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底層群眾來說，社會主義的價值和毛澤東式的口號仍然是抵制資本主義快速發展政策的語言工具。

經過近30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已經顯得富強，現在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用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舉辦了史上最耀眼的奧運會，慶祝它重新融入世界秩序之中。 現在，這個口號已經成為反語，進一步印證了全球化意味著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衰退的論斷只是一個虛假命題( desai，2008: 397 )。 在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擴大階級分界的時代，將階級概念納入世界分界的解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一、毛澤東時代的媒體傳播和階級動員

西方媒體對張戎和哈利2005年出版的書《毛澤東: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贊譽。 在這本書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都被徹底妖魔化了，今天談論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和中國對社會主義的追求所具有的解放性已經顯得毫無意義。

中國革命出了各種各樣的錯誤和災害，但我們不應該把它看成是不幸誤入歧途的冒險運動。 這場革命是160年前由歐洲發起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聞名世界的漫長解放運動中的重要里程碑( sharma，2007: 4 )。 在中國，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歷史上緊密相連，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是民族主義者。 考慮到中華民族在帝國主義體系中的階級地位，中國革命&hellip； &hellip； 首先是民族革命，然后是社會革命，不能相反，但是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也相信，在社會好處和民族好處沖突的情況下，社會好處必須位于民族好處。 (林，2006: 40 )。

推翻三座大山后，民族國家建設首先面臨來自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封鎖，然后與蘇聯決裂。 結果，中國不得不依賴榨取國內農業的剩余價值，按照國家意愿建立戶籍制度人為制造城鄉分離，從而開啟了國家最初的工業化進程。 經歷了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后，此前為中國革命輸送能源的中國農民成為了大規模饑荒的第一個受害者。

盡管如此，毛澤東的國家建設政策并沒有完全放棄中國的農民和農村社會，而是繼續投資農業行業，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反哺農業、農民和農村社會。 三大歧視的存在，即工農之間、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之間的歧視引起了極大的關注[Lu，2008。 當時，中國在成人掃盲、基礎教育和醫療保障行業取得的成果被其他快速發展中國家羨慕( wen，2008 )。 在文化政治行業，大眾媒體使用的社會主義語言把工人和農民塑造成了中國歷史的主體。 城市知識青年和知識分子受到鼓勵和強制，進入農村彌合三大差異，向農民學習，改造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意識。

毛澤東時代經常演變為文化大革命，但這場革命也因濫用階級斗爭的語言而名聲不好。 盡管如此，為了留下社會主義的成果，防止資本主義的復活，作為文化和意識形態行業發生的革命，理解階級政治尤為重要。 毛澤東提出的階級概念是社會和政治力量對革命政治所持的態度，而不是社會階級的結構性狀況。

文化大革命形成了社會大眾階級新的主體性，意在瓦解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心任務，即在充滿暴力和不平等財產關系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階級關系( wang，2006: 37 )。 但是，毛澤東高度主觀化的階級概念本身含有內在的矛盾和危險。 本應具有進步作用的階級斗爭政治，迅速退化為本質化的階級身份話語，成為最具壓迫性的權力邏輯和后來文化大革命時期發生的殘酷派系斗爭的基礎( wang，2006: 37 )。 以改造壓迫性社會關系、抑制技術官僚權力膨脹為目的的自發政治和話語爭論，成為了最殘酷的去政治化的符號斗爭。

盡管與西方媒體和資本主義的支出文化隔絕，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依然是具有本土特色的眾多大眾媒體，如大字報紙、紅衛兵小報、革命歌曲和現代劇、鄉村有線廣播、當地藝術文化劇團、公社推進隊、移動電影放映隊等 工人、農民、城市居民在改革開放時代用于對抗官僚資本主義及其與國內和跨國資本主義合作者不同抗戰運動的語言、策略和組織妙招，呈現出文革時期群眾傳布權力遺產的影子。

二、新聞傳播與新的階級和國家政治

1978年開始的改革標志著備受階級和國家矚目的重新主張，新聞傳播技術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 .新聞發布技術在構建不平衡快速發展模式中的作用

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非但沒有試圖彌合三大差異，相反使一些人先富起來，推動了不平衡的迅速發展。 新聞傳播技術是這一進程的第一推動力。 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通過動員群眾、開展反帝事業來引領群眾社會革命，那么改革時代將依賴技術官僚與各種資本的重新融合，展開自上而下的數字革命。 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及其技術理性主導了中國的數字革命zhao，2007a。

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優先快速發展新聞傳播技術產業以吸引大量投資，新聞技術產業成為跨國資本主義擴張的支柱( schiller，2007 )。 隨著1.2億農民工不斷流動，難以持續快速發展的農村經濟掀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流動潮。 中國在新聞技術行業進行了大量投資，取得了迅速的發展，但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2003年中國新聞技術產業的400萬勞動者只占國內勞動人口的不到1%。

