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先]亞洲的中國或中國和亞洲是相互關系的結構。 中國需要在具有眾多復雜文化歷史和眾多民族構成的亞洲不斷明確自己的位置，而且變動中的亞洲也不斷認知和接受中國的快速發展。 本文以1945年日本戰敗為界，分為兩個時期，概述了日本近代東方學/中國學的起源和迅速發展的脈絡，并對日本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地緣政治背景下如何定義和論述中國，為今天思考亞洲-中國的關系提供了豐富的思考資源。

目前，亞洲毫無疑問是當今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心和世界政治的首要焦點之一。 其中，中國在該地區地緣政治中占據核心位置，具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巨大而迅速的發展前景。 但是，對于這片廣闊的土地和宗教歷史錯綜復雜的地區，我們到底知道多少呢？ 暫且不說國家戰術和政策制定的水平，思想學界是否已經具備足夠的亞洲意識，人文科學研究對亞洲地區的積累能否支撐起重新定義中國與亞洲關系的意志和實踐。 這些還是值得懷疑的事情。 事實上，近代以來亞洲-中國曾多次被重新定義，但我認為影響歷史快速發展趨勢的只有三次。 首先，在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列強殖民擴張滲透亞洲之際，西方人包括革命前后的俄羅斯領導人對亞洲和中國的重新認識。 其次，作為該地區內新興帝國的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后，以新的地區盟主的姿態重新關注和論述了亞洲和中國，為之后的海外擴張鋪平了道路。 第三，新中國創立后的毛澤東及其社會主義中國的三個世界和亞洲社會主義構想。 從中國自身的角度來說，前兩次是被動的話，第三次是新生中國主動面對世界做出的自我定義。

上個世紀，西方、日本乃至中國自己對亞洲-中國的論述呈現出極多復雜的形態。 其中，不僅為帝國主義殖民戰爭提供合理的知識生產，還包括世界革命理念下的對亞洲—中國的認知重組。 今天，我們面臨著重新定義中國與亞洲關系的現實挑戰，但上個世紀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可以為我們提供想象力和思想資源。 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和亞洲社會主義構想是意義深遠的議題，但我一直認為它只停留在社會革命和世界戰術的理念層面，不以廣泛而深刻的文化歷史知識的積累為基礎。 換言之，這一理念沒有得到人文社會科學一個部門——區域研究亞洲論述的比較有效的支持，我們在新中國以后的學科建設中受到科學快速發展和國力局限，亞洲研究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識體系，到今天這種情況也沒有根本改變。 因此，隨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到改革開放的建設階段，這一具有深刻意義的構想也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

比起西方，始于19世紀后半期的日本對于亞洲-中國的知識生產，有著深刻的思想學術和文化歷史的廣度。 這是因為日本也屬于亞洲地區，不僅現代化最先實現，戰前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的國家戰術作為政治推動力，戰后基于反思現代性和侵略歷史的強烈意識，形成了認知中國革命和亞洲替代現代性的大視野。 日本已經形成了關于亞洲地區研究的系統性學術傳承，可以說至今仍是生產中國和東亞知識的世界重鎮。 本文概述了日本近代東方學/中國學的起源和迅速發展的脈絡，以1945年戰敗為界分為兩個時期，論述了在亞洲廣闊的歷史文化和地緣政治背景下如何在戰前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學，戰后參照中國革命提出了新的亞洲論述 我認為這些不僅能為我們提供相關知識的參考，還能促進我們思維方式和認知視野的轉變。

