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與毛主席漸行漸遠是因為“好惡拂人之性”造成的嗎?”
梁漱溟是個很有故事的人。
他從上初中的時候開始就是個怪人,喜歡復制事件,和別人不一樣,有時做得很荒唐,語文老師在作文中批評說:“害人性命,災難必逮其身。” 意思是你總是喜歡這樣一個人做新裁,反駁別人的面子,遲早要吃大虧。
之后,梁漱溟的經歷各種各樣,特別是在和毛主席的公案中,有人說那位語文老師很有遠見啊,不聽老師的話,會吃虧在后面。
梁漱溟和毛主席的那個公案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初。 這大概是梁漱溟一生中最大的亮點。 他只是被記住了,獲得那么大的名聲,都與此有關,可以說是鬧得天下皆知。
建國初期,國家實行過渡期總路線,必須在相當期限內基本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作為政協委員,在政協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發言。 關于農民和農村問題,他說,中國革命過去依賴農民,現在進入城市,城市工人的生活迅速提高,但農民仍然在受苦,不能忽視他們。 他借別人之口說:“有人說,現在工人生活9天,農民生活9個土地,‘ 天九地之差。
在第二天的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毛主席發表了即席演說,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艱苦,要求照顧農民。” 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行仁政的意思吧。 但是要知道,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的是小仁政,迅速發展重工業,打美帝的是大仁政。 不施行大仁政而施行小仁政,是幫助了美國人。 列席的梁漱溟聽了毛主席的話,很吃驚。 這不是沖著自己的話來的嗎? 他又感到不滿,又感到不服。 他連夜給毛主席寫了信。 其宗旨,聽了主席的話,我知道是為了我昨天的話而發的,但不能接受主席的批評。 我不僅不反對總路線,而且擁護總路線。 主席在這種場合說這樣的話是不妥當的。 除了我自己屈尊還傳給別人,誰敢為領導黨貢獻肺腑之言? 我希望主席能給我一個當面復述這個原發言的機會。 第二天,他把信交給毛主席,毛主席答應晚上好好談談。 畢竟晚上見面,他要求毛主席消除對他的誤會,毛主席多次認為他是反對總路線的人,只是不言自明或者不承認而已。 兩個人的話頻繁地發生沖突,變得不愉快而分散。
應梁漱溟的要求,在18日的會議上,他上臺進行自我辯白,并在自我辯白的過程中與毛主席頻繁爭吵,造成會場秩序大混亂。 他說:“我現在唯一的要求就是給我足夠的時間說話。 我覺得在昨天的會議上大家為我說了很多話,今天卻不給我足夠的時間是不公平的。 我認為共產黨不會一直這樣。 希望在座的黨外同志能指導黨,讓我嘗試、考察、給我機會。 然后,我又表示想試試領導黨,看看毛主席有沒有雅量。 你想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 在明確了事情的經過后,毛主席點頭,“‘ 是的,你本來就沒有惡意。 誤會了。 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雅量。 毛主席說:“你想要的這個雅量,我恐怕沒有。 他說。 “主席先生,如果你有這個雅量,我會更尊敬你。 如果你真的沒有這個雅量,我會失去對你的尊敬。
梁漱溟在臺上說話越來越起勁,也說出了許多過頭的話,而且沒完沒了,主張延長自己說話的時間。 被毛主席耍得團團轉,沒辦法。 梁先生,今天不要說太久,能談談重點嗎? 梁先生不允許: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希望主席給我足夠的時間。 沒辦法,最后因為梁先生的演說時間的問題,用舉手表決的方法做了決定。 畢竟,除了毛主席等中央委員同意繼續他的話以外,我不同意繼續他的話。 會場里掀起梁漱溟,他被趕出了舞臺。
