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新文化運動以來，儒學在現代化背景下經歷了許多紛繁快速的發展道路，應對不同時期的問題，現代儒學產生了形態不同的理論體系，對這些不同體系的歸納、辨析、探討是當今儒學研究的重要作用之一。 作者認為，現代儒學的復興關系到民族文化的自覺和未來中國文化的前途，我們必須在世界文明的大框架內重新審視和發現儒學的價值，而不是封閉、孤立、極端地引導儒學的現代復興。

國學熱興起后的儒學復興運動，經過20多年的發展，已經由微乎其微，面臨著重要的關節點，現代儒學研究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梳理儒學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受挫后，從現代文化的語境和背景重新出發的歷史，大致經歷了三個時期。

一個是現代主義興盛時期，在全面西化的壓力下，儒學日益取代、批判，不符合現代性的文案都堆砌在儒家頭上，完全申辯式的生存常態化，堅持退卻，百口莫辯。 二是在中西相互解放的方法中，逐步走上融合與會通的道路，以接受西方普世價值、接受現代性的基本基本基礎為前提，迅速發展儒家色彩的現代主義，站穩了現代世界的腳跟。 第三，要走出與現代古典儒學二元對立的框架，打破中西對立的既定思維模式，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詮釋儒家文化的價值，構建獨立的文化主體性，從而自立于世界之外。

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儒學的快速發展經過艱難曲折的摸索，演繹出波瀾萬丈的景象，也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表現方法。 這些形態不同的系統所面臨的時代問題存在差異，其時運也不同，有的長期影響較大，有的開花結果。 對儒學的迅速發展來說，這些不同的形態在現代理論和實踐活動中可能有線索，但只是畸形較輕甚至混雜，形成了許多龐雜的陣型，難以分辨虛實，因此留下了許多疑問 所以，如何從理論上總結、分析和探討這方面的問題，成為當前儒學研究的重要任務。

現代性與保守主義

對現代性的全面擁抱構成了20世紀中國儒學迅速發展的主調，離開現代化背景，就無法理解和解釋儒學在現代中國所經歷的曲折和走過的道路。 在經過一系列歷史痛苦和文化選擇后，中國踏上了向現代化邁進的道路，如何向西方學習，以應對西方的挑戰，成為了時代的主要潮流。

一個世紀以來，現代主義者對儒家思想提出了大規模的批判，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打擊和改造，這種清算是根本性的。 隨著儒家文化賴以生存的制度結構和社會土壤的崩潰，從古典系統到語言方法，儒學如隨風飄散的浮云，已是莫言之間。 反傳統主義者大力制造的現代神話，導致了現代和以前傳統之間深刻的對立分裂。 在他們看來，只有現代性才能創造自由空之間，讓個人擺脫習俗、貧困、專制的奴役，獲得精神上的解放，并且走向現代化，才能創造中國未來社會的繁榮與進步。

不符合現代精神的儒家從以前流傳下來，帶來了社會的衰退、大眾的愚昧、國家的貧弱，需要被徹底地探討、批判和拋棄。 現代主義的這種二分法隨處可見，在現實生活中產生并影響著強大的定勢，一切思想觀念都染上了它的印跡，因此人們早就習慣了它，甚至在現代中國的文化現象中依然顯得根錯蒂固，現在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給儒學帶來腐朽不堪的打擊，使以前流傳下來的文化名聲、知識分子建立起來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一落千丈。 當時先進的學者們站在反以前流傳的行列上，對于圣人的圣經干裂破壞冠冕、撕破長袍、扒褲子的行為(錢玄同語)，決心成為以前流傳的反動、落后、頑固、燒荒的代名詞。 充滿激情的理性批判精神，面對以前流傳下來的普遍懷疑和徹底決絕，成為那個時代不可抗拒的歷史意志和潮流。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代批判精神和對科學民主主義的高漲，相對于古代中國所起到的震撼現代、側耳傾聽的作用，在空面前是巨大的，其啟蒙意義也具有永久的歷史價值。 正如舒哲所言，回顧五四啟蒙運動的歷史，我們不禁被中國知識分子與古老落后的封建精神作斗爭的頑強精神所折服。

但是，從文化層面看，現代主義者激烈的反以前傳和歷史虛無主義態度，特別是全面西化的主張和對以前傳文化的簡化解決，顯然是失當的，這引出了后五四時代相當多的思想家，對中國以前傳文化的重新判斷和激烈的反以前傳的定義是全面的