二七十年:從戰前的漢學/支那學習戰后的中國學

明治維新至今已經走過了150年的歷史，其中以1945年帝國日本的崩潰為界，可以分為前后兩個不同的70年。 關于亞洲-中國的知識生產，也受到戰敗這一歷史性劇變的影響，顯然有前后兩個時期。 這種區分首先出現在學科的名稱中。 眾所周知，戰前的日本把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研究稱為東洋學，研究中國的學問是漢學(東京)或支那學)京都。 如果以東京帝國大學為中心的漢學繼承了明治國家忠君愛國這一儒教意識形態，繼承了此前傳入日本的漢學之名，那么顯然具有為國家服務的官學色彩的話，以京都帝國大學為中心的支那學就是清代考證學和悠悠學 但是，20世紀20年代以后，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和亞洲的廣大地區推進殖民擴張戰術，即使是這個京都學派也未能幸免于被戰爭意識形態污染的命運。 例如，中國社會停滯論、東方專制主義等，曾經是討論中國歷史的基本認知，不是東京的漢學，也不是京都的支那學。 另外，東方文化中心移動說，也就是中國文明已經衰退，其文化中心開始向東移動到日本(內藤湖南)，這是個別學者的觀點，但也表達了中國為了落后的保守，日本應該指導其改革的理論根據，成為日本征服中國的邏輯依據

因此，二戰以后，在日本人自身反省侵略戰爭的意識推動下，新生中國于20世紀50年代初向日本政府提出查詢，要求不采用帶有侮辱和歧視意義的支那語，因此，日本關于中國的學術研究改為中國學，位于大學教育學科中原的殖民政策學也改為地區研究。 這當然不僅意味著名稱和學科的變更，也意味著日本戰后關于亞洲-中國的知識生產的基本角度和學術傾向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追溯日本近代的亞洲中國知識生產之際，我們應該關注學院內的漢學/支那學，也應該觀察學院外的中國論述。 第一，它由與信息媒體有關的中國問題的注意者和長期居住在大陸、知道中國革命并與之同情的日本人，即在野學者承擔。 他們置身于波濤洶涌、動蕩不安的現實中國，努力關注著眾多骯臟的中日關系，乃至亞洲和世界的大勢。 其研究明顯不同于以古典中國為首要對象，學術傳承中可見譜系的學院派。 而且，他們又與日本的亞洲戰術密切相關，這也常常擺脫不了帝國主義國家意志的籠罩，成為大陸政策的建言獻策者。 同情孫中山革命的大陸浪人宮崎滔天，半生隱居北京，與《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書聞名的中江丑吉、魯迅素有一面之識，因《支那社會研究》《支那思想研究》去世的橘樸，以及深深關注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尾崎秀實，直接投身于20世紀20年代的大革命而聞名。

如果關注學術背后的權力政治，就必須意識到戰前日本的漢學/支那學與該國的密切關系。 20世紀70年代世界進入帝國主義全球國際體系時代，原有的東亞地區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 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和兩大對外戰爭，成為了新興的帝國和地區內的中心國。 然后，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特別是滿洲事變，徹底走上了大陸經營的國外擴張之路。 這種稱霸世界的國家戰術的形成，有力地刺激和帶動了日本人文社會科學的迅速發展。 其中，特別是關于亞洲中國的知識生產取得了驚人的成果，20世紀上半葉形成了與歐洲中國學抗衡的鼎盛勢頭，同時也未能幸免于隱藏的殖民色彩，以及宗主國關注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視線。 也就是說，學術上的輝煌成就和帝國主義知識生產的性格都有，構成了日本近代漢學/支那學的極其繁多的知識形態。

而且，戰后日本的亞洲-中國研究在上述對帝國的知識帝國化的過程中沐浴而脫胎換骨。 這里，有兩件值得注意的學術事情。 一是1946年，馬克思主義者和自由主義歷史學家齊聚一堂，成立了日本歷史學研究會，實現了戰前西方史、東洋史(中國史)、日本史三分天下格局的重組。 新生歷史學研究會在深化馬克思主義的做法，提出中國史是生產形態快速發展史的概念，反思戰前的東方社會——中國停滯論。 這一爭論隨后迅速發展為馬克思主義學派與繼承內藤湖南唐宋變革學說的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等的爭論。 雖然爭論沒有形成統一的見解，但無疑促進了戰后中國歷史研究新局面的出現。 而且，京都學派的中國觀也取得了新的迅速發展。 例如，宮崎市定的《亞洲史概說》、《中國史》等。 小島祐馬在1950年出版了《中國的革命思想》、《中國共產黨史》兩書，這象征著隨著時代的變化，戰前京都學派的重鎮也開始著眼于現代中國，實現了該學派的中國學的重新鑄造。

