的強烈欲望。 黨中央根據過去八九年的經驗，雖然外國記者與我們的政見不同，但他們大多相信信息生命是真實的，作為人至少有良知。 邀請他們到延安進行信息報道，對我們有利。 于是，中國共產黨駐重慶代表受中央委托，邀請外國記者赴延安，很快做出積極回應。 外國記者西北訪問團(又稱參觀團)很快組成，排起了長隊，沉默了幾年的外國人訪問延安，又活躍起來。

1944年2月16日，重慶駐華外國記者聯合會，紐約時報布魯克斯·； 以阿特金森為首，聯名致函蔣介石，要求訪問陜北和延安。 2月23日，蔣介石迫于輿論壓力，出乎意料地首次批準了外國記者們的要求。

中共對此非常重視。 3月4日，重慶八路軍辦公室向延安緊急報道了這一重要消息。 毛澤東接到電報后，立即向中央十幾位同志傳閱。 3月19日，周恩來致電董必武向外國記者團表示:“是毛澤東、朱德兩位同志和中共中央委托的。 特別向大家表示熱烈的歡迎。 然后，周恩來請董必武通知駐渝《本日報》記者龔澎和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交通科長龍飛虎，并陪同外國記者來到延安。 這件事協商后的4月30日，毛澤東給董必武打電話，請外國記者轉達“非常歡迎大家來延長”。

國民黨批準了訪問延安的外國記者們的要求，但不安，害怕外國記者到了延安被洗腦赤化，采取了各種限制和防止措施。 他們向記者訪問團增派國民黨中央社、《中央日報》、《掃蕩報》等可靠的中國記者，監視外國記者的越軌行為。 然后指定國民黨官方代表為記者團正、副組長，制定中外記者統一行為的紀律。 國民黨當局還規定，參觀團西北之行的時間限定在三個月以內，而且必須先訪問西北國民黨統治區，然后再訪問共產黨邊遠地區。 寫的報道必須送交國民黨中央推進部審查。 而且，蔣介石訓令西安地區國民黨軍政要人，屆時要網羅一些人，偽裝成中共叛徒的知情人，堵截道路誣告外國記者，編造中共的罪狀，給中共抹黑。 但是，蔣介石的這些訓令和相關情況，很快就被我們黨掌握了。 4月初，毛澤東和周恩來告訴董必武盡快向各位來訪記者透露這些情況，希望他們做好思想準備。 蔣介石的陰謀早被曝光了，他罵了媽媽！

1944年5月17日，由21名中外記者組成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乘坐汽車離開重慶，經寶雞、西安前往西北。

訪問團共有6名外國記者，1人除塔斯社記者普羅岑科外，其余5人均為美國記者，他們兼任英美等幾家有影響力報社的記者。 美聯社、美國“基督教科學監視器”、英國“曼徹斯特衛士”、美國“時代”、“紐約時報”的愛潑斯坦、聯合社、倫敦“時報”的福爾曼、路透社、、 這五位“中國通訊”煞星政治傾向各不相同，愛潑斯坦、斯坦是中國人民的摯友，福爾曼對政治不感興趣，武士道與國民黨推進部有密切聯系，天主教神父尚南敵視共產主義。 但這是他們去西北之前的思想狀況，訪問延安之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944年6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會見延安訪問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大公報》的孔昭愷、《中央日報》的張文伯、《掃蕩報》的謝爽秋、《國民公報》的周本淵、《時事新報》的趙炳燛、《新民報》的趙超結構、《商務日報》的金東平、中央社的徐兆鏍、楊嘉勇國民黨中央推進部派員， 訪問團的領隊(隊長)是謝保樵，副隊長是鄧友德。 6月9日，也就是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辟歐洲第二戰場后的第三天，訪問團抵達延安，開始了三個多月的訪問。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于1944年5月30日進入陜甘寧邊區。 首先是固臨、延長訪問，然后去了南泥灣，參觀了359旅的軍事訓練和生產建設。 6月9日抵達延安，住在延安最高級的旅游社會交流之際，受到熱情的邀請，開始了馬不停蹄的訪問活動。

6月10日下午，朱德總司令在八路軍總部舉行宴會邀請記者團。 招待會在王家坪的樹蔭下，擺放了20張左右的矮桌子，中國菜被西餐吃，4人坐在桌子上，以露天閑談的形式進行。 同行的軍界有師長林彪、聯防軍司令賀龍等。 政界有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高自立等； 文化界有解放日報社社長博古、邊區文協主席吳玉章等。 朱德致辭歡迎各記者訪問延安，并簡要介紹了抗戰局勢。 大家一邊吃一邊聊，輕松愉快。 宴會后舉行了盛大的音樂派對。 魯藝和西北戰區服務團演出了包括西方戰歌、陜北民間小調在內的30多個節目。 以雄壯的《同盟國進行曲》開始，以氣勢磅礴的《黃河大合唱》結束。 這次宴會除了歡迎記者團來訪外，也有慶祝盟軍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的意思。 記者團領隊謝保樵、外國記者斯坦也在會議上發表了講話。