華慈( benjaminschwartz )將這種對抗全盤西化，基于以前流傳下來的基礎上，融會古今，有順應時代要求的意志和傾向，被稱為文化的保守主義。 例如現代新儒學的許多先驅都屬于這一類。 曼海姆( karlmanheim )等人認為，保守主義不同于通常的傳統主義，傳統主義是普遍的心理屬性，而保守主義是特殊的歷史與現代融合的現象。

保守主義就是這種客觀、歷史嵌入的、動態變化的結構復合體，始終是一個特定時期社會歷史現實綜合心理精神結構復合體的一部分。 所以，他在談到19世紀的保守主義時，指的是不同的哲學和非常確定的密切聯系以及與此相連的思想方法上的獨特之處，而不僅僅是不同的政治渴望。 這種思潮在當代中國的表現，又有其獨特之處，這是其文化方面的主導意向，當代中國保守主義的另一特色是，它首要的是文化保守主義，基本上與首要的社會政治現狀無關。

文化保守主義與政治保守主義有密切的關系，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從根本上說，文化保守主義者不是墨守成規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現狀的政治保守主義。 例如，熊十力對當代中國革命的態度就是這樣，在政治上，他是堅定的愛國民主主義者，對封建專制主義深惡痛絕，對民主革命深有向往和極大的關懷。 但是，對于以前流傳下來的文化，恭恭敬敬、態度保守，遠遠落后于時代。

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反以前傳來的巨大氣勢和由此帶來的強烈沖擊，他一方面被反帝反封建的高漲勢頭和科學民主時代的聲浪所感動，另一方面也對批判以前傳來的文化的喧囂深感不安。 這種矛盾的心境，與他的一生一起，出現在那部作品的字里行間。

保守主義對以前流傳下來的文化的自尊感和維護感，隨著西風逐漸燎原，以前流傳的文化越來越消失，以前流傳的文化越陷入困境，就表現得越強烈。 而且，這種自尊心和維護感經常與民族主義的感情交織在一起。 近百年來，中國面臨的亡國滅種的危機，和以前流傳下來的文化不相適應的困境，正是為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的扎根和繁殖提供了富饒的土壤。

史密斯( anthonyd.smith )認為，民族認同感往往能發揮威力，振奮廣大市民。 即使不是大多數市民，為了國家利益而產生自我犧牲的精神，也是在民族危機和戰爭時期，尤其如此。 他具體分析了民族感情和以前流傳下來的記憶之間的關系，提出了重新啟用文化的概念。 歷史學家、語言學家、作家想要重新發現共同體的過去，想要將歷經世代慢慢傳播的各種集體記憶、神話和以前流傳下來的東西，闡明、整理、體系化、合理化為前后一致的民族歷史。

在現代主義強勢的包圍下，現代刺激促進了中國人文化上的自我反省，并激發了趕上文化的勇氣和力量。 20世紀30年代，抗戰期間，民族空前的危難加劇了這種自尊心和維護感的悲壯氣氛，同時形成了迫不及待的緊迫性，產生了以民族為本位的哲學創造活動和精神產品。

▍中西會通的哲學之路

我們關注現代儒學的快速發展形式，其選擇多為和諧式，通過中西會通之路，與現代主義形態有交叉重合的地方，同時從遠到近，從弱到強的過程中，中西會通已經是當今時代的第一 例如現代的儒家集團，從熊十力到牟宗三，基本上都走中西融合的道路。

他們對現代主義者持批判態度，認為一邊倒的選擇明顯過于簡單化，強調中西之間的會通與融合。 在這個和諧派看來，西方文化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如科學精神、合理主義求知欲、對個人生命的尊重及其制度創新的能力等，這些確實不是儒家以前傳下來的，所以有必要大力吸收。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極度物欲膨脹和畸形的支出觀、對內對外的強力剝削乃至軍國主義的導向，以及道德和精神的衰退等，都需要我們高度覺醒、大力排斥。 為了矯正這些弊端，有必要動員以前傳下來的資源，遵守儒教的角度，進而回歸到以前傳下來的東西上。