另一個是1948年成立的日本中國學會和1953年魯迅研究會的出現。 前者是全國性的民間學術團體，反省了戰爭重建中國研究學科的時代要求，聚集了日本對中國文化、思想、文學等各學科的研究力量，以中國的名義深入探討了學會以及前支那研究的問題，極大地推進了中國現代文化、革命思想、人民文學的研究。 后者是以東京大學中文系學生為中心成立的小研究組織，他們通過魯迅文案的解讀感知中國革命和現代史的迅速發展，反思日本的近代化，揭示了戰爭中竹內好、武田泰淳等創立的中國文學研究會從前流傳下來的，在文學史知識積累方面超中國文學研究會的不足和缺點。 這兩個規模不同的研究會從重視中國革命和現代文學思想的以前流傳至今。

戰后日本的中國學，在東西冷戰沖突的世界大背景下，從亞洲的歷史語境關注中國，或者通過中國革命重新思考亞洲的現代性問題，擺脫日本政治上依賴美國與侵略戰爭迫害的鄰國無法和解的被動局面，論述獨特的新亞洲主義 這種新亞洲主義以反思西方現代性、追求亞洲殖民地的真正解放為思考目標，與戰前的亞洲主義明顯不同。 日本進步的知識界，特別是研究中國的學者們，在反對1950年代舊金山和約的單方面媾和和1960年代日美安保協定的斗爭中，痛感日本在美國新殖民主義下被殖民的危險性，從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第三世界開始 在此基礎上，中國被重新定義，其革命典范意義得到高度肯定，成為戰后日本中國學的一個亮點。 例如，日本古代史的石母田正、西嶋定生、近代史的遠山茂樹等重視從東亞的角度關注歷史問題，中國研究界有竹內好等提出以魯迅、毛澤東的革命為典范的新的亞洲原理。

那么，戰前和戰后兩個70年的日本中國學，在怎樣的思想視野和邏輯結構中重新定義了亞洲和中國呢？

在東西兩洋之間定義亞洲

眾所周知，通過明治維新推進現代主權國家的構建，日本在不足20年的1880年前后取得了制度建設上的重要成果，其中兵制改革( 1879 )和國民教育體制的確立) 1881 )最為重要，因此成為后富國強兵文明開化的國策乃至海外擴張的國家戰術 以前流傳下來的漢學是近代的中國研究，其學科體制的完善也從現在開始。 從幕末到維新，經過蘭學的進口和黑船來航事件等，日本人在與歐美的接觸中已經打開了視野和視野，以中華文明為中心的以前流傳下來的華夷秩序觀及其下形成的漢學由以前流傳下來而衰退，新的世界觀念和亞洲的想象逐漸形成。 在東西兩洋之間重新定義亞洲，重新思考中國在亞洲的想象，首先體現在國家教育體制的學科修改上。 日本蒙古史研究的先驅那珂通世于1895年在高等師范學校創立了東洋史學科，將其與本國史(日本史)和西洋史并列，開創了戰前日本教育體制中將支那史定位于東西兩洋之間的先河。 他1890年出版的《支那通史》全四卷，實際上是在參照歐美歷史教科書的基礎上，進行了使以前流傳下來的漢學脫胎換骨的重組。 其中，歷史事實的客觀描述和科學實證的研究做法以及中國文化停滯論，構成了這本書的基本特色。

