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代以來，西學東漸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學者的知識結構、思維方法和話語體系。 容味言:借用西方文明的學術改造東方文化，可以將這個老大帝國變成少年新中國。 但是，在之后的歷史中，吸收西方知識往往超出改良的范疇，作為外來者的西方知識越來越成為中國學者的思想本位，中國所具有的古老語境顯得越來越遠，越來越陌生。 中西知識場中的主客關系發生了逆轉。 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界在國際期刊上的發表量持續增加，但研究做法大多采用西方理論語言。 正如李小云所說，今天中國的社會科學仍然是西方理論的資料員和研究助手。 復印件僅代表觀點，特編輯，供諸位思考。

中國從周邊到中心，從被動卷入中積極把握全球化，全球知識體系中的客體成為主體之一，是21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關系變遷中出現的新特征，是全球化進程中各種能動的 要認真客觀地看待這一新變化，必須超越左右意識形態的領域，以及西方中心主義和中國中心主義的角度。

國際上對中國快速發展經驗的關注表明，原本是地方性實踐的中國快速發展經驗被賦予了全球意義。 中國政府強調不進口其他國家的模式，也不出口自己的模式，表明在不把中國作為霸權目標的基礎上，中國有了一定的文化自覺，采取了相應的政治戰略。 另一方面，中國快速發展經驗的對外共享，從低調、謹慎、碎片化的快速發展成果的交流，發展到系統性的、基于制度和文化自信的治國理政經驗的海外傳播，共享文案也從中國經驗、中國奇跡變成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換言之，中國政府開始大膽地將政治制度表現為中國快速發展經驗的主體復制品，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制度自信。 客觀地說，這種立足于快速發展業績的政治自信和不稱霸的政治理念，極大地左右著未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流。 并且，隨著中國的地方性實踐越來越多的被賦予了全球性的意義，地方性知識也開始走向世界性的知識領域，新的知識戰場正在形成。

21世紀初開始流行的中國新一輪快速發展的話語，如改革開放、摸石頭過河、經濟特區之所以在西方得到廣泛認同，一方面是因為市場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優越性，被西方自由主義者所認同。 另一方面，也有西方左翼人士對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贊同。 隨著黨的領導和政府的強大作用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快速發展經驗不斷凸顯，西方自由主義陣營對中國快速發展經驗的認識逐漸淡薄，產生不安和對抗情緒，快速發展知識的張力自然也會顯現出來。

1994年，克魯格曼在《亞洲奇跡迷思》中指出，東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差異最終將成為政治問題。 對中國快速發展經驗的理論解釋涉及什么是未來中國快速發展的新思想資源以及中國如何與外部世界交流 如果缺乏這樣的理論解釋，不僅不能很好地講述中國的故事，還會極大地影響中國和世界的交流。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和思想界負有重大的歷史使命，但現實情況并不完全令人滿意。

第一，我國人文社科研究存在嚴重的路徑依賴和自主知識不足的問題。

當然，中國地方性的快速發展實踐根植于本土的政治和社會文化，但不能只從本土以前的傳入中尋找未來中國統治及其與世界關系構建的思想資源。 因為中國以前的傳入思想資源是在兩個重要條件下形成的。 一個基于中國的世界觀，另一個基于沖擊-響應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格局，顯然這些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 另外，中國的地方性快速發展實踐雖然受到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但與西方快速發展的道路大不相同。 這是因為立足于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使得與世界對話變得非常困難。

面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新變局，中國急需新的思想資源。 但是，中國社會科學和思想界在這方面的知識儲備明顯不足。 因為，中國的快速發展理論整體上在西方知識體系的框架下。 極端而言，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仍是西方理論的資料員和研究助手，西方理論存在嚴重的路徑依賴，導致我國快速發展的主體知識供給不足。

