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蝗災與新中國治蝗經驗”
綜合整理,施和金《關于中國歷史上的蝗蟲災害及其社會影響》、南京師范大學新聞陳永林《警惕沙漠蝗蟲的蔓延》、昆蟲知識; 江滿情《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蝗蟲災害對策及其意義》,現代中國史研究; 高冬梅《建國以來我國蝗災防治工作的歷史考察》,河北師范大學學報等。
2月11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希望世界高度警惕目前肆虐的蝗蟲的危害,防止被入侵國家的糧食危機。 據悉,此次蝗災始于非洲,飛過紅海進入歐洲和亞洲,目前已抵達巴基斯坦和印度。 根據農業農村監測計劃的分解,沙漠蝗蟲對中國的危害概率低,國內大量發生蝗蟲的危害風險低。
作為自然災害之一,蝗災發生得很早。 該蟲害以危害農作物為首,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以農業為中心的國家,因此也很早就關注著這種災害的發生。
春秋時期,魯國的史官們將蝗蟲災害的發生寫進了史書。 《春秋·; 桓公五年》曰:“秋、大昕、蟠”。 據說大鯢是大旱,桓公五年來因為大旱造成了蝗蟲的災害。 據統計,《春秋》共記錄了12次蝗災,可以看出,那時蝗災已發生較多。 秦漢以后,中國的重農思想更加突出,也更加關注蝗蟲災害的發生及其危害。
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有關于蝗蟲災害的記載,有些記述還很詳細,不僅有蝗蟲災害的發生時期、地點、危害程度,還有防治做法和措施。 《漢書》是二十四史上第一部記載蝗蟲被害的史書。 其《五行志》中不僅記載了連續三年多的蝗蟲災害,更記載了危害中國農業生產最重要的是蝗蟲(至今仍被稱為東亞蝗蟲),即蝗蟲從東方飛到敦煌〔參見《五行志》蝗蟲災害太初元年條〕 與前漢相比,《后漢書五行志》中記載的東漢蝗蟲受災情況要詳細得多。 根據正文和注釋上的數字統計,東漢有31次蝗災。 其中建武二十八年的郡國八十蝗蟲、永初五年的九州蝗蟲、熹平元年的七州蝗蟲,是幾次最大的蝗蟲災害。
魏晉南北朝時,中國進入分裂動亂時期,史書上沒有一點蝗蟲受害的記載。 但是,從《宋書》、《魏書》、《隋書》等唯一有蝗災記錄的史書來看,這一時期中國仍然多發蝗災,危害程度在增加。 在《宋書五行志》記載的例子中,這位書記魏晉間蝗蟲共有12次,其中晉懷帝永嘉四年的蝗蟲,從幽、并、司、冀到秦、雍,草木牛馬毛鬣蜥盡。 晉元帝太興三年,徐州和揚州江西諸郡蝗蟲,吳民多餓死。 《魏書靈征志》記載的蝗蟲災害又很有特色。 也就是說,這一時期,北魏領土上不僅有蝗蟲,還有螟蛾、蟲方、班蟲、步屈蟲等共同受害,進一步加劇了蝗蟲受害的嚴重性。
進入唐代以后,中國的史官制度更加健全,相關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史書的編寫也日益正常化,因此,新舊《唐書》中都有較為詳細的蝗災記錄。 特別是《新唐書》,《五行志》中唐代蝗災共34次,不及《舊唐書五行志》。
宋代的蝗蟲受害似乎比唐代還要大,《宋史五行志》共記錄了75次蝗蟲受害,范圍涉及一縣,大到百余州。 其中,宋太祖建隆元年至4年連續4年發生災害,宋神宗熙寧5年至9年更是連續5年發生災害,連災害年數都超過了過去的歷史。
元代蝗災比宋代嚴重。 兩宋320年間,共有75次蝗災,平均4.3年一次。 元代立國僅96年《元史五行志》就記錄了42次蝗災,平均2.3年發生一次,蝗災約是宋代的兩倍。 從范圍來看,元代比宋代擴大,最南為今江西南康縣,最北為今內蒙古多倫縣(也就是原來的上都),東北為今遼寧朝陽(原之大寧路中興州),西北為今新疆奇臺縣)元之別失八里)。
