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整理了自己的藏書，發現了64本壞了的小冊子。 繁體字、豎寫版、情報紙、活字、14頁，缺少封底。 封面右側有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文字，中央為書名《紅軍問題決議案》，左側為蘇區中央局一九三一·； 十&米德； 印刷，每一頁的版口印著紅軍問題決議案的書名。 的紙變黃了，有煙燃燒的痕跡，破損處缺了100多個字。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擴大)，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卜的支持和扶植下，王明獲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 起初，王明想拉攏毛澤東，1931年3月派出任弼、王稼祥、顧作霖3人到中央代表團，赴中央蘇區江西瑞金，5月取消項英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由毛澤東擔任，利用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和紅軍中的威望開辟王明路線 但是，王明很快就意識到自己錯了。 毛澤東有自己的軍事思想和路線，很多與王明極左路線背道而馳，同時也無法說服和改變。 于是，王明放棄拉攏毛澤東的打算，在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夕，撤銷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又由項英擔任，項英被王明路線俘虜。 當時，蘇區中央局在形式上由項英掌權，實際上在任弼時期掌握，王稼祥出了主意，顧作霖率先打頭陣。 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于1931年11月1日召開，至5日結束。 會議由項英主持，擔任主席團主席，實際上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組成的中央代表團主持，會議的主題是如何在中央蘇區貫徹王明路線。

本著王明的指示和電報精神，中央代表團在這次會議上對毛澤東進行了四個方面的批評。 一是指責毛澤東從實際出發，是狹隘的經驗論。 二是指責毛澤東在土地革命中犯下富農路線，模糊了土地革命的階級斗爭； 三、指責毛澤東在快速根據地發展問題上右傾保守，要求中央蘇區必須在最短時間內與湘蘇區貫通。 四、毛澤東在軍事上多次指責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由黨包攬一切，認為深入引誘敵人、后發攻擊人的戰術是游擊主義以前就流傳下來的保守主義、單純防御路線等。 毛澤東對正確思想和路線的批判和否定，也體現在大會通過的決議中。 這次大會形成并通過了《政治決議案》、《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紅軍問題決議案》、《蘇區工會運動決議案》、《共青團實務決議案》5項決議。 《紅軍問題決議草案》第二條確定提交:

【打破黨的包容主義，廢除紅軍中超越政治委員、政治部職權的各級黨的委員會。 所有黨的組織都應該在政治部的管理下。 這才是貫徹執行政委制度的首要前提。 黨在軍隊中的生活，應該是為了加強紅軍的戰斗力，保證命令的執行，而不是包容一切。 】

這說明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開始否定《古田會議決議》中強調的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正確體制黨委制，廢除紅軍各級黨的委員會，采用政委一長制代替黨委的集體領導。 結果，紅軍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一時瀕臨滅亡。 羅榮恒元帥對此評價如下。

【由于教條主義否定了古田會議過去的傳入，結果我們失去了根據地，長征了。 】

會后，在莫斯科的王明對毛澤東感到不安，1931年11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蘇區中央局發電報，協調蘇區領導機構，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擔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擔任副主席，廢除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的名義及其組織 這樣，毛澤東在紅軍中的職務總政委自然被廢除，實際上解除了軍權。 此時，毛澤東雖然沒有了總政委的職務，但隨著紅一方面軍的行動，參加了其主要活動，朱德、周恩來也征求了毛澤東的意見，可以充分利用前三次反圍剿的戰術戰略和經驗，因此指揮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1933年，博古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后，與李德推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第五次圍剿失敗。 1934年10月，紅軍被迫撤出根據地進行長征。 長征途中，博古按照李德的戰略指揮紅軍，但直到湘江戰役結束，紅軍損失了一半，損失慘重。 直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結束了，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拯救了黨，拯救了紅軍。

《紅軍問題決議案》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革命歷史的見證，在黨史、軍史的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是重要的革命文獻。