這就是梁漱溟和毛主席的公案。
在此期間,毛主席對梁漱溟的批評語調和定性非常沉重,其中也含有急于說話的因素。 主席也是人,有時也會生氣。 生氣是不可避免的。 毛主席的哪些話總結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被稱為“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 對于梁漱溟自稱是有骨氣的人,毛主席批評如下。
梁先生是‘ 有骨氣的人,香港反動報紙也梁先生在大陸上‘ 最有骨氣的人,臺灣的廣播也大大捧著你。 你是‘ 骨氣? 如果你是‘ 如果是有骨氣的人,我給大家解釋一下你的歷史,過去怎么反革命反人民,怎么用筆殺人,和韓復渠、張東蓀、陳立夫、張群到底是什么關系。 他們都是你密切的朋友,我沒有這么多朋友。 他們那么為你高興,讓我‘ 土匪,叫你老師! 我懷疑。 你這個身體是那個黨的一派! 不僅是我,還有很多人懷疑。 … … 蔣介石用長矛殺人,梁漱溟用毛筆殺人。 殺人分為用槍機殺人和用筆殺人兩種。 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就是用鋼筆殺人。 你就是這樣的殺人犯。 … … 梁漱溟是反動的,他怎么也不承認。 他說很美。 他和傅作義不同。 傅全有公開承認了自己的反動,但傅全有在北京和平解放之際為人民立下了功績。 你梁漱溟的功勞在那里嗎? 你的一生對人民有什么功績? 什么也沒有,一毫米也沒有。 而且,你把自己描繪成天下第一的美人,比西施美,比王昭君美,也比楊貴妃美。
與梁漱溟九天九地的說法相比,毛主席批評如下。
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畫得很美。 他從幾十年前開始就是有計劃建國的偉大夢想,據他自己說,是新民主主義,或者是接近社會主義的。 果然這么美嗎? 未必如此。 我認識他,一次也沒見過面,我不批評他的錯誤想法。 我對著他說過,我從沒信過你那套。 什么‘ 中國沒有階級,什么‘ 中國的問題是文化失調的問題,什么‘ 無色透明政府,什么‘ 中國革命只有外來的原因沒有內在的原因,這次是什么‘ 天九地的高論,什么‘ 共產黨消滅了農民‘ 比起共產黨工商聯靠譜之類的高論,這一切能讓我相信嗎? 不能。 我告訴他了。 “中國的優勢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 如果你不承認這一點,你就幫助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 所以,沒人相信你那一套。 人民相信共產黨。 沒有人讀你的書。 除非你是反動分子或者頭腦有點不正常的人,否則誰也不會聽你的。 他似乎也不反對蔣介石,但究竟梁先生有沒有公開表示反對蔣介石及其反動的國民黨? 我沒有看過或聽過他所有的文案和談話,請考慮一下。
梁漱溟說,工人是‘ 9日之上,農民‘ 九地之下。 事實怎么樣? 有差異。 勞動者的收入比農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農民有土地,有房子,生活日益變好。 有些農民比工人的生活更好。 工人的生活也還有困難。 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一點農民? 梁漱溟有辦法嗎? 你的意思是不管寡居都會患不均。 如果按照你的做法,不依靠農民自己的勞動生產來增加他們的收入,而是平均工人的工資和農民的收入,把一部分給農民,那豈不是要毀滅中國的工業嗎? 這樣一來,就會亡國亡黨。 不要以為這個亡黨只是亡共產黨,民主黨派也有。 你是工人‘ 九天上,你的梁漱溟在那天上嗎? 你10天以上,11天以上,12天以上,13天以上。 因為你的工資比工人的工資多啊。 我認為你不是首先建議降低你的工資而是首先建議降低工人的工資是不公平的 要講公正,首先必須降低工資。 因為,你是‘ 九天之上啊。
盡管毛主席的話很沉重,他不認為梁漱溟是完全的對立面,仍然作為人民內部的矛盾解決,他說:
批評梁漱溟,不是針對他這個身體的問題,而是借他這個身體揭露他代表的這個反動思想。 雖然梁漱溟是反動的,但我們還是把他的問題納入了思想改造的范疇。 他能不能改造是另一個問題。 他可能不能改造。 不能改造也沒關系,就是這樣的身體! 但是,和他討論是有益的。 請不要認為是小題大作。 不值得討論。 和他討論一下就能把問題弄清楚。 要說對他有什么好處,就是有這樣的好處。 現在討論的是什么問題呢? 不是總路線的問題嗎? 搞清楚這個問題,對我們大家都有好處。
這件事是小題大作嗎? 后來提起梁漱溟,認為毛主席是小題大作,不能接受不同意見,通過測繪毛主席的獨斷專行,建立了一言堂。 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毛主席的方法不是必要的,正如他所說,這是涉及總路線的問題,是涉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大問題,是是非問題。 梁漱溟提出的問題,從表面上看,是農民生活還很艱苦的存在,但這本質上是總路線與農民利益的暫時矛盾問題,是毛主席所說的大仁政與小仁政的關系,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工業化是壓倒一切的主要任務。 梁看到的只是表面現象,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 他表面上贊成總路線,他自己也這樣認為,所以當毛主席批評他的意見時,他覺得受到了委屈,那種心情都是真實的。 但是,毛主席通過現象看到了本質。 不管怎么說,影響工農聯盟,影響工業化,加深工業化,要毀滅中國的工業,勢必亡國亡黨,所以毛主席多次認為梁反對總路線,只是自己不清楚或者不承認,是有道理的。 也應該理解讓梁漱溟這樣來自舊時代的知識分子深刻理解共產黨對工業化的迫切愿望。 毛主席等共產黨一直把中國的工業化作為其重要的理想和目標,他們認為中國落后挨打貧困的首要原因是沒有工業化。 毛主席在1944年5月22日陜甘寧邊區廠長和職工代表會議招待會上指出: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需要工業; 為了中國的民族獨立有牢固的保障,工業化是必要的。 我們共產黨必須努力實現中國的工業化。 中國落后的原因,第一是沒有新工業。 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這樣欺負中國,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負了我們的落后。 因為,消除這種落后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 人民支持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著民族和人民的要求。 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處理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的工業,如果我們不能迅速發展生產力,老百姓未必會支持我們。 … … 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和經濟,也不擅長做其他什么有益的工作,對這些一無所知,什么也做不了,是抽象的‘ 革命事業,就是這樣的‘ 革命家什么都不值得。
所以,解放后,盡管梁漱溟聲稱我跟著共產黨走了,盡管他真誠地表示了許多年我堅決不相信,但還是出現在了我的眼前。 這不是鄰居的事,而是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從階級斗爭中建立起來,屹立于世界東方。 我本以為它一定會陷入混戰混戰,不會有結果,但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著,明顯不虛。 他也只是基于中共取得政權的基本事實,他的思想認識其實并沒有發生太大的根本變化,他對共產黨的認識還停留在比較膚淺的水平上。 毛主席的秘書胡喬木在《毛澤東的回憶》一書中講述過毛梁爭論的這段往事,他說:“在這個問題上要為毛主席講幾句公正的話。 毛主席是錯的,為什么生氣? 當時重要的是處理工業化的問題。 很多人覺得中國很窮,和老百姓休息,搞工業化從哪里來的資金? 與梁的爭論首先就在這里。 梁說農民在九個地底下,再工業化農民也活不下去。 毛主席認為這完全是為了國家大計,必須做的事。 梁漱溟說話那么尖酸刻薄,毛主席很生氣。
