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李達當選為中央局推進主任，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創(chuàng)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毛澤東贊揚他是理論界的魯迅。 2021年是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讓我們重溫歷史，揭開這位中國共產(chǎn)黨代表76年人生歲月留給我們的一系列研究中的歷史之謎。

第一，關于李達和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立的謎

1、李達是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最早的8名黨員之一，也曾擔任過中國共產(chǎn)黨上海發(fā)起人代理書記的職務。

1920年夏天，李達懷著找同志搞社會革命的目的，從日本留學回國。 他先去上海拜訪了陳獨秀。 得知陳獨秀和李漢俊正在積極建設中國共產(chǎn)黨，他高興地接受了陳獨秀的邀請。 為了工作方便，李達住在陳獨秀主辦《新青年》的雜志社。 對此，李達在我回到上海后，首先訪問了陳獨秀，談到了社會革命黨派的組織。 他和李漢俊說準備開始中國共產(chǎn)黨的組織，邀請我參加，做了發(fā)起人。 此時的發(fā)起人共有8人，每次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沈玄廬、陳望望的會議，都有吳廷康(即維經(jīng)斯基)參加。 &hellip； &hellip； 【李達《李達自傳》、《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4月第8期】1920年8月，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tǒng)、俞秀松在《新青年》雜志社召開會議，正式成立中國共產(chǎn)黨——中國共產(chǎn)黨上海發(fā)起組，

1920年12月，應廣東省長陳炯明的邀請，陳獨秀赴廣州擔任廣東教委主任職務，共產(chǎn)黨上海發(fā)起集團總書記職務暫由李漢俊代行。 在擬定黨規(guī)約草案時，李漢俊和陳獨秀發(fā)生了嚴重的分歧。 李漢俊主張采取地方分權制，陳獨秀主張采取中央集權制。 李達在此期間全力調(diào)解，認為共產(chǎn)黨剛剛成立，大家要加強團結(jié)。 但是，調(diào)停沒有任何結(jié)果，李漢俊辭去了總書記代理的職務，“新青年”也被迫中止。 李漢俊把黨內(nèi)名單和所有文件交給李達，委托李達代理書記。 為了黨的事業(yè)，李達擔任了這個職務。 從1921年2月到一大召開，李達一直代行總書記職務。

2、李達和妻子王會悟負責較大的準備、組織和接待工作。

李達說，1921年6月初，馬林(荷蘭人)和尼古拉斯洛夫( Nicolasloff )俄羅斯人)被第三國際派往上海，和我們談話后，他們建議我們應該早日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布黨的成立。 于是我致函各地黨組，各派兩名代表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于7月1日開幕。 &hellip； &hellip； (李達:《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jīng)過的回憶》、《一大前后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的資料選集》(二)，第10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馬林帶來了會議經(jīng)費，各代表參會人員發(fā)給旅費100元，會議結(jié)束后每人 上海已經(jīng)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聯(lián)絡中心，所以會議將在上海舉行。 各地區(qū)無論各地區(qū)黨員人數(shù)多少，都將代表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日本7個早期共產(chǎn)黨組織派出2人。 因為去法國的路很遠，信的往返和代表趕到了，已經(jīng)來不及了，所以沒有給旅游法共產(chǎn)黨組織發(fā)邀請函。 信和匯款由李達、李漢俊負責寄送。

一大會所的選定和地方代表的住宿等具體事務也由李達負責。 李達的新婚妻子王會悟是上海女性界聯(lián)誼會理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婦女之聲》雜志社，在上海認識很多人。 一天，李達對王會悟說。 我們要開會。 幾個外國代表住宿。 你對上海很了解，找個地方吧。 王會悟立刻想到了博文女子學校的校長黃紹蘭。 當時正在放暑假，學校((() ) ) )0/K0 ) )，黃紹蘭校長聽王會悟說北京大學暑假旅行團要租這個宿舍，一口答應了，考慮到人員不是很多，租了博文女子學校樓上的三個房間。