《紅軍問題決議草案》是重要的革命文獻，但目前可以發現的是中央檔案的原件，當時的出版物還沒有發現。 1981年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中央檔案館選編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 本選集由內部發行，由縣級以上檔案部門保管，供黨內縣級以上干部和黨史教育研究者查閱，不得復制。 這本書是權威黨的歷史文獻，編纂了1921年以來的中央文件和中央負責人的報告、文案，以及反映黨的方針政策的黨報社學說。 在這本歷史文獻中選定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紅軍問題決議案》，1931年8月由中共中央委員會提出，后獲得通過。 但是，沒有蘇區黨首次在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紅軍問題決議案”。 筆者以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紅軍問題決議案》和《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紅軍問題決議案》為對象，但版本完全不同。 因此，該蘇區中央局一九三一·； 十&米德； 印刷的《紅軍問題決議案》不僅是該決議的第一個版本，也成為了該革命文獻的孤獨之書。

這么重要的文件，作為蘇區中央局的決議，為什么沒有保存下來？ 筆者認為有以下四個理由。

一是蘇區的中央文件全部被燒毀。 中央紅軍長征離開蘇區時，博古指揮中央機關帶走所有用品，請許多民工扛著擔子跟著紅軍隊，像搬家一樣。 但是，在匆忙之中，民工弄錯了放文件的責任，中共中央的文件、會議記錄、向共產國際的報告等都留在了蘇區。 紅軍主力撤退后，國民黨軍隊遭到大肆圍剿，失去根據地，環境險惡。 逗留在蘇區的負責人項英下令，燒毀中央遺留的所有文件，不留紙，不讓敵人得到。 因此，許多中央蘇區的文件沒有保存。

二是紅軍長征途中文件很難保存。 紅軍長征開始時，有多個輜重和壇罐，行動遲緩，不利于行軍和作戰，通過敵人封鎖線時損失慘重，實踐表明，紅軍必須輕裝前進，才能沖破敵人的包圍。 據《朱德年譜》報道，1934年11月10日，朱德給羅邁、鄧發打電話。

【根據軍事委員會的決定，迅速分散完成銷毀減少的300件資料。 】

這證明在湘江戰役之前紅軍開始扔了一點壇罐。 特別是湘江戰役之后，紅軍多次輕裝上陣，只帶輕武器和干糧，剩下的都扔掉銷毀。 長征后期，不僅要戰斗，還得爬雪山，過草原。 除了毛澤東等特別喜歡書的高級領導以外，沒有人有文件和書。

第三，《紅軍問題決議案》是王明路線的產物，遵義會議后不會被重視和保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遵義會議，批評了實行王明路線的博古等人，紅軍逐漸回歸毛澤東領導的正確路線，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 那么，關于左傾教條主義的“紅軍問題決議案”，即使別人有這個文件，恐怕也不會保存。 特別是延安整風時，任弼時同志多次討論在蘇區中央局實行王明路線的問題。 這個明顯錯誤的文件，那時也會成為清掃的對象，保存的可能性很低。

四、中央蘇區多次被國民黨軍隊圍剿，紅軍的物品幾乎全部銷毀。 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后，中央革命根據地是敵人圍剿的重災區，蔣介石恨蘇區群眾擁護紅軍，下令進行報復屠殺。 紅軍部隊有子弟的房子，一發現就沒有罪、家族、大赦，家族滅家，石頭扔刀，萬戶陷入蕭條，無人區也出現了。 蘇區紅軍的物品，甚至中共和紅軍的紙片，也會招致毀滅之禍。 因此，蘇區中共和紅軍的文物非常稀少。 當時在瑞金創刊的中央機關報紙《紅色中華》，最大時發行了約4萬冊，現在非常稀少，連瑞金博物館也只收藏了被火燒毀的《紅色中華》報紙的一半。

筆者收藏的這個“紅軍問題決議案”也有燒傷的痕跡，破損的地方減少了100多個字。 這應該是紅軍家族和大家在紅軍離開后，主動把紅軍留下的有書刊文案的紙藏在墻上和梁上，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拆舊房子蓋新房子時發現的，書商收購到贛州等農村高價出售。 當時，有紅軍歌謠、路標、門票、教科書、布告、紙幣等一大袋的遺書。 當時我沒在意，也沒時間整理。 最近整理藏書，發現了這個“紅軍問題決議案”。 雖說是殘書，但它是一本孤獨的書，很珍貴。