明代的蝗蟲受害似乎會減輕。 《明史五行志》中記錄了蝗蟲受害50次,平均約5年一次。 雖然次數略有減少,但一旦發生災害,其危害仍然非常驚人。 正如《明史五行志》中弘治六年的蝗災所描述的那樣,蝗蟲從東南飛到西北,日是隱士的三天。 認為在天空空飛行的蝗蟲遮蔽了太陽光三天,其數量很大。 特別是從明朝末期、崇禎八年開始,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等地連續發生了多年蝗災。 被農民起義搞得焦頭爛額的明王朝,結合連年的蝗蟲災害,很快就走向了滅亡的命運。
清代已接近現代,遺留史料較為完整,《清史稿災異志》共記錄蝗蟲94次,平均約3年一次。 其范圍大致與元明二代相同,嚴重程度也相同。
民國期間,中國的蝗災仍在發生,據一點地方志報道,河北、山東等地,民國四年、五年、八年、九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可能發生了大小蝗災。
已知沙漠蝗蟲屬約55種,主要分布在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和亞洲。 其中,沙漠蝗蟲是歷史前期北非、西亞、印度等熱帶沙漠地區河谷和綠洲的農業大害蟲。
據文獻報道,沙漠蝗蟲猖獗發生時,波及到65個國家的全部或部分地區。 正常擴散區可以從非洲的西部、北部、東非、中東所有國家前往土耳其、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 沙漠蝗蟲群有時從非洲遷徙到葡萄牙、西班牙、加那利群島和馬德拉群島。
蝗蟲和兩性成蟲的正常發育和快速成熟的相對濕度需要達到60%~75%,如果沒有足夠的濕度,蝗蟲的生活可以延長幾個月。 兩性成蟲羽化后10~13d即可交配。 沙漠蝗蟲多發生在年降雨量超過200mm的地區,春季(3(6月)、夏季)8) 9月)、冬季) 10(1月),蝗蟲群都在移動,移動距離達到200mm ) 3000km,季風方向 搬家的蝗蟲有群居型、中間型和散居型。 沙漠蝗蟲成蟲每天攝食約2g (與體重差不多),其食物植物可達400種,這是引起危害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國沒有沙漠蝗蟲的危害,但根據蔡邦華教授1956年的記錄,… … 沙漠蝗蟲本來是舊大陸包括非洲在內的有名的大害蟲,在我國云南省也發生了。
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在西藏自治區進行昆蟲學考察期間,張學忠老師于1974年4月29日來到聶拉木縣樟木地區(約北緯28°; 20′ 、東經86°; 、海拔2250m (采集1只成蟲,鑒定為沙漠蝗蟲,為散居型雌性。
根據上述兩次關于沙漠蝗蟲的記錄,沙漠蝗蟲分布在中國西南邊疆云南省(未記載發生在哪里)和西藏)與尼泊爾相鄰的聶拉木縣樟樹地區。
云南和西藏自治區的聶拉木有沙漠蝗蟲的分布記錄,雖然還沒有發生災害,但沙漠蝗蟲蔓延發生的最大擴散區達到了中國云南接壤的緬甸和西藏接壤的尼泊爾、印度。 我們認為沙漠蝗蟲群很可能沿著季風方向從這條通道侵入我國。
1951年初夏,安徽、河北、山東、河南、江蘇、平原、山西、新疆等省共78個縣內發現蝗蟲,今年夏天,全國發生蝗蟲災害的面積達到1300多萬畝。 1952年,河北、平原、山東、安徽、河南、廣西、湖北、湖南、福建、遼東、山西、陜西、青海、新疆、綏遠、四川、甘肅、察哈爾、江蘇19個省、75個地區、594個縣(市)及1個聯合旗 就蝗蟲而言,夏季蝗蟲在河北、平原、山東、安徽、河南、新疆、江蘇7省共危害農田1426萬多畝; 秋蝗蟲在上述各省除新疆外的6個省共危害農田391萬畝,夏季和秋季蝗蟲共危害農田約1818萬畝。 1953年,全國發生夏蝗災害的農田面積共有515萬畝,由于夏蝗未能完全清除,秋蝗情況相當嚴重,僅江蘇省蝗蟲受害面積就達到73萬多畝。 1954年,據河北、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及新疆、內蒙古等省區不完全統計,夏季蝗蟲為害農田面積達840多萬畝,蝗蟲密度通常每平方米5、60只,最多達數千只,江蘇省灌云縣、內蒙古等省區, 1955年,據河北、山東、河南、江蘇、安徽等省的不完全統計,夏秋發生蝗蟲災害的農田面積達到1464萬多畝。