關于大學教育體制的學科修改是10年后。 例如，京都帝國大學于1906年創立文科大學(文學部)，為了與東京帝國大學抗衡，開設了分別屬于哲學、史學、文學學科的支那哲學、東洋史學、支那文學三個講座，體現了大學創立之初重視東方學迅速發展的方針，是京都支那學的基本。 其中，東洋史的名稱值得觀察。 內藤湖南強調東方史即支那文化的迅速發展史(《支那上古史》緒論)，但在學科建設中多次使用東方史的名稱，顯然是要重新定位中國。 另一方面，東京帝國大學在1910年將支那史學科改為東洋史學科，作為學科的東洋史學其制度最終確立。

總之，20世紀初日本已經建立了新的漢學/支那學知識制度，中國在西方、東方、日本三級結構中被重新定義，中國史常常被涵蓋在東方史上，原有的權威地位和世界意義相對化，成為亞洲地區內的地方性知識。 東洋史吸收了從以前傳下來的日本漢學，確立為以中國史為中心，包含亞洲各民族各國歷史文化的學科。 其時代背景在于，日中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促進了日本人亞洲意識的覺醒，誕生了與西方學不同的東方學。 其中，從對抗西方到聯合東亞到征服亞洲，日本的國家戰術在學科的快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當然，這個東洋學的核心依然是中國學，但是戰前也有東京的漢學、京都的支那學之分。 以以東為中心的漢學，貼近國家意識形態，通過儒教確立忠君愛國的道德倫理秩序。 學術成果突出，但維護儒教、為國服務的政治傾向，乃至以儒教統一亞洲和世界的意識形態狂想，在今天無疑是落后的保守有害的。

相比之下，戰前京都的支那學也未能幸免于被戰爭意識形態污染的命運，但其一再純粹學術的基本態度無疑推動了中國研究的迅速發展。 他們也同樣經歷了將中國知識相對化地方化的過程。 但是，京都學派在強調新的世界觀的同時從外部關系重新定義中國，也著重于狩野直喜尊重中國人的價值觀從其內部注意歷史的態度，以及內藤湖南等人對章學誠和清代考據學的重視和發掘等中國內部的歷史規律和做法。

具體來說，今天我們稱為京都學派的，是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文學部)第一代校長狩野直喜( 1968~1947 )等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學構想的開始。 之后，形成了以內藤湖南為首的中國學派和桑原隈藏開始的東洋史學派，形成了兩大潮流并行迅速發展的局面。 其中的中國學派有狩野、內藤等東方史和中國文化史研究以及鈴木虎雄、青木正兒等中國古典詩文研究，有兩個學術方向平行迅速發展的現象。 京大中國哲學史研究也由狩野直喜首創，其學術特點是構建基于清朝考證學的文獻實證研究。 另外，這是小島祐馬( 1881~1966 )通過將思想視為社會的產物，引入社會科學來考察哲學的歷史意義的社會思想史研究。 也就是說，小島祐馬和狩野直喜一起從京都學派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學術以前就流傳下來了。 另一方面，如內藤湖南( 1866~1934 )的唐宋變革學說，中國近世始于唐末宋初，但東方在千年前就已經有自己的資本主義萌芽，為了對抗西方學術界亞洲未產生資本主義因素的歷史敘述，中國近世的根據和做法是漢魏六朝的政治 鈴木虎雄( 1878~1963歲)自始至終立志講授中國詩文，影響了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中國文學藝術研究家的出現。

另一個亞洲、世界視野下的中國論述[/s2/]

以上，筆者首先考察了戰前日本學院派漢學/支那學迅速發展的概況，在觀察中國相關知識生產內在的、揮之不去的帝國主義殖民色彩的基礎上，闡述了在新的世界觀念下，在東西兩洋之間重新界定亞洲，重新審視中國的學術發展過程。 那么，戰后發生了什么變化呢？ 確實，1945年的戰敗和帝國日本的崩潰引起了歷史的嚴重斷裂。 但是，這種斷裂體現在政治經濟的制度層面，思想學術在戰后仍有新的面貌和快速的發展路徑，但與戰前批判性繼承的關系卻很淡薄。 東京的漢學、京都的支那學和戰后的中國史研究的關聯就是這樣，戰前日本學院派以外的中國論述和戰后迅速發展的中國革命研究的傳承關系就更不用說了。 以下，筆者僅略談戰前兩位杰出的中國論者橘樸、尾崎秀實和戰后竹內好等的繼承關系，探討日本學者在另一個亞洲、世界的視野下如何論述中國革命及其亞洲的意義。