筆者在比較《紅軍問題決議案》的活字本和原抄本時，發現有一些不同之處。

第一，《紅軍問題決議草案》的兩個版本通過時間不同。 史料記載，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于1931年11月1日召開，至5日結束。 會議通過的決議時間應該是1931年11月，但是活字本的封面上寫著一九三一·； 十&米德； 打印，時間有差異。 其理由之一是中央代表團在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前起草并印制了這份《紅軍問題決議草案》，但只是在會議上通過，會議前印制的時間確實是10月。 二是人們的習性多使用農歷。 公元十一月可能是農歷十月。 我覺得前者的可能性更高。

第二，《紅軍問題決議草案》兩個版本通過的稱呼不同。 鉛印在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同時擺在《紅軍問題決議案》文件標題前的原抄件在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通過，放在《紅軍問題決議案》文件標題后。 這是因為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蘇區后，要代表中共中央、主持蘇區中央局，實際上合二為一，但當時的稱謂還沒有統一。

第三，《紅軍問題決議草案》兩個版本的自然段不同。 活字本全文為23個自然段，中央檔案原件的抄本為22個自然段。 活字書最后的自然段是全文的總結，放在最后作為獨立的自然段是更規范的公文格式。 中央檔案原件抄件將決議第11款的擴大紅軍文案和全文的總結合成了一個自然的階段。 比較兩個版本，活字本更為規范。

第四，《紅軍問題決議草案》兩個版本的文案有很多不同。 比較了兩個版本，發現有56個不同的拷貝。 其中，原抄本有抄寫字的、抄寫單詞的和抄寫句子的。 例如，由于第九自然段在黨內高于一切黨的權力的觀念沒有被打破，組織中產生了各級黨的委員會。 這樣的組織是政治委員和政治部代表黨和政府后，削弱了紅軍中的最高權威，這影響了政治委員這18個字，所以接班制度不健全，政治工作不健全是首要原因之一(再如第19自然段最后一句，原抄件為指揮， 活字本是經過對指揮官的教育訓練和觀察，使各指揮官在思想行動上能夠成為紅軍的領導者。 活字在這里增加了16個字。

圖2

第五，《紅軍問題決議草案》兩個版本的標點符號不同。 其中有抄寫標點的，有多加標點的，也有寫錯標點的，共有66處不同。 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正常的現象。 民國時期規定了12種標點符號的用法，但沒有統一和規范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局發表《標點符號用法》后，標點符號得到了完善，統一的用法得以確立。 只要不影響文案的表達，標點符號的不同應該是正常的現象。

【張其武，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紅色收藏家，現任國家移民管理局駐三江縣扶貧顧問，原公安部邊防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武警大學警銜。 1957年2月出生，河南省利子縣出身，中國共產黨員，在職碩士研究生。 1979年2月參加過越南自衛反擊作戰，率領當時的排長、全排出色地完成了作戰任務，榮立了集體三等功。 參加香港安保工作，榮立個人三等功的汶川抗震救災，榮立個體三等功，獲得公安部汶川抗震救災先進個體榮譽稱號。 我曾經做社會兼職。 中國毛澤東軍事思想學會會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管理學會統一研究會理事、中國收藏學術研究會會員、全國公安文聯會員、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人文研究所特邀高級研究員、原武警學院(現警察大學)兼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原公安邊防部隊文聯副主席兼秘書長、原《中國邊防警察》雜志編輯委員會、 副總、編委會主任、《人民日報》特邀記者等分別為《人民日報》、《解放軍新聞》、《中國青年新聞》、《經濟日報》、《法制日報》、《人民公安新聞》、《半月談》、《解放軍政治實務》、《政治輔導員》、《中國邊防警察》、。

本文：《“張其武：革命文獻孤本《紅軍問題決議案》”》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