能否比較有效地控制蝗災,既關系到農民的生活和社會的穩定,也是對新生人民政權的考驗。 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蝗災問題。 1951年6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發布《關于滅蝗工作的緊急指示》,要求立即動員農民組織。 為了土地的方便,采取各種形式,立即捕獲蝗蟲。 明確了蝗蟲發生在那里,立即在那里驅除,盡早進行蝗蟲驅除的方針。
(/S2 ) ) )一)設立蝗蟲防治專業指導機構,建立責任制。 在中央要求下,各蝗蟲區相繼成立了專門的蝗蟲指揮部,建立了責任制。 中央政府農業部植物保護司認為,滅蝗是一場戰斗性的群眾運動,為此要加強領導和嚴密組織… … 為了動員和組織滅蝗作戰力量,各蝗蟲區縣人民政府必須在夏蝗發生前設立滅蝗指揮部,由黨政領導干部親自指揮,在區鄉村建立中隊小隊等一系列滅蝗組織。
(/S2 ) )二)蝗蟲受害的偵查預測預報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具體滅蝗工作中,黨和政府十分重視蝗蟲的偵查、預報工作,在蘇聯的幫助下建立和完善了相關事業制度。 我國有計劃的蝗蟲預測預報于1952年首先在山東省惠民專區試點。 1953年2月,農業部印制《蝗蟲偵察試用方法》,在全國各蝗蟲區成立了蝗蟲預測預報組織。 1956年,農業部進一步提出建立群眾性病蟲情況網絡,分各地區召集培訓信息員。
(三)科學捕獲蝗蟲,用藥治療蝗蟲。 采摘蝗蟲時,政府要求各地快點打、打小、打。 與1951年初夏的蝗蟲相比,6月2日,中央發出緊急指示,‘ 快打、小打、擊球的精神… … ‘ 蝗蟲發生在那里,很快就在那里被消滅了。 1952年,我國滅蝗工作抓住有利時機,提出了三齡前消滅的口號。 1956年,中央要求省、區、縣三級開展滅蝗技術培訓,分別對區、縣級植保干部、縣級農業干部、偵查人員和藥械手進行了培訓。
(/S2 ) ) ) ) )四)廣泛動員民眾捕獲蝗蟲,消滅蝗蟲。 在各級政府的領導下,民眾廣泛動員,參加了捕蝗、滅蝗隊伍,使新中國的滅蝗事業迅速發展成為群眾運動。 1951年,河北省117個縣動員了2000萬個體勞動者; 安徽省泗洪縣1951年,當蝗蟲受災嚴重時,各蝗蟲區停止了一切可停止的事業,全力清除蝗蟲。 沒有出現蝗蟲災害的區鄉也組織外出務工者支援蝗蟲區,全縣從5月19日到6月2日有13萬人參加了驅除蝗蟲的事業,捕獲了160萬斤蝗蟲的蠑螈。 在1952年的消滅蝗蟲事業中,全國19個省區共動員了7650萬名臨時工。 1953年6月,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蝗蟲區共動員9.5萬多人組織,消滅了168.4萬多畝夏季蝗蟲。
基于1974、80年代、50、60年代滅蝗實踐探索,我國滅蝗方針進一步完善,1974年我國正式確立了依靠群眾、勤儉滅蝗、并行根除蝗災的方針。 [/s2/]1983年國務院正式下令停止666粉的生產。 這樣,80年代以后,各蝗蟲區代替666使用高效低毒性農藥驅除蝗蟲。 此外,蝗蟲的測報系統也首次具有規模。 這些基本建設的巨大成果大大加強了我國防對蝗災的抵抗力。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對幾千年來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蝗災十分重視,強調貫徹防治蝗災的方針,有計劃、有組織地建立滅蝗機構,推行責任制,建立完善蝗災預測制度。 另外大力宣傳藥機滅蝗、飛機滅蝗,努力改造蝗蟲繁殖環境,將蝗蟲地區改造為良田和林地,最終比較了蝗災這一歷史災害
本文:《“歷史上的蝗災與新中國治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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