橘( 1881~1945歲)被認為是日本戰前最優秀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日俄戰爭后，他來到中國在京津大連等地居住了30多年。 在此期間，他親身經歷了現代中國激烈的社會革命和歷史變遷，寫了許多關于中國的記述。 1936年出版的《支那社會研究》、《支那思想研究》是其前半生文案的凝聚，不僅有對國共兩黨社會革命的考察，而且其研究從民間道教延伸到中國社會性質，形成了關于中國的自足解釋框架。 其中，下層廣大民眾的思想信仰(通俗道教)和上層社會的階級關系)官僚階級統治論)和下層社會的自治組織形態)是貫穿社會歷史多個層面、與現實密切相關的系統，可以從中得到關于中國的總體記述

樸自稱為在野的布衣學者，與學院派的漢學/支那學學者不同。 他注意到中國的視野在于實際的社會革命，以中國人的尺度為基準評價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迅速發展。 他反復批判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對中國的無知和輕蔑，同情中國革命，努力確立自己獨特的中國論述。 但是，橘樸是一位多而雜的歷史人物，其思想認知有前后兩個不同的時代。 滿洲事變前后他發生了方向轉變，從在野的平民投身日本國家，成為提倡王道的偽滿洲國建國理論家。 這將滿洲國王道自治論和東洋共同社會論等他后來在中國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的關于東亞社會的知識構想作為對日本殖民擴張行為的理論論證。 也就是說，后期橘樸試圖在因日本殖民擴張而發生巨大變動的亞洲地區重新定義中國，并在大戰爆發后提出了東洋共同社會論。 他闡明了印度、中國文明的偉大和日本平等聯合的必要性，但多次日本人會在融合東方各文明中發揮指導作用吧。 因此，他的帶有反西方資本主義好處社會的東方共同社會論，不可能不帶有右翼意識形態的色彩。

如果說橘在后期亞洲嘗試重新審視中國是失敗的嘗試，與他前期研究中國的成果一起被遺忘了，那么同樣是日本戰前杰出的中國論者尾崎秀實( 1901~1944 )關注社會革命和亞洲社會主義理念構筑的現代中國的做法論 尾崎秀實是參加二戰期間轟動一時的索爾蓋紅色國際諜報團，1944年被日本軍國政府絞死的傳奇人物。 但是，在筆者看來，他的歷史功績不僅表現在參加佐爾格國際諜報團上，還表現在中日戰爭時代發表的許多出色的中國論述上。 那部《暴風雨中的支那》、《現代支那論》等作品，至今仍有一種理解中國誠實和深刻力量的感覺。

尾崎秀實在大學時代接觸馬克思主義以來，形成了社會革命視野下關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做法，大戰爆發后，逐步構建了戰爭引發革命實現亞洲社會主義的理念，從思想到信仰最終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 他關于中國的評論活動集中在1936年到1941年之間，這是中國全民族抵抗運動由于日本的侵略戰爭而上升的階段，他聚焦于中國的民族問題，努力與更深刻的社會革命聯系在一起。 其中國論述了在表面分裂衰退至極的假死現象的背后，中國民族可以發現抵抗外來征服的主體力量的聚集。 從世界革命理念擴展出來的關于亞洲社會主義的構想也在這個認知過程中產生了。 1942年2月，在回答司法檢察官的訊問時，他清楚地談到了世界共產主義的過渡形態——亞洲社會主義構想。 世界資本主義社會將轉變為世界共產主義社會。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了蘇聯一樣，這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將誕生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導致世界革命的完成。 由于日本陷入日中持久戰爭的泥潭，國內社會各方面疲憊不堪，社會革命將會爆發。 此時的日本需要擺脫蘇聯和資本主義體制的日本和中國共產黨完全掌握領導權的支那，這三個民族之間的密切合作。 以這三個民族的密切合作為核心，首先建立東亞各民族的民族共同體。