6月12日下午，毛澤東接見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粉紅色的邀請函早上就寄來了，記者們很興奮，很期待。 他們準時到達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后面的會議室，毛澤東滿面笑容地走進來，和大家握手。 他打了招呼。 “我非常歡迎各位記者來到延安。 我們的目的是共同打倒日本軍閥，打倒一切法西斯主義。 全中國、全世界都應該基于這個共同目標團結起來。 到達延安的各位，遇到歐洲正在開辟第二戰場。 我們表示巨大的祝賀。 中國有很大的缺點。 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主義。 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主義。 因為只有民主主義才有力量對抗。 中國的內部關系和對外關系只有走上正軌，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建設好國家。 一言以蔽之，只有民主主義才能讓中國在戰后繼續團結。 在講話中，毛澤東重申了中國共產黨關于解決國共兩黨關系的一貫政策，批判了國民黨及其政府對其他黨派和人民群眾的不民主行為。

然后毛澤東回答了記者們的問題。 在回答統一問題時，毛澤東強調民主與統一的關系，指出政治需要統一，但只有站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和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才是有力的政治。 在軍事上方統一是必要的，但軍事統一也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 軍官和士兵之間，軍隊和人民之間，各部分軍隊彼此，如果沒有民主的生活、民主的關系，這樣的軍隊就不能統一戰斗。

在回答共產主義世界觀和新民主主義制度的關系時，毛澤東說:“沒有共產主義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指導當今社會革命的民主階段。 如果沒有政治上的新民主主義制度，我們就不能正確地將共產主義哲學應用于中國的實際。

◆1922年6月在延安舉行宴會邀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美國美聯社記者斯坦福大學有權指導政府和軍隊嗎？ 毛澤東冷靜地回答。 “靠人民的信任，靠現在我們新民主主義各政府下屬的八千六百萬人民的信任！

關于開辟第二戰場，毛澤東說:“其影響廣泛，直接影響歐洲，將來影響太平洋和中國。” 但是，中國的問題必須靠中國人的努力來處理。

這次接見談話進行了大約三個小時，毛澤東舉行了宴會邀請他們。 之后，陪他們出席京劇晚會，在延安平劇研究院演出四場之前傳唱的戲。 毛澤東著迷了，對《古城會》中的張飛、《漁殺家》中的教師爺、《鴻桀禧》中的金老頭、《草船借矢》中的魯肅的對白和表演不時地笑起來。 一位記者說他對京劇有研究，毛澤東謙虛地說:“我對京劇沒有研究，但我喜歡看。 派對結束時是深夜11點，毛澤東笑著送客上車離開。

6月22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王家坪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室聽取了葉劍英總參謀長關于“中國共產黨抗戰正常情況介紹”的長篇講話。 他說:“八路軍、新四軍反復抗爭7年，以免中國被日寇滅亡。 但是，我們遭到國民黨的攻擊、封鎖和中傷。 只有國共真正團結起來，共同抗日，才能取得最后勝利。 這篇講話在經過毛澤東審查修改的時候，加了一段:國民黨不對投敵偽軍討伐，是為了將來配合國民黨軍隊進行反共戰爭。 偽軍中流行的曲線救國論，為了這種反叛的目的，全國人民必須觀察這個陰謀。

6月26日至7月中旬，中外記者訪問陜甘寧邊區政府，了解邊區的就業制度、政策和行政做法。 延安期間，記者先后訪問了被服廠、光華農場、延安大學、魯藝、延安日本工農學校、醫科大學、國際和平醫院第三部、解放日報社、總公司、兵工廠、難民工廠、皮革廠、振華造紙廠、中央醫院等單位，還參觀了吳家棗園農村，活動極其頻繁

6月28日，毛澤東致電重慶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記者團在延，正常情況還不錯，間諜騷亂沒有成功，但斗爭仍在繼續。

6月24日上午，延安文藝界在邊遠地區的銀行大樓舉行集會，歡迎中外記者，向他們介紹延安的文藝狀況。 延安文藝界精英周揚、成仿吾、丁玲、柯仲平、蕭軍、艾青、吳伯篇、陳學昭、歐陽山、張庚、周恩來秘書陳家康等數十人出席。 招待會由邊區文協主席吳玉章主持。