之后，李達請王會悟購買幾張?zhí)J席，為出席的代表做鋪墊。 之后，李達請王會悟幫忙找會議地址。 王會悟首先想到的是緊緊毗鄰博文女子學校的李公館。 李公館的主人是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李書城是同盟會的元老，當時去蘇州避暑了，于是會址就定在了李公館。 最先來上海的是北京共產(chǎn)黨組織的代表張國燾，李達首先接待了他，然后有9名臨時住宿的客人住在了李達夫婦提前租用的博文女學校樓上的3個房間。 分別是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包惠僧、周佛海。

3、李達負責起草黨綱、政綱及黨章，并建議與妻子在浙江嘉興南湖繼續(xù)開會。

1921年7月23日，一大開幕，7月24日舉行了第二次會議，李達代表上海成立了小組，報告了成立以來的工作。 7月25日、26日休會兩天，與李達、張國燾、董必武一起起草黨綱、政綱和黨章。 7月27日、28日、29日連續(xù)召開了三次會議。 7月30日晚8點，正在開第6次會議時，突然闖入了一名中年男子。 警惕性高的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馬上中止了會議，現(xiàn)場只剩下李漢俊和陳公博，其他人迅速解散。 10分鐘后，十幾名法國巡察隊入侵搜查。 當晚12點許多代表聚集在李達的住所，協(xié)商該如何繼續(xù)開會。 李達的夫人王會悟非常熱情，提議在離上海不遠的浙江嘉興南湖繼續(xù)開會，當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同。 嘉興是王會悟讀書的地方，情況很熟悉，7月31日黎明，王會悟帶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等地坐頭班車去嘉興。 到嘉興后，王會悟去鴫湖旅社租房，作為代表們休息的地方，聘請了中等畫舫代替旅社預訂了酒席。 上午10點，剩下的代表由李達抵達嘉興，然后在王會悟的帶領下，代表們先坐船去湖心島，然后去王會悟提前雇的繪舫坐小拖船在中室舉行會議。 在代表們上船之前，王會悟讓他們拿著麻將牌，王會悟扮成舞女在船頭放哨，一發(fā)現(xiàn)異常行為，代表們就假裝在打麻將。

4、李達被選為中央局成員，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領導人。

在嘉興南湖會議上，一大代表選出了陳獨秀、李達、張國燾三人組成的中央局。 李達負責中國共產(chǎn)黨的大準備工作，也是共產(chǎn)黨上海發(fā)起集團的代理書記，因此翻譯了大量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案，并當選為推進主任。 就這樣，李達成為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初期領導人。 代表們一整天都完成了所有會議的議程，到了下午6點多，取得了巨大的勝利閉幕。 此后，中央局設在上海輔助德里625號的李達寓所，李達負責中共中央局的推廣工作，隨后擔任上海平民女子學校校長，主編《新時期》雜志。

第二，關于李達退黨的時期和原因之謎

關于李達退黨的時期有三種說法。 這三種說法都來自李達的回憶，①1924年9月； ②1924年初③1923年秋天。

他說，來源于1924年9月李達在1949年第二次入黨時寫的自傳，他在自傳中說，他于1924年9月脫黨。 他說源于1924年初，1956年3月李達寫的另一本自傳，1924年初脫黨。 1923年秋說1928年7月，李達在自己的復制品《中國需要的革命》《1928年7月《現(xiàn)代中國》第2卷第1號》中說1923年秋退黨。

從所調(diào)查的各種資料的分析來看，有一個啟示是第三種說法最具權威性。 是1923年秋天。 1927年9月3日，漢口《民國日報》刊登《湖南李達號鶴鳴啟事》，啟事上說:“鄙人脫離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四年了。 為了避免誤會，在這里報告聲明。 因為這個消息最早報道了李達離黨的時間最近，也最先報道了他離黨的事情，所以從人的記憶的準確性來看，可信度最高。 從時間上看，估計1927年9月3日，漢口《民國日報》刊登的鄙人脫離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4年了。 沒有誤會，李達的退黨時期應該是1927年9月3日開始的4年前的1923年秋，這完全符合李達在自己的文案《中國需要的革命》《1928年7月《現(xiàn)代中國》第2卷第1號》中提到1923年秋退黨。 李達1949年重新入黨時的自傳和1956年3月李達寫的另一本自傳，由于離黨時間較長，可能有記憶上的錯誤。

