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恢復農業生產的過程中，陳云開始了對中國農業和水利問題的初步探索。 在如何恢復農業生產，促進糧食增產的問題上，他認為增產的方法很多，在生產方面應該增加他們的產量，搞好水利，找好種子，減少畜力病，減少他們的損失。 這里提出了很多增產的方法，他比較后認為，恢復農業生產首要靠兩種方法。 一是在新解放區完成土地改革，鼓勵農民生產積極性。 二是防止干旱災害。 也就是說，土地改革與水利并重是陳云在國民經濟恢復期快速發展農業生產的基本觀點。

陳云強調水利建設的重要性，將其作為農業恢復的重要方法。 他指出，農業恢復，目前最重要的關鍵除了完成全國土地改革外，還在于水利。 幾條主要河流不發生水災，發揮一定的灌溉作用，加上一些農業技術的改良，農業的面貌就可以發生很大的變化。 他認為1950年的農業豐收與國家興起大規模水利工程密切相關。 今年水利工程和各地人民政府領導人民積極防災，豐收了數千畝可能遭受災害的農田。 今年全國豐收，農業增產。

1951年5月16日，他在黨的第一次全國推進事業會議上指出，水利建設是治本的事業，是百年大計。 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每年都有水災的可能性，必須在每年的預算中列入救援經費。 從長遠看，必須以儲蓄為主，兼顧儲蓄和排泄。 修建水庫，修建塘堰，山區還要種樹種草，保持水土，華北、西北地區還要挖更多的井。 同年7月3日，他在《處理糧食問題的幾條道路》中認為，農業增產的方法多種多樣，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防止水、旱、病、蟲等災害，爭取農業生產得到相當的保障。 具體來說，首先考慮幾年內全國水災面積是否最大在2000萬畝以下，然后觀察農田水利建設、擴大灌溉面積。

也就是在支援水利建設的項目中，陳云反復比較了迅速發展農業生產的許多措施，開始把農田水利建設放在比較重要的地位。 如果土地改革運動通過調整生產關系、重新配置生產資料的各種因素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從而實現農業生產的恢復和快速發展，水利建設就是改變自然環境，提高農業生產力，提供農業生產所需的生產保障。 陳云提倡的土地改革與水利并重的快速農業發展道路，確實切中了中國農業快速發展的要害，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業生產恢復的重要政治和經濟保障。

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陳云強調農業合作化是農業增產的捷徑，但并沒有放棄興修水利