首先，柯仲平全面介紹了邊疆地區文藝的現狀； 其次，成仿吾談晉察冀邊區的文藝概況。 在自由發言時講了許多政治奇聞和笑話，使外國記者大為震驚，對國民黨有了新的認識。

丁玲說。 “前幾天，一位記者在延安發表復印件需要辦什么手續？ 第一次聽這個故事的時候，很不可思議。 因為在我們這里發表復印件不需要任何手續。 他們以重慶的環境為大致習性。 在那里發表文案需要經過多次審查，作家們反對國民黨的《出版法》，要求出版自由。

艾青的一席話，讓會議更熱鬧了。 他說。 有一本叫做《良心之言》的出版物，但實際上沒有良心。 上面有“不得也艾青”的復印件。 我說逃出邊遠地區，去鄉縣再被保安所抓回去。 另外，我說我逃跑的理由是有個文案被上司周揚批評了。 這完全是胡說八道！ 我為什么要逃跑？ 逃到哪里？ 在今天的中國，邊遠地區，比共產黨建立的抗日根據地更好的地方是哪里？ 而且，周揚什么時候成為過我的上司？ 你什么時候批評過我的文案？ 他們制造這些謠言，無非是想挑起我們同志之間的關系，中傷延安。 艾青還說，有人問為什么最近沒有發表作品。 這是因為我加入了組織秧歌的隊伍。 (艾青是中央黨校秧歌隊的副隊長。 秧歌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好形式，很高興把我的時間和勞動納入這項工作。 會見后，艾青寫了一篇文章《我的聲明》，斥責“良心話”沒有良心。 他說。 “我發表這個謠言和中傷資料，是為了說明國民黨經常給不應該享有自由權利的人自由。 不給應該享有自由權利的人們自由。 請記者們觀察這個事實。

◆和美國記者福爾曼(上圖右2 )賀龍等人拍照。

其他文藝家也聽到這些話，紛紛發言，斥責國民黨的無恥行為。 國民黨官員和親國民黨記者感到無地自容，渴望座談會早日結束。 后來，愛潑斯坦寫文案說，文藝界招待會熱鬧非凡，許多事前所未聞，嘲笑國民黨將會丟臉。

招待會開到下午兩點。 飯后，請記者們看秧歌劇。 原定的9個節目，由于開演推遲，只演出了《兄妹開荒》、《牛永貴受傷》、《女冠軍》、《張治國》、《動員》5個節目。 觀看秧歌劇公演的除記者團外，還有六七百名群眾。

6月30日，外國記者團訪問了陜甘寧邊區的第一保育院。 據院方介紹，蔣女人宋美齡領導的兒童保護會，每月提取13萬元經費，其余邊區自行籌措。 一間屋子的墻上掛著宋美齡的肖像畫，孩子們知道她是蔣媽媽。 這些孩子臉色紅潤，健康活潑，打扮得漂亮可愛。 參觀后，孩子們多次向記者團大喊“向蔣媽媽問好”的這種現象，使外國記者非常困惑。 一方面是國共對抗，一方面是蔣夫人的慈善援助，老年人們不太容易懂。

7月2日，毛澤東又和記者團進行了談話。 幾天后，中國記者們建議返回重慶，在黨中央進行安排。 7月11日，朱德為他們舉行了告別會。 7月12日清晨，參觀團全體中國記者和夏南韓神父離開延安返回重慶，結束了他們43天的西北之旅。 剩下的外國記者還訪問了綏德等地和晉西北根據地。 到10月下旬，他們陸續回到重慶。

隊長走了，行動也就自由了。 7月14日，外國記者斯坦首先突破了參觀團必須統一行動的紀律，與毛澤東單獨會見，提出了許多問題。 毛澤東逐一坦率地回答。 毛澤東在談到中國共產黨信仰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做法時指出:“各國共產黨只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做法。 中國共產黨特別需要嚴格區分共產主義注意、研究和處理社會問題的做法和新民主主義的實際政策。 沒有共產主義的思想作風，就不能指導民主階段的革命； 如果沒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共產主義哲學就是空坑。

關于國共兩黨的關系，毛澤東說:“如果國民黨向我們發動攻擊，我們想后退一點。 如果他們繼續攻擊，我們就戰斗。 我們必須自衛，但決不會打第一眼。 我們必須竭盡所能防止偶發事件。 中國人民、國民黨的大多數和盟國，必須設法阻止它們的發生。 蔣介石不歡迎同盟國的調停。

關于共產黨如何聽取群眾的意見，毛澤東說:“這些都非常重要。 經過鄉、鎮、區、縣人民會議，黨員與各階層人民的對話，以及報紙和人民的來信，我們經常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

