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幾年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諸多批評，被認為破壞了中華以前傳下來的文化，應該予以否定。

學理上說，當時的批斗當然有點偏激，有點過分。 讀完經史的魯迅，在激憤之下，甚至提出要鏟除絕無僅有的助力之物(《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 )。 陳獨秀、李大釗等曾用各種方法肯定孔學的優點，但這種簡單的表達方式很快就淹沒在對儒學激烈的批評浪潮中，不會引起太多的觀察。 批判孔是當時潮流所向，激烈批判孔的學者是當時文化界的璀璨明星。 例如四川學者吳虞，因打洞而聞名，胡適被譽為只會打洞的店老英雄。

但是，評價這一歷史事件，學理的尺度是次要的，具有首要本質意義的必須是政治尺度。 道理很簡單，因為當時的儒學不是學理上的存在，而是政治上的存在。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但沒能推翻封建專制。 封建地主階級仍然盤踞在廣大的中國鄉村。 由君主、臣臣、父、子進化而來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成為束縛廣大農民的四大繩索，被剝削、壓迫得無法抵抗，也無法反抗。 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閏土、阿q等，不是純粹的藝術虛構，而是辛亥革命以后底層眾生的真實寫照。 至于上層，孫中山之后的總統、總理等，都不是完全改變了的封建統治者。 嘰嘰喳喳你們唱著唱著我就出場了，多少有點倒退，禍害國家的丑劇假借孔子之名進行了！ 袁世凱說，帝尊孔，張勛尊孔，軍閥爭權奪利，土豪老大威作福，帝尊孔，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尊孔》一書于1913年由美國傳教士李佳白出版。 為了給守舊勢力以張目，康有在1916年公開了《給總統的總理書》，要求憲法中確立孔教為國教，再次舉行圣禮。 確實，到了五四前夕，儒學原典的哪些崇實、進取的正能量被消耗殆盡，其僵化、保守因素被擴大到極致，此時的儒學已經成為異常腐朽的學說，此時的孔子成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守護神。 儒家不革命，儒學不轉向，我國沒有新的思想、新的學說，為什么要組成新的國民？ (吳虞《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新青年》三卷四號)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驅們在以治學的態度對待儒學，批判其缺點的同時，充分鋪墊了其優點，就無法改變當時的思想文化結構 徒勞地矯正有時必須改正。 要結束腐朽的儒家文化統治地位，就必須引起強大的輿論生根；要鞏固強大的輿論，就必須對腐朽的儒家文化采取激烈的批判方法。 如果沒有這樣激烈的批評，就無法清除中華以前傳來的文化中的深毒素，中華以前傳來的文化就有可能因毒素的持續擴散而消失。 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對包括儒學在內的中華以前傳下來的文化的拯救，而不是破壞。 作為今天享受著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人，我們沒有資格也沒有權利用一點枝葉或皮毛的東西來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進步性。

孟子說。 他一時，這一時也是。 (《孟子&米德； 孫丑下”)今天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是社會主義文化，腐朽的封建主義文化已經趕到了邊境地區。 中國人民為了實現復興民族偉大中國夢的目標，正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在這樣的文化環境、這樣的文化使命下，我們應該以五四前輩得不到的冷靜態度對待儒家文化，著重于繼承、消化、再創新方面。 總之，批判性繼承是馬克思主義處理以前流傳下來的文化的總方針。 具體來說，批判和繼承不是刻板的對半關系，在這個時期批判可能上升到第一個方面，在那個時期繼承可能上升到第一個方面。 我們必須根據文化環境和文化使命與時俱進進行調整。 這是歷史辯證法在文化行業中的基本要求。

本文：《“劉潤為：怎樣看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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