正如殖民時代的鐵路建設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邊緣的國家，保護殖民宗主國的資本利益一樣，改革時代的中國新聞技術產業也優先快速發展，協調了跨國資本主義體系中兩個相互關聯的快速發展過程。 通過幫助跨國資本利用聚集在中國特區和沿海地區的龐大人才資源，中國原有的生產方式轉變為后福特式的靈活生產方式，報業崛起成為資本積累的主要行業。 ( Schiller和amp； 趙國，2001； 謝爾勒2007 )。 雖然電話服務和網絡服務迅速擴散，但這些服務的分布在中國沿海和中部、西部地區之間流通，城鄉之間高度不平衡。

新聞傳播技術使基礎通信設備成為最重要的經濟產業，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快速轉型成為外資導向、出口導向、越來越具有依賴性的經濟阻滯。 一方面中國需要依賴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支出市場，另一方面中國越來越依賴非西方國家的原材料。 在國際勞動分工體系中，中國出口最廉價的勞動力。 這種人口紅利主要依賴于國家權力和相應的農業政策而存在。 作為中國的主要出口產業，新聞傳播技術產業本身也高度依賴外國核心技術，血汗工廠式的工作條件在中國新聞技術產業組裝線上隨處可見( hong，2008 )。 全球新聞革命成功的一部分是建立在這些管道上的中國女工。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產品利潤的大部分歸于跨國資本的全部，中國工人只獲得很少的收入。 一方面，中國已成為世界銀行倡導的新聞傳播技術快速發展戰略的典范，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碎片化、兩極化，同時由于階級、地域、性別、民族、其他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存在而高度斷裂。 整個20世紀90年代，中國教育行業的投資力度居亞洲最低水平，結果中國成人文盲人數在2000年至2005年間增加了3000萬人。 而醫療保險體系所經歷的激烈市場化和農村區域合作醫療體系的無效，使得醫療保障體系從毛澤東時代快速發展中國家羨慕的典范退化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醫療體系。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05年的判斷報告，中國的醫療保障體系在191個國家中排名第188位。 現在，我們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來討論比談論一個中國更有意義。 超現代化和高收入的北京、上海和深圳構成第一世界，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地區和收入極低的農村地區構成第四世界。 ( hu，周而復始，2001: 167 )。

2 .媒體在階級和國家政治中的作用

第一，媒體管理體制比較有效地將快速發展問題政治化。 通過控制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這為中國比較有特色的廉價勞動力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環境，趙又多，2007。 許多農民工無法形成城市工人階級，相反在物質和文化上難以融入城市( ngai，2005； 紅，2008 )。

第二，主流媒體仍然以機會主義的方式調動和利用中國民族主義中的反帝因素。 并且，他們作為聚集大眾的手段，強調利用了中國民族主義中實用性和文化氣息兼備的部分。 (趙國，2004； 2008年8月8日)。 隨著中國從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國家重新定位自身，對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及其象征符號，甚至本土化的信仰及其實踐活動，如幸運數字8的崇拜，得到了國家的認同。

第三，媒體拋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話語后，拾起社會階層的話語，把他們的第一資源投入到形成中產階級的實踐中。 由此，這個階級的成長成為了中國進入發達國家俱樂部的全國性項目的一部分( anagnost，2008: 499 )。 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及其具體構成仍然模糊，雖然這個階級可能占全國總人口的5 %~10 %，但在社會階層一詞中，中產階級成為了寶貴的政治文化資本，也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力量。 在這樣的公民權模式中，市民主體基于接近中產階級狀態的程度來定義他們的身份。 (分析，2008: 499 )。

第四，媒體在形成中產階級的過程中做出了貢獻，期待著中產階級的形成。 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群體，在現在的官方語言中形成為弱勢群體。 不平等問題未被視為具有結構性問題或階級屬性的政治議題，反而被政治化，解釋為國家歸屬意識階段的文化差異( anagnost，2008: 497 )。

3 .現時代( 2003~) )中國的傳達和新的階級和國家政治

21世紀頭十年每天都發生激烈而廣泛的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矛盾。 隨著社會分層、階級分化和文化位移不斷加劇，社會沖突和反抗的頻率、次數不斷增加，其廣度和范圍也不斷增大。 從2003年開始，中國開始進入后改革時代。 盡管新自由主義的去政治化邏輯還沒有受到根本的挑戰，但中國快速發展路徑選擇的分歧作為政治議題再次被討論。 在整個改革時期，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恐懼逐漸成為否定對快速發展模式的政治批判的工具。 所以，你想回到那個文化大革命的時代嗎？ 這是對任何批評最有力的反駁。 (王，2006: 2 )。

2003年以來，中央開始提出新的快速發展的話語，改變了對以社會快速發展和環境可持續性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狹隘追求。 政府意識形態重視社會公正和公平。 在媒體、電信和文化行業，中國政府啟動了各種項目，為農村生活的人們提供更好的服務。 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號召下，中國電信部門沒有采用新自由主義普及服務基金機制，而是運用毛澤東時代的運動戰略，應對中國最邊遠農村地區的通信問題。 截至2006年底，中國行政村99.5%擁有電話通信zhao，2007b。 此外，文化部及其地方下屬機構也開始在農村地區提供文化服務。