在中國社會科學中，西方中心論和中國特殊論都不理想，但相對于理性和現代性在中國的實踐和展覽，中國缺乏原創性和原地性的知識體系。 另一方面，中國學術界對當代中國快速發展的研究，無法擺脫費正清的卷入理論，缺乏自主的理論創新，難以與西方中國學的理論進行對話。 另一方面，目前許多學術交流與對話都強調理論自信，但充斥著理論支撐不下的空孔政治的話語，一種說法多是將中國現代的快速發展與世界文明完全分離，盲目提倡中國的特殊論。 這些說法缺乏系統研究和深入的思考，其廣泛傳播極大地影響著當代中國和世界分享本土的快速發展經驗。

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主要客體關系發生了變化。 主流研究仍然局限于學術依賴的其他人的觀點和框架，或者固守中國的特殊論。 認知這一變化需要認真審視國家、民族、文化、帝國、現代性、后殖民、儒學等一系列概念。 而且，我國人文社科框架比較研究落后，缺乏系統性和真正意義上的區域研究，對發達國家和快速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基本上是模仿西方理論和整理二手資料新聞，不容易通過對其他國家的扎實研究來審視中國的社會變遷。

第二，中國內部新的思想資源供給不足。

一般認為，近代中國的轉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迅速發展，是中國歷來與西方經驗有機融合的產物。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本土的政治和社會文化以前就傳了下來，以及西方的迅速發展思想，兩者各自發揮了各自的作用，但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存在很大的爭論。 也就是說，中國快速發展的成果和創新的思想來源在哪里？ 對此，目前雖然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但在理論上沒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因為對馬克思、韋伯、達爾坎等現代資本主義的理論解釋是系統性和科學的，國內外對中國古代的研究也有比較系統的理論，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相反，關于近代中國轉型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快速發展的研究大致存在三種類型。 一個是關于西方現代性擴張的理論。 這個理論的首要觀點是理性和現代性從西方擴展到中國，在中國內部形成了變異的現代性，但它沒有充分重視中國以前流傳下來的作用。 二是圍繞中國文明延續性的理論，這個理論不能解釋為什么中國能在全球化進程中高速發展三是圍繞改革開放進程的理論證明，如中國特有的政黨制度、政治體制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等。 但是，相關學說沒有超越西方自由主義和新制度主義的框架，無法擺脫中國特殊論的理論困境，也無法形成有力的理論體系。

現代社會理論的整體性和完備性是，從本體論、認知論到做法論、實踐論，有一系列系統性的邏輯框架。 但是，這三種理論學說各有特定的思想來源和關注行業，對當代中國變遷的解釋呈現分割化和碎片化的狀態，無法完美地展現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實踐與中國和世界交流的多元性和雜景。

具體來說，對中國快速發展的認知在本體論層面上缺乏突破。 雖然很多學者在一定程度上探討了這個問題，但在目前的社會理論研究中，很難找到關于中國快速發展本質的線索。 另外，本體論層面的理論缺失進一步導致認知論上的混亂，西方普遍論與中國特殊論的二元對立就是典型的例證。 最后，解釋為當代中國的快速發展還面臨著許多紛繁復雜的做法論問題。 在做法論層面上，西方社會理論把自己放在主體位置，中國是西方的研究對象。 因此，研究中國的快速發展需要調整主客體關系。

總而言之，講中國的故事要求建立貫穿中國歷史和現實的連貫的理論認識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審視世界。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中心主義的影響不可缺少。 這是因為我們在與世界交流的過程中需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和文化自覺。 另外，我們需要在實踐中進入他人的世界，對外部世界主體性的認識，也是形成中國快速發展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 換言之，中國社會科學需要面對現實，摒棄西方中心主義和中國特殊論的單一范式，不進行中國模式的政治說教，探索解釋現代中國的新思想資源，這樣的研究不僅要培養甘于寂寞的智者，也要培養鼓勵批判和創新的學術倫理和環境

本文刊登的是《文化縱橫》年10月號，原標題是中國社會科學的學術自主和文化自覺。

本文：《“李小云: “中學西魂”的終結與中國思想的新啟蒙”》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