梁漱溟和毛主席的思想一直不在同一個頻道。 反而正好相反。
他訪問延安時,這種差異很突出。 1938年1月,一位對梁漱溟抗戰悲觀的人來到延安,想聽聽毛主席的高見。 毛主席和他徹夜長談,開門對他說。 “中國的前途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 只有這個結局,可能沒有其他! 梁漱溟給毛主席看了自己新出版的幾十萬字的書《鄉村建設理論》,兩人就書的觀點進行了爭論。 梁一再重復自己的理論。 社會要想穩步發展,必須從倫理本位、職業別的道路出發,才能實現。 倫理本位是指重視為家庭、為社會履行義務的不同職業道路,即社會分工,是指人人履行責任,搞好本職工作。 毛主席主張中國的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 根據梁的回憶,兩人不和,誰也沒有說服。 最后毛主席握著梁的手說。 “梁先生,我明白你是個有心人。 今天的爭論不需要先下結論。 總之我們來聽一下下次的分解吧。
其實毛主席對梁漱溟的理論,被稱為怪論。 1938年1月22日,他在給埃塞克斯的信中說:“梁漱溟來到這里,對他的《鄉村運動理論》有很多奇怪的議論,請和他商量一下。 但這并沒有影響毛主席把他當作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來看。 解放后,毛主席再三邀請梁漱溟進京,邀請他回家,得知梁氏在素食,他說:“我們也吃素食。 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 得知梁到北京后,住在親戚家,馬上被安排住在頤和園內的小院子里。 那時的毛主席對梁漱溟非常尊敬。 不管發生什么大事件,都想聽聽這位鱷魚朋友的意見。 有時邀請他到家里吃飯,聊聊天,聊聊天。
1950年9月23日,中國人民志愿軍早晨參戰前夕,毛主席向梁漱溟征求了對此事的意見。 梁光烈表示不同意去朝鮮,“新中國剛剛建立,就卷入朝鮮戰爭,和美國人直接戰爭,結果會怎么樣?” 所以他對出兵深表懷疑。 后來,政府希望他在維護世界和平的大會上擔任負責任的職務,他也謝絕了。 他也表面上說,這件事既然現在已經決定了,他就會一致擁護,沒有貳的意思,但他袖手旁觀,不就事論事,不參政,是第三者。
對于梁漱溟的這種態度和表現,我想毛主席的心一定很不高興,這也是人之常情。 毛主席在1953年那次中央政府會議上批評梁時,說他這個身體不是在向抗美援朝那樣偉大的斗爭點頭,而是在搖頭。 但是毛主席雖然不痛快,但是并沒有因此和梁本人分道揚鑣,還是和往常一樣聊天吃飯。 1951年9月3日,他與梁漱溟交談共進晚餐,在參加西南土地改革事業團期間,了解了西南土地改革和對四川的印象。 1952年8月7日,毛主席會見了梁漱溟,在談話中,梁提議到蘇聯進行學術研究,學習巴甫洛夫的神經學說。 毛主席對他說:“這不合適。 去旅行參觀嗎; 還是派你去這門學問進修? 你的話不算什么。 人說:“‘ 中國哪家公司派這樣的老先生做什么研究? 人難以理解。 毛主席建議他在國內做社會調查,想去哪里,喜歡查什么,可以通知地方負責同志,給他提供一切照顧和便利。 兩天后,徐冰副部長受毛主席的委托,來問梁先生什么時候出發、去哪里、和誰同行。 結果,梁先生以身體不舒服為理由推斷,在家一年,哪兒也沒去。
這是什么? 顯然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不高興。
對于抗美援朝這樣的大事,毛主席也需要廣泛的支持。 梁漱溟選的是不支持,毛主席什么也沒說。 梁漱溟有些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展示了情況,但毛主席還是什么也沒說。 這大概是中國一點知識分子的通病,對別人要求嚴格,對自己要求廣泛。 從這些事件可以看出,梁漱溟之所以逐漸遠離毛主席,并不是挑剔的性情,完全是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時代的洪流,沒有起到推動歷史快速發展的作用,反而成為了新中國車輪大步前進的阻力。 只要他的提案積極建設性,無論付出多少人性,都不會像毛主席那樣成為諍友,導致關系破裂。 革命過程中毛主席經歷過多少逆風? 比梁先生厲害多了。 他們中的大多數,最后成為了毛主席志同道合的戰友,一起戰斗。 梁漱溟在中央政府會議上用雅量威脅毛主席,是沒有根據、沒有道理的,難怪當時引起了那么多人的憤怒。