帝國主義戰爭引起資本主義內部的混亂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導致社會革命的爆發，社會革命必將推進超越單一民族國家的地區社會主義的出現。 這是以古典馬克思主義為原點，經過共產主義的國際推進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實踐而逐漸形成的社會主義構想，與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亞洲主義完全不同。 在尾崎秀實看來，這一理念顯然來自對中國民族運動乃至社會革命的持續關注和對社會主義方向的堅定信念。 在1939年出版的《現代支那論》一書的前言中，尾崎秀實深深期待著日本對中國的研究進一步深化，是在從數百萬中國戰場獲得切身理解的新一代日本青年回歸祖國之后。 這些都印證著戰后日本中國研究的輝煌成果，竹內好有野村浩一、藤井升三、丸山升、溝口雄三等為代表。

竹內好( 1910~1977 )在中日戰爭末期上過中國戰場，其艱苦的經歷為他后來的中國研究奠定了基礎。 戰后，他通過考察魯迅和毛澤東為中國革命構筑了不斷快速發展的敘述結構，充分肯定了其內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在魯迅方面，看到被壓迫民族作家的反抗精神，導出了亞洲追求替代現代性的模式。 在中國革命方面，他從辛亥革命到共產黨建國，再到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現了其歷史的內在邏輯性。 這當然是依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因為近代中國的三位偉人孫中山、魯迅、毛澤東之間看到了這種連續性。 此外，通過文革中反叛的新概念，看到了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象征意義。 總之，土地革命、根據地與解放區構成了三位一體的格局，代替國家完成了抵抗侵略者解放戰爭的使命。 而且，它也成為了中國革命的原型。

這確實是竹內好20世紀60年代反抗日美安保、謀求民族獨立的日本構筑的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烏托邦，但也有自己的思考語境和外部現實背景。 第一，他認為，在20世紀50年代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革命人民的世界大潮中，包括民族獨立運動在內的中國革命的成功，至少在亞洲取代了明治維新的日本，具有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模范作用。 因為日本的現代化最后走向了殖民地戰爭，那個民族主義失去了女性。 第二，竹內好激烈反對20世紀60年代來自美國的現代化理論，認為其背后有很強的反共意識形態動機，有理論均質化的傾向。 它也許可以用來說明日本的現代化過程，但不能說明中國革命的歷史。 要說為什么，那是因為中國革命及其現代化是獨立于近代西方的另一種現代事物。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竹內好之中國革命論的反西方中心主義性格，以及在亞洲中了解中國，或者被中國認知并波及亞洲地區的做法論的特征。 這和上述尾崎秀實的中國-亞洲論有很大不同的性格。

亞洲中的中國或者中國和亞洲是相互關聯的結構。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中國位于亞洲的迅速發展，需要解決與亞洲鄰國的關系。 此外，亞洲不是被動的地理經濟場，而是擁有多種多樣的文化歷史和多民族組成的政治領土。 中國需要在亞洲中不斷明確自己的位置，而在其活著的變動中的亞洲也在不斷地認知和接受中國的快速發展。 這就需要建立能夠相互認知相互信息表達的關于亞洲的地區研究體系。 近代東方學/中國學的迅速發展歷史，有失敗的教訓和成功的經驗，足以為我們提供豐富的思考資源。

本文刊登了《文化縱橫》年4月號

趙京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學院

本文：《“在東西兩洋間重述“中國”：近代日本的東洋學/中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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