2、關于李達退黨的原因，很多出版物被認為是李達在就業(yè)中與陳獨秀、張國燾矛盾，最終導致李達受不了而退黨。 經(jīng)過大量資料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李達與陳獨秀、張國燾之間并無矛盾，李達的性格和追求才是李達退出共產(chǎn)黨的真正原因。

陳獨秀、張國燾和李達之間的矛盾學說是1949年以后根據(jù)李達的回憶而出現(xiàn)的。 翻翻1949年前李達寫的文案，也沒有發(fā)現(xiàn)與陳獨秀、張國燾沖突的記載。 由于特殊的政治年代背景，有關回憶的可信度很低。

②張國燾對李達脫黨的解釋。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一書中，談到了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大。 當時，中國共產(chǎn)黨員有一百二十三人，但這次出席的正式代表只有九人。 陳獨秀、李達和我三位上屆中央委員當然是代表&hellip； &hellip； 李達說根據(jù)他一年在中央的工作經(jīng)驗，還是專門從事寫作比較好，準備去湖南教書，要求他放棄推廣工作。 因此，選舉結(jié)果，陳獨秀、蔡和森和我被選為二期中央委員，分擔書記、推廣、組織職務。 (張國燾:《我的回憶(上)》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220-221頁)我查了張國燾的回憶資料，沒有當時他和李達矛盾的記載，也沒有李達和陳獨秀矛盾的記錄。 張國燾的這個說法還很可靠。

③李達自己就離黨的原因進行說明。 根據(jù)李達自己的描述，其離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是否在黨，依然相同。 ( 1928年7月《現(xiàn)代中國》第2卷第1號) 1928年7月，李達在《中國必要的革命》中表示:“那時我主張在黨內(nèi)對馬克思學說多做研究，同時自己也要研究馬克思學說和中國經(jīng)濟狀況，以徹底了解革命理論。” 但是，當時黨內(nèi)人士重視實際，不重視研究，&lsquo； 對馬克思這樣的執(zhí)法者，我不要求馬克思這樣的理論家警句，而且我也戴了研究系(指研究社會學說) )的頭銜。 (李達:《李達自傳(節(jié)選)》、《黨史研究資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頁)李達認為革命實際工作不積極，但還是專心研究理論為好。 黨的兩大后，李達辭去了中央推進主任的職務，專心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不想?yún)⒓邮就涡泻推渌鐣位顒印?脫黨后，李達專任大學教授，過著書房生活。 (二)不能接受黨內(nèi)合作方針。 1922年8月下旬，黨的西湖會議討論國共兩黨合作的形式問題，大多數(shù)中央委員包括陳獨秀在內(nèi)反對加入國民黨，認為黨內(nèi)聯(lián)合會破壞中共的獨立政策。 根據(jù)馬林共產(chǎn)國際代表的再三解釋，許多同志接受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基本同意采取黨內(nèi)合作政策。 1923年6月，中共三大政策決定全體共產(chǎn)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 對此，李達不能接受，不同意黨內(nèi)合作，不想成為國民黨員。 (李達:《李達自傳(節(jié)選)》、《黨史研究資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頁) )這是李達離開黨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三)李達是典型的學者，喜歡坦率地表達意見，書生意氣風發(fā)，不愛附和，說話不投機很快就會挽起袖子。 大會召開時，李達接待的第一位外國代表是張國燾。 感覺敏銳的張國燾后來在回憶錄中記載了第一次見到李達的印象。 李達是一個學者氣味強烈、公正坦率的人，有著湖南人的驕傲，和人說話一言不合，常常睜著眼睛盯著對方，似乎怒不可遏。 他簡短的話有時硬得像鋼鐵&hellip； &hellip； 笨蛋。 張國燾用幾句話把李達的書生氣魄寫得粉身碎骨。 在決定命運的性格上，李達是個不認人的書生，這才是他離黨的真正原因。