另外，在會見中，毛澤東還談到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遺產的關系問題。 會見從下午3點開始，到15日凌晨3點為止，共進行了約12個小時。 因為斯坦福和毛澤東在窯洞共進晚餐。

接著，7月18日，武道也無視紀律，單獨會見了毛澤東。 毛澤東對他就政治科學、國共兩黨關系進行了長篇談話。 毛澤東首先談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以前傳下來的和外來事物的態度。 他是這樣敘述的。 “我們批判地接受中國很久以前傳下來的東西，繼承什么好以前傳下來的東西，拋棄什么壞以前傳下來的東西，我們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海外來的東西。 我們接受了達爾文主義、以華盛頓和林肯為例的民主政治、18世紀的法國哲學、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來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來自俄羅斯的列寧主義等各種學說。 我們接受一切從國外來的，對中國有益和有用的東西。 我們扔掉壞東西，比如法西斯主義。 俄羅斯這樣的共產主義不適用于中國。 中國的條件還不成熟，所以現在不存在推行共產主義的條件。 但是如果有什么有用的話，我不會因為害怕批評而拒絕接受它。 科學沒有國界。

◆倫敦《泰晤士報》駐華記者福爾曼參觀延安大學生產成果展。

毛澤東見到福爾曼也是在7月中旬左右。 會見中，就中國共產黨現行政策與共產主義最終目的的關系，回答了他的提問。 但是，福爾曼并沒有真正理解毛澤東這次談話的含義，可能只是對毛澤東談話的一部分復印件，作了符合他本人意愿的說明。 他得出的奇怪結論是，根據俄羅斯人給共產黨的定義，中國的共產黨不是共產黨，現在他們既沒有提出也沒有實現共產主義。 早期，中國共產黨剛成立時，馬列主義確實構成了這個政黨的哲學和實踐方針。 但是，隨著年代的推移，中共逐漸說服了哪個個體中國農民，讓他們發現改變私有心而不是自己小土地的主人，信仰嶄新的集體主義真的很難。 因為他們堅持讓步，所以到今天為止，中國的共產黨未必比我們美國人更共產主義化。 我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探討過這些。 福爾曼這個結論當然是錯誤的，但他是懷著對中國共產黨友好善良的愿望寫下這個結論的。

外國記者們對延安和邊遠地區的參觀訪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們是記者，必然要寫報道，迅速在海外傳達真相。

當這些記者還在延安的時候，國外報紙已經發表了他們的快速報道。 1944年7月1日，倫敦泰晤士報刊登了毛澤東會見中外記者團全體成員時的談話。 8月3日，美國舊金山電臺在《大米吶喊》的廣播中，通過美國著名報紙《紐約時報》、《紐約論壇報》、《基督教警世報》播出了訪問延安的記者的通訊等。 這些記者離開延安后，寫了越來越多的文案和作品，推進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解放區的實際情況，贊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英勇的對日作戰的戰績。 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 1945年在美國出版)、斯坦福的《紅色中國的挑戰》) 1946年在美國出版)等書，曾引起很大的反響。 武道的《從陜北回來》等文案，態度客觀； 愛潑斯坦在《紐約時報》、《時代》雜志上發表了多篇文案，認為中共的領導和抗日根據地是中國的希望。

訪問延安的愛潑斯坦，后來成為中國人民的摯友，對毛澤東由衷地仰慕。 他在訪問延安后的1945年9月，在紐約的《下午報》上發表了文案。 “毛澤東是我們世界的偉大人物之一，他的性格里夾雜著深厚的認真和庸俗的幽默。 1939年以后由于國民黨的封鎖，共產黨有完全餓死的危險，但是他們戰勝了困難。 我和其他外國記者在那一年( 1944年)訪問了共產黨領導的地區，發現了那里的民眾和那里的人民。

國內外記者的來訪，在延安時期毛澤東與黨和外界的交流中占有重要位置。 像美國學者肯尼思·一樣，休·梅克說:“從某種意義上說，記者團西北的行動可以和埃德加·一樣； 斯諾于1936年去警長那里討論。 這兩次國民黨封鎖的穿越表明，西方在中國共產主義問題上，是從那種強制沉默和完全無知的時代走出來的。 1944年至1945年間，外國記者的復制品向人們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權威的相關資料——消失已久的東西。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從這里進一步走向了世界。

外國記者來訪，打開了封鎖的局面。 毛澤東很興奮。 8月15日，他在社論中寫道，事實勝于雄辯，真理高于一切。 外國人的中國人的眼睛，總有一天會明亮起來。 現在果然亮了！ 他還說，此次外國記者團沖破封鎖來訪，將為這一轉變開辟新階段。

本文：《“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與國共輿論推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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