現代語境下產生的和諧主張，始于新文化運動時期，在隨后的幾十年中，它始終籠罩在現代主義的濃重陰影之下。 只是，晚失，漸入佳境，成為影響相當大的文化形態，這也是一種達成共識的、非常時髦的社會思潮。

這種和諧方法所面臨的中西古今紛爭紛繁復雜的局面，要求我們用較為恰當的方法來解決緊扣時代脈搏的意識、放眼全局、打開十字的氣魄，以及儒家歷史，深入思考、全面解體、理性批判。 只有這樣，才能將破碎、碎片化的儒學材料重新置于新時代的語言境地，使博物館化的儒教重生。

對以前流傳下來的儒學主導的經學形式來說，科舉結束，帝制結束，特別是社會意識形態的根本變化，新的知識體系及其保障制度的落實，使得純粹經院式的儒學完全沒有了現實存在的可能性，承載儒家思想運行的現實功能也隨之消失。 進入民國后，純粹經院式的儒學被史料解析，編成經學史，但現代學術方法研究的經學失去了原意，成為歷史研究邊緣化知識和學術界難得的裝飾品。

由此可見，儒學的非經學化和儒家思想敘述方法的轉移，成為儒家身份能否通過時代濾波器、能否生存下去的前提條件，也成為儒學資源與時俱進、實現現代轉換的必要選擇。

在這種情況下，新儒家主流人物走一條哲學道路，用思想提煉的方法盡量剔除儒家經典原有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刻意背離以前流傳下來的經學特定語境、敘事語境、外在形式，彰顯儒家精神因素，凸顯其思想性 當然，這一措施有效地保留了儒家的成果，延續了儒學的生命力嗎？ 符合儒家思想現代化的要求嗎？ 這些問題仍有待考慮、討論和討論，但其嘗試的必要性和迄今為止取得的突出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不容置疑的。

現代儒學接近哲學有其時代的必然性。 20世紀中國社會發生的劇變，使儒家思想扎根的土壤越來越貧瘠，脫離人們日常生活的儒學，已成為越來越遙遠的記憶。 懸而未決的狀態，已經把儒教資源變成了思想的碎片和漂浮的觀念。

而且，面對現實的無力感和實際影響日漸消失，把儒學研究推向更觀念化的創作道路，把思想提煉和提煉作為應對現實挑戰的基本方法。 在賽場收縮和思想移動的過程中，現代新儒家人物重新選擇、拼接零散的文化片段，將編織作為新的系統。

他們的工作也必然走向高度玄思化，遠離儒學的草根性，形成了純粹的學院化形式。 作為現代學科的哲學，它適合儒家思想形態轉變的訴求，提供了容納儒學素材的庇護形式和儒學們安身立命的場所，因此成為儒學賴以延續其生命力的首要選擇。 因此，現代新儒家人物多為哲學家并不是偶然的。

關于學科形式的期待值，哲學展開的思想解釋比歷史學更能明顯地擴展文化以前傳入的想象空之間，也能找到介于歷史和現實之間的觀念的結合點，因此也期待著孕育儒教文化新的生命力 事實上，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堅持弘揚哲學旗幟的目的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儒家思想的活性，使之不至于完全材料化，最終能喚起人們內心深處，精神上延續的聯想。

由于民族文化以前就流傳下來的賴屃及其對儒學價值信念的執著，現代新儒家的哲學詮釋業，并不完全照搬西方哲學，而只是為我借貸。 熊十力的體系和做法暗合貝爾格森、懷特海等，但關于康德，雖然說他像貓畫虎一樣直接謄寫，但他總是觀察區分自己的哲學和西方哲學的不同，強調兩者之間不能劃等號。

唐君毅、牟宗三對西方哲學家的工作，基本上不認同。 否定多于肯定，批判大于學習，關鍵地方要劃清界線。 這表明儒家思想現代解釋的哲學化道路，不是對西方哲學的簡單移植和粗糙模仿，不是完全用西方哲學來解釋中國以前傳下來的東西，也不是中國思想的西方化。

儒學以前流傳下來的表達方式被徹底消除后，他們找到了新的媒體和新的載體，試圖用現代人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方式重新表達儒家思想的精義。 這個過程本身是創造性的，既是批評，也是解釋。 正是在批判與解釋的雙向互動中，吸收包括西方哲學在內的新知識從以前開始就在改造儒學，重建儒家本位的文化系統。