第三，關于李達和毛澤東的關系之謎

在出席中國共產(chǎn)黨的13位代表中，毛澤東和李達私交甚篤，保持了長達60年的革命友誼，關系罕見。

1949年以前，毛澤東向李達學習。 1920年，李達從日本回國來到上海，擔任過《新青年》，還編輯了《共產(chǎn)黨》月刊。 李達經(jīng)常向位于長沙的毛澤東發(fā)送刊物，這些刊物對毛澤東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兩人真正認識到的是1921年7月舉辦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活動，李達后來說:“我第一次覺得他的話有道理。 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大學之后，李達離開了中央。 1922年，李達應毛澤東邀請返回長沙擔任毛澤東、何叔衡創(chuàng)辦的湖南自修大學校長職務，與毛澤東一家住在長沙清水塘。 讓李達擔任校長，表明當時毛澤東欽佩李達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毛澤東在某種意義上師從李達。 1927年3月，李達接受毛澤東的聘任，在毛澤東主辦的中央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任教。 雖然李達在黨組織之外，但在思想上依然信仰共產(chǎn)主義，之后在大學教書多年，埋頭于其記述。 從1928年冬天到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時期，李達寫了《辯證唯物論教程》、《經(jīng)濟學大綱》、《社會學大綱》三本書。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李達托人將新出版的書寄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像得了寶藏一樣，仔細讀了李達寫的三本書。 其中《社會學大綱》毛澤東讀了十遍，毛澤東在書中寫了多篇注釋。 根據(jù)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郭化若的回憶，在一次小會議上，毛澤東這樣對我們說。 &lsquo； 李達同志給我發(fā)了《社會學大綱》，我已經(jīng)讀了十遍了。 我給他寫信再寄十本，也給你們看。 毛澤東回復李達說，《社會學大綱》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教科書，稱贊李達是真正的人。

從1949年到1958年，兩人交往非常密切。 1948年初，毛澤東通過黨的地下組織寫信給在湖南大學法學院任教的李達。 信中說:“我哥哥是本公司的發(fā)起人之一，目前企業(yè)生意興隆，希望很快參與經(jīng)營。 信說得非常婉轉(zhuǎn)，隨后毛澤東再次指示中共華南局將李達押解到解放區(qū)。 1949年4月16日深夜，李達由中國共產(chǎn)黨華南局護送，離開長沙前往香港，乘坐英國商船抵達天津，5月14日，抵達北平。 在北平，李達受到毛澤東的熱情接待，毛澤東去車站接他，周恩來為李達的到來舉行了歡迎派對。 5月18日，李達應毛澤東的邀請，乘坐毛澤東的轎車到毛澤東的住處發(fā)表講話。 當時，李達因胃穿孔出院后不久，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說話時支撐不住了。 毛澤東要求他睡在自己的床上，但李達開始拒絕。 讓秘書找別的房間，毛澤東接連好幾次，李達睡在毛硬板的床上。 毛澤東又對李達說:“你在我床上休息吧！ 晚上讀公文和看書已經(jīng)是多年的習性了。