其實梁漱溟也是一個比較有思想,有骨氣,有氣概的人,他也想改變中國。 他放棄了北大教職,去了山東鄒平進行鄉村建設。 雖然不會成功,但是就算是現在的話也是有想法的人。 他受民盟總部委托前往昆明,調查李聞慘案,發表《李聞事件調查報告》、《李聞殺害真相》,痛斥國民黨特務暴行100次,“我也‘ 取消間諜,看看國民黨間諜能不能把所有追求民主的人都殺了! 我在這里等著他! 義正言辭,錚錚剛毅,為人稱道。 1955年,他寫了《向臺灣同胞訴說》。 他是這樣敘述的。 “我知道國外也有一些關于我的小傳聞。 就好像我是一個在大陸多次不被共產黨認同的身體一樣。 因此,我有必要和海外同胞說幾句話。 … … 有幾個不能否定的事實。 這五年里經歷的每一個事件都多得數不勝數。 綜合這些事件,注定了中國人一百多年來走下坡路,現在逆轉為共產黨而向上。 五年間真是‘ 太陽升起的景象,這是事實,這是不可否認的最大事實。 眼前這個最大的事實,不能不說服中國共產黨。 … … 所有亂七八糟的舊攤子都用耙子整理好了,一切都準備好了。 百建設事業順利發展,成績大增,必須在這里。 他以自己的見聞和想法,告訴了臺灣同胞:
請相信。 大陸同胞生活在民主團結中,同時一天比一天團結更好你們所有的家人、親戚、朋友、沒有關系的人,都希望你們回來過得開心。 你們就不能直接間接盡點無形的力量,讓臺灣早日收復,或者自己早日歸來嗎?
1955年1月27日,毛主席在批準陸定一撰改和梁漱溟這篇《訴臺灣同胞》一文向周恩來請示的報告時,指示為劉、周讀、退陸定一同志。 陸提各點不變,從文末開始第三行的第二刪除‘ 不能遲到,… … '; 幾句話。 這篇文章可以播出,可以在北京、香港兩家報紙上發表。 隨后,梁漱溟的這篇文章以自己的見聞贊頌共產黨,號召祖國統一的文案,發表在二月三日的《人民日報》和二月五日的香港《文匯報》上。
自從梁漱溟在中央政府會議上公開稱為毛主席后,他就從人們的眼中消失了,埋頭于他的學問,寫下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中國人》等作品。 但是,他的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就那樣,生活待遇就那樣,沒有被任何組織解決。 這是他自己后來說的。 毛主席總是記得他。 那幾年,有時在報告演說時,把他當作反面教師來提。 例如,他在第七屆六次會議上說:“反唯心論的斗爭,從《紅樓夢》的那個問題上批判《文藝新聞》,然后批判胡適,批判梁漱溟,已經一年了。 我們打算堅定地違背唯心論,制定三個五年計劃。 在反唯心論的斗爭中,必須建立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干部隊伍,使我們廣大干部和人民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武裝起來。 他在《十大關系》中說:“所有懷著善意向我們發表意見的民主主義者,我們必須團結起來。 像衛立煌、翁文灝這樣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必須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龍云、梁漱溟、彭一湖等等,怎么罵我們,我們也要培養,讓他們罵,硬讓他們罵,我們反駁,講道理,我們要接受。 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 他在省自治區黨委書記的演講中說:“一九五五年上半年,黨內有相當多的人為農民訴苦,與梁漱溟流呼應。 只有他們倆代表農民,似乎知道農民的痛苦。” 關于我們黨中央,在他們看來,它不代表農民,也不代表省委,黨員大多數不代表。 根據江蘇省的調查,在某些地區,在縣區鄉的三級干部中間,有30%的人為農民所苦。 后來調查發現,為農民悲鳴的人們大多是家境富裕,剩下的東西在賣的人。 對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這樣的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聞還是臭,經過討論,贏得了多數,孤立了他們。 他們要鬧,就要充分騷擾他們。 之后,毛主席很少提到梁漱溟,語調也緩和了。 也許,關于過去的事毛主席讀過舊情。 結果,雖然他們有爭議,但也彼此成了諂媚的朋友。