民間發起的媒體和文化賦權項目也已開始。 例如，孫恒作為農民工歌手，通過北京青年農民工藝術團于2002年成立，由農民工組成、運營并為農民工服務的團體在工人階級文化權利賦予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趙又富，2007: 241 )。 對一些城市知識分子來說，他們積極地回到農村，投身于農村重建的實踐。

確實，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在世界各地呈現兩面性。 中國民族主義也多而雜，有著多種多樣的方面。 一些版本的中國民族主義呈現沙文主義傾向，依靠中國經濟實力的提高，表現出對lesliesklair(2001:29 )闡述的自我優越感的自負和過度自信。 但是，網絡上草根民族主義的語言比媒體官方民族的語言更為激進。

維持政治合法性的民族主義話語和更激進的民族主義話語之間總是會產生張力。 事實上，官方版本的民族主義經常受到大眾民族主義語言的挑戰。 關于這些大眾民族主義的語言，既不正式相關，也不代言( hu，2006 )。

三、結語[/s2/]

Saskiasassen(2006 )詳細分析了全球階級崛起、后國家、去國家化公民權( Postnation Aland Denation Alized Citizenship )的形成過程。 也包含著這些過程的政治含義。 但是，處于全球化進程中，受其影響的中國政治格局遠遠超出了東盟的描述所能涵蓋的范圍。 對實踐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 harvey，2005 )的精英來說，中國不存在社會(/(/k0 ) /之間，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社會。 精英集團在戰略上移居到不同的國家，尋求在世界資本主義秩序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他們的個人特征。

但矛盾的是，中國民族主義不僅是一股需要認真致力的力量，其自身也已經擁有強大的跨國維度。 也就是說，隨著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資本秩序之中，中國越來越多的國家化中產階級成員說出跨國化的民族主義話語，在全球范圍內發起了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國家尊嚴的抗爭運動。 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增強了政府的合法性。 因此，當工人和農民在國內對政府提出重視再分配和社會正義的需求，要求中國政府實現社會主義承諾時，具有中國跨國特征的中產階級在海外開始維護中國的形象。 在當前這個特定的歷史關頭，國家和階級的重新審視不僅繼續加強了中國在全球資本秩序中的地位，而且也阻擋不了中國自身的社會主義色彩。 更令人感興趣的是，在反對西方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言論、打擊跨國背景的西藏民族主義運動的過程中，政府一方面要支持中國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要繼續與藏族的階級友誼。 2009年1月，西藏自治區人大以高度象征性的方式，設立了3月28日為西藏農奴解放日。

確實，與中國自由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需要不同，對中國下層群眾來說，社會主義價值和毛澤東式的口號仍然是抵制資本主義快速發展政策的語言工具。 他們試圖讓國家實踐革命對外國資本、個人利益和地方政府的承諾( harvey，2005； 佩里，2007 )。 對新左派知識分子來說，他們一直強調國家政治權威在追求社會正義平等的抗戰運動中的持續重要性( anagnost，2008: 500 )。 正如呂新雨所說，中國新左派的任務之一是利用社會運動鍛造國家的左手。

毛澤東時代，官方的口號主張，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拯救中國。 據說在改革的時代，只有中國才能拯救資本主義。 由于目前全球金融、社會、文化、生態危機不斷爆發，不知道中國能否拯救資本主義。 正如黑格爾和馬克思都說過的那樣，所有偉大世界的歷史事變和人物出現了兩次，第一次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作為笑劇出現。 中國以社會主義的名義追求國內和世界的公正平等和尊嚴的故事可能不會以悲劇和笑話的形式結束。 如果說中國是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名義下自上而下解放了市場能量，那么中國左派知識分子和下層民眾將挖掘中國的革命遺產和社會主義話語，將政府權力和市場力量置于社會訴求的支配之下。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不僅僅是官方口號本身，中國不同的社會力量重新利用這些口號，開展將國家和市場置于中國勞動者社會訴求之下的社會進程，才是中國社會主義抗爭的本質。 (趙浩，2008: 343 )。 中國大眾的力量向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注入了越來越多的民主和平等的因素，但這次，這個進程可能會受到更持久的影響。

這已經不是悲劇也不是笑聲，而是皮埃爾·； 布迪厄( 1998 )詳細說明了合理的烏托邦？ 正如林春( 2006: 287 )所說，對于中國和世界的根本問題，資本主義沒有提供答案。 這就是尋找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動力。 無論這些備選方案以什么形式出現，他們確實在以下意義上呼應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口號相同的世界、相同的夢想。 是在各個世界領域全面快速發展人類潛能的夢想。

(作者單位)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中國傳媒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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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文化縱橫》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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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趙月枝：全球化背景下的傳媒與階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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