因而，這一現代化努力的方向，適應了時代快速發展的趨勢和新的學術建構的要求，為儒學的現代化做出了有益的嘗試，為中國思想在當代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典范。 在部分回應西方形而上學思維挑戰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和挖掘了中國儒學的精神。 從中西文化沖突和交流的大背景來說，這條路將繼續下去，同時也將繼續深化和開拓。 其中產生的問題和缺失，也必須在不斷的探索中得到處理和彌補。

(/S2( ) ) ) ) ) ) ) )批判的以前的傳統主義( ) ) ) )。

隨著國際形勢的一些變化，儒家觀者的眼光發生了變化，對儒學的重新認識、理解、評價掀開了新的一頁，洗刷了近代以來一邊倒的負面印象，儒學的聲譽和形象得到了根本的改變。 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擺脫了閉關鎖國的封鎖狀態和意識形態的緊張對立，儒家符號也從以往附帶的各種污泥濁水中被提煉出來，無論經過一系列混亂，都從正面、向健康的方向大步前進。 這個變化可以說來得很早，但有些出乎意料，戲劇性； 20世紀沒有的事，真的可以說是歷史性的轉變。

在這種新形勢下，儒學迅速發展的形式出現了新的趨勢。 不認同現代主義，不批判以新儒家為代表的中西和諧的主張，而是選擇或者開拓以前流傳下來的道路，我們姑且稱之為批判的以前流傳下來的主義。

這種思想主體性的轉移，顯然是經過現代化洗禮后的新形式，它不了解現代主義，不輕易拒絕，而是踏上現代泥潭后，希望抖落灰塵，就是曾經滄海、回頭、再望 批判由來已久的主義對現代主義進行了很多深入的探討。 現代科學的狀況被理性主義者的傲慢所破壞，汲取于外部世界的征服和人類社會的統治，但日常生活流于深刻的科學分層和精英主義，人類普遍的精神性越來越萎靡。

各種暴力現象層出不窮，合理的設計和布局束手無策。 往往只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政治和知識權力，反而有可能成為對自然和社會施暴的淵藪。 主流文化形態以外的民間知識和以前傳下來的智慧被徹底邊緣化。 在科學和理性的名義下，輕視其他方面人類的潛能，對生命的意義和日常生活的習性，關注得太少，或者隨便規劃支配，人的存在就會成為激發各種力量的人偶。 批判由來已久的主義在面對現代性的姿態上，與主張和諧的一派略有相似，其理性解體角度可以看作是對西方情緒排斥的輕微調整。

但是，他們不重視融合的方法，甚至不認同中西會通的說法，認為一個社會只有一個主體，需要回歸自己的真性。 另一方面，這種真性基于特定文明以前傳下來的東西和特定的歷史文化，其社會共同體的形成和所屬成員的思想變化有自己的軌跡，不會因為時代的變化和評價標準的游弋而完全失去認可感。 所以，儒家對其他文化的借鑒和吸收，是批判性自我反省的輔助手段，而不是西方化中中國式地改變自己的主體性。

文化形態的一些變化雖說是必然的，但道路不是固定的、唯一的，在面臨挑戰中的更新，是在實踐活動中找到最能發揮自身潛能的復興方法。 從批評之前流傳下來的主義與成熟的現代主義中西會通派相比，還處于意識集中的狀態，可以說不那么明顯。 因為，這是因為思想主張和學派的特征缺乏鮮明統一的特征，在當今儒學實踐中，其理解的路徑和表達方式也各不相同，零散無序。

表面上，批判的自古以來的主義一直延續著求援的策略，甚至有相似的復古感，似乎回到了以前。 但實際上，這種新思維和相關論壇的出現，代表著現代反思的前沿動向，不是簡單地回到舊歷史，而是從建構以前流傳下來的。

正如哈貝馬斯所說，作為對席卷一切的現代化大潮的反應，以前流傳下來的主義本身就表現為徹底的現代改革創新運動。 近十多年來儒學的話語，已經開始構建新的身份，其語境不再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傾慕、崇拜、對自身文化的反觀內省，而是擺脫中西對立的格局，在新的全球化版圖中重置中心和邊緣，儒家價值的普遍性和西方價值

薩義德( edwardw.said )指出，身份的構建與社會中的權力運行聯系在一起，身份構建絕非純粹的學術隨想。 隨著東亞現代化的成功和中國的崛起，西方價值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戰，包含優勢和先進性的西方觀念開始動搖，并且長期臣服于西方霸權的東方急于尋找自我伸張的方法，重新設定自己和他人的身份。