1974年12月,毛主席聽取了周恩來和王洪文關于第四期人民代表大會籌備情況的報告。 期間,他問周總理:“章乃器、梁漱溟、人大代表中沒有他們嗎?” 周總理說:“梁漱溟是政協委員,章乃器的右派帽子還戴著。 毛主席說:“請不要戴。
1975年10月16日,毛主席出席了鄧小平提出的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政務組編纂的系里的老知識分子國慶招待會的反映材料。 資料顯示,系里20人出席國慶26周年招待會,何其芳、俞平伯、任繼愈、嚴中平、吳世昌、顧頓剛、呂叔湘、丁聲樹、賀麟、馮友蘭、魏建功等出席招待會的毛主席在材料中表示:“‘ 金足紅'; ‘ 人必須是完美的'; 形而上學的錯誤思想。 很遺憾沒有請周揚、梁漱溟。
在此期間,梁漱溟對自己也有反省和認知,1953年10月4日,梁漱溟給陳叔通、李維漢寫信。 信中說:“來的那天,漱口水對自己的錯誤有自覺,會像附件一樣被特寫,被要求明教! 的問題已經提交給全國委員會了,我要把這篇稿子發給會議,但是我希望主席讀一下,知道我是這樣蓋的。
30年后,90歲的梁漱溟說起了這件事,當時我態度不好,說話不分場合,讓他很為難。 我不應該傷害他的感情。 他悲傷地說這是我的錯。 他的話和事實有點不符。 正如我的發言中也有與事實不符的地方,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理解。 什么也沒有。 那件事發生后,我的政協委員就那樣,生活待遇就那樣,沒有被任何組織解決。 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 他去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
梁漱溟的認識也只能停留在這一點上,其實他直到最后都沒有理解。 他的命運本來不是為了什么好惡,也不是因為自己態度不好,其根源是思想不同,他的思想已經停滯在他固有的鄉村建設上,他不能再進步了。 毛主席的思想是把中國建成現代化的工業化強國,建成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 結果,他們的思想不太容易相交,總是意見不一,總是吵架,沒有共同點,他們不再是政治知音,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大道朝天,各走各的。 當然,我們不能對這樣的老人苛求。 我們應該對他的思想界限持有理解的態度。 對于他和那一代人,他已經走得足夠快了。 他要求毛主席不要列入不進步的類別,他認為自己是進步的類別的人。 他在愿望上很重視進步,這是人生的遺憾。 這不是他的遺憾,是一群人的遺憾。
毛主席去世后,有一段時間,梁漱溟被捧得高高在上,最后的儒雅等,特別是與毛主席的公案屢屢被提起,屢屢被灌油,仿佛他成了敢于挑戰權威的英雄豪杰。 其實這樣的炒作,意圖很明顯,是沖著毛主席去的,為了讓毛主席成為壓制民意和不同意見的專制者的形象,他成了沖著毛主席的子彈。 但他說:
我國過去的成功和勝利,無疑是由于毛主席的領導,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的二三十年來,中國國內的建設、海外的威望,都是了不起的成功。
梁漱溟一直認為自己是有思想,并且按照自己的思想行事的人,但是從他的高齡開始對毛主席的評價來看,他做到了這一點。 這是因為,也許在想要利用他的人當中,會有想不到的人。
由于思想的差異和差異,梁漱溟和毛主席從親密走向疏遠,實際上已經不見了,但他們誰也沒忘記。 他們彼此記得,這樣的記憶,有著歷史的沉重和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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