從毛澤東雙清別墅回來的李達，向他的故鄉(xiāng)唐棱華講述了嚴光踏上帝肌的故事。 東漢有個叫嚴光的人，他是劉秀的好朋友，劉秀當上皇帝后，嚴光隱居了。 劉秀終于聽說了嚴光的下落，請他早上來。 劉秀是皇帝的尊，白天和他喝酒吃飯，晚上和他睡覺。 但是，嚴光為了嘗試九五之尊，在龍床上一時睡不著，腳踩在劉秀的肚子上。 劉秀自然不舒服，但怕醒來，所以輕輕地放開了他的腳。 過了一會兒，嚴光翻了個身，腳卡在劉秀的肚子上，劉秀一夜沒睡好。 嚴光就這樣和劉秀睡了幾個晚上，劉秀還沒事。 李達得意地對唐棱華說。 “嚴子陵腳踏帝肌，忘記了其尊貴。 我沒有忘記那份尊貴踏進了帝肌。 讓秘書找別的房間是因為毛主席自己不讓。 隨后，李達調(diào)任武漢大學校長后，毛澤東來到湖北省住宿武漢東湖畔，向湖北省委秘書長梅白表示:“我有要見的身體，你們誰也阻止不了。 梅白聽后問毛澤東。 “主席，你在說李達吧。

1949年6月，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成立，李達擔任常務委員會，此后李達擔任多項職務。 同年12月，又被介紹給劉少奇，毛澤東、李維漢等成為歷史講解者，黨中央批準李達為中國共產(chǎn)黨正式黨員，且不獲候選期。 1951年10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出版，隨后《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李達決定解說了毛澤東的兩論。 1951年上半年，他寫完了《〈實踐論〉解說》，受到毛澤東的贊揚。 1952年，李達又寫了《〈矛盾論〉解說》，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李達在解說兩論時表示，“實踐論”是無產(chǎn)階級實踐的哲學、中國革命行動的理論、偉大的卓見，毛澤東繼列寧之后把唯物辯證法推進到了一個輝煌的新階段。

但是，1958年以后，李達和毛澤東在人多大膽、土地多高產(chǎn)的口號和教育革命問題上產(chǎn)生了分歧，此后，毛澤東開始疏遠李達。 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創(chuàng)辦的《七一》雜志刊登了經(jīng)毛澤東批準的復印件。 文案的主題是“學習馬克思，超越馬克思”。 在毛澤東看來，與馬克思平行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比馬克思低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超越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義。 之后，毛澤東請湖北省委的梅白同志就這個問題咨詢了李達。 李達不知道毛澤東批準了，他看了非常生氣地說:“馬克思死了怎么熬過來的？ 恩格斯也沒說要超過馬克思！ 例如，如何度過屈原的《脫離騷動》？ 我們要學習馬克思主義，迅速發(fā)展馬克思主義。 同年，大躍進達到高潮時，經(jīng)湖北省委批準，鄂州縣委門口張貼了人多大膽、土地多高產(chǎn)的口號。 李達知道這件事后，給省委的梅白打電話，憤怒地表示這是唯心主義，希望見到正在湖北省視察的毛澤東。 李達見到毛澤東后說:“潤之，我要單刀直入。 &lsquo； 人有多大膽，有多高產(chǎn)不是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以中國革命為例，說要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李達生氣地打斷毛澤東的話，說:“潤之，發(fā)揮主觀能動性需要一定的條件。 你發(fā)燒40度的話，下面會發(fā)燒40度、42度。 站在一邊的梅白因為兩個人開始吵架，插著嘴說:“口號取消。 李達依然固執(zhí)地強調(diào):“口號取消了，但思想上沒有取消。” 毛澤東和李達兩人的談話不愉快，散了。 同年9月12日，毛澤東視察武漢大學時，肯定了武漢大學的教育革命成績，但李達對毛澤東肯定的這一成績持保守態(tài)度。 后來，李達公開反對教育革命，說1958年教育革命嚴重，損害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傷害了知識分子的自尊心。 學生給教授寫大報，批評教授，這太不像話了。

文革前夕，李達再次指出，林彪的頂點論違反辯證法，被毛澤東思想最兇惡的敵人誣陷。 1966年6月3日，在武漢大學的小操場上，召開了第一次批評李達犯罪的大會，不僅本校師生，附近學校和機構的代表也參加了，萬多人參加，氣氛非常緊張。 聽說經(jīng)過請示，批斗會上可以讓李達上臺。 (其實他還沒有來開會。 旁邊放把藤椅，他沒體力就允許坐。 這被稱為當時的文明批判。 武漢大學派人到湖南李達老家，通過零陵縣委，找了幾個自稱被李達剝削的農(nóng)民，拿著鋤頭在大會上控告李達有罪。 在批評大會上，除了給李達規(guī)定了反黨的罪名外，還給李達扣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三個帽子。