薩義德說:“所有時代和社會都將重新創造自己和&lsquo； 他。 因此，自身身份或&lsquo； 他的身份并不靜止，很大程度上是人為構筑的歷史、社會、學術、政治過程，就像每個社會不同的個人和機構相關的競爭。 在這種背景下，儒學復興的現代性和諸多復雜性在全球化的動態格局中一一顯現，并與我們的現實生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在新的身份建構中，逐漸找到了其當下的根源性。

儒學的復興展現了儒家價值的自覺和自覺，也展現了民族文化傳入自身以前的回歸。 如果一個文化在長期迷茫的狀態下，隨波逐流，什么都不依賴，模糊了自己的身份性，失去了自己，那就一定沒有前途。 近百年來的危機使中國文化失去信心，文化的主體意識和自覺性降至最低點。 中華民族的復興離不開中國文化的復興。 中國文化的復興首先需要文化自覺，恢復失去的精神家園為先。

作為中國文化主體部分的儒學，其價值的自覺和重新詮釋，關系到未來中國文化的前途。 我們必須擺脫近代以來一維單向的線性歷史觀，重新發掘儒學以前流傳下來的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 而且，我們也要拓寬文化視野，把儒學放在世界文明的大框架內進行反思。

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各種文明形態高度融合，各種文化模式錯綜復雜，決定了不可能有任何排他性。 所以儒學的復興和近代以前的情況完全不同，它既不是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對立起來，也不是把儒學作為排斥外來文化的借口。 相反，這樣的儒學需要在更大規模和更深層次上吸收人類文明的各種優秀成果。

特別是在經受了西方文化的全面沖擊和深刻洗禮之后，其開放性、韌性、鑒識力和非凡弘益的能量，應該是任何時代都無法比擬的，它可以承擔任何考驗。 而這類儒學，不僅是局限在禮堂之上的喧嘩，而是完全基于現實的要求，與世界變幻莫測的風云、時代迅速發展的脈搏和社會大眾的意志緊密相連。 所以儒學的形態在現代不是封閉的，不是孤立主義的，不能走向各種極端。

基于這樣的理解，我們對儒學復興中出現的偏執和狹隘的觀念，如盲目的排他主義和自大的民族主義，以及將儒學宗教化的傾向深表憂慮。 特別是一些人仿效現代宗教模式，渲染原教旨主義想象，竭力營造儒學的神圣性，將現代化置于世俗一邊，神圣與世俗的假想性開始對立。 西方文化背景中，原本有一個以基督宗教為主體的漫長神圣體系，追求超越，夢想在彼岸拯救現實，但啟蒙運動的發生打破了這種信仰形態的獨斷性，進入了所謂世俗時代。

其中國文化歷史發展迅速，但不存在同樣的景象，既沒有神圣向世俗的轉換，也沒有查爾斯·之類的東西泰勒( charlestaylor )所說的大脫衣( thegreatdisem-bedding )的發生。 儒家從古至今流傳下來，沒有追求是否拋棄現實的超越性，所以將西方社會的神圣和世俗的二元對立簡單地移植到儒教中，只能說是觀念的錯誤。

儒家現實主義的本質接近所謂世俗性，但并不是與神圣性二元對立的情況。 如果硬要用西方神圣和世俗二元對立的結構來解釋，那就是在世俗中融合神圣，世俗中彰顯神圣，世俗與神圣并重，一切都是神圣的。

所以，沒有必要用西洋式的宗教來附和儒學裝扮，敢于創造不倫不類的現代儒教，然后用儒教的口吻講述現代社會的事情，這不是顯得滑稽嗎？ 雖然用塑造儒教的方法來拋棄現代主義，批判中西和合的只有很小一部分人，但這種極端的主張不僅引人注目，還潛藏著巨大的危險，有可能將儒學的現代復興帶入死胡同。

本論文原典《探索與爭鳴》年第一期，原題為《走向批判以前就流傳的主義現代儒學的迅速發展的形態與趨勢》。 照片來自網絡。 歡迎個人分享。 媒體轉載請與版權所有者聯系。

本文：《“景海峰：警惕當代儒學走向極端排他、自大和宗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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