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游過長江的消息傳遍了武漢三鎮(zhèn)。 7月18日，好心人建議李達去找毛澤東。 李達說:“我現(xiàn)在這個樣子找不到。 去找他他也不見我。 7月19日，李達用提交材料的稿紙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郵件:

主席:

我很為難。 請救救我一命。

李達頓首

7月19日

李達一生中第一次稱呼毛澤東為主席，把信放入牛皮紙信封密封，要求秘書把信寄給毛澤東。 毛澤東看了李達的信，已經(jīng)8月10日了。 毛澤東立刻用自己專用的粗紅鉛筆指示。 陶鑄讀完后，轉(zhuǎn)入任重同志酌量。 毛澤東于8月10日。 當天，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也在這一條上批下來。 即，送任重同志。 王任當時擔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任回憶說，后來毛澤東當面指示說:“別讓李達死，好好照顧他。” 王任重也要向毛澤東保證，武漢大學不會對李達采取過分的行動。

第四，李達的歷史定位之謎[/s2/]

我們經(jīng)常蓋棺定論，但對于李達的歷史評價和定位問題，經(jīng)歷了漫長的過程。 1966年8月24日，李達在武漢病逝后，不但沒有舉行追悼會，反而被誣陷被開除出黨。 李達去世的第二天，遺體被火化了。 當晚25日晚，武漢大學校董會在小操場召開全校師生職工大會，憤怒地聲討地主分子李達，宣讀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和湖北省委的《關于開除入黨地主分子李達黨籍的決定》。

1967年8月24日，武漢大學2000多名師生員工齊聚一堂，舉行李達同志遇害一周年追悼大會，解決李達事件。 追悼大會很盛大，盡管有很大的政治風險，但這次行動也只是民間的行為。 1974年1月13日，武漢大學在武昌九峰山公墓舉行李達同志追悼會，中共武漢大學委員會副書記、武漢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劉介愚在追悼會上致悼詞，并簡要表示:“李達同志于1920年參加上海共產(chǎn)主義集團，1921年參加中共首屆全國代表大會&hellip； &hellip； 特別是解放以后，在推進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推進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方面取得了成績，也積極參加了政治思想行業(yè)兩條路線的斗爭。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了中共湖北省委關于為李達同志徹底反黨、恢復黨籍的決定，《湖北日報》《人民日報》于1980年11月5日、6日分別刊登了總公司的報道。 但是，李達對一生的評價還不夠公平公正。 1990年，李達誕辰100周年，首都理論界、教育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小規(guī)模座談會。 當時的中顧委常委、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胡喬木在會上發(fā)表了題為《深切悼念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同志》的演講。 其中，胡喬木評價李達同志是我們黨杰出的馬克思主義推動者、教育家、理論家和作家。 他說李達同志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起人之一，也是我們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 1990年10月28日的《光明日報》還發(fā)表了胡繩文案《傳達馬克思主義的先鋒紀念李達同志誕辰一百周年》，文案中，胡繩提出了李達是傳達馬克思主義的先鋒的說法。 綜合胡喬木和胡繩對李達的評價，可以說對李達的一生進行了完善、客觀、公正的概括評價。 即李達同志是我們黨杰出的馬克思主義推動者、教育家、理論家和作家，他是多方面的學者。 李達同志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起人之一，也是我們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 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先驅(qū)。

1996年9月12日，根據(jù)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指示，李達的骨灰被從武昌九峰山墓地轉(zhuǎn)移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墓地的一間屋子。 這個室是安放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骨灰的專門室，表明黨中央充分肯定了這個革命先鋒。

本文：《“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研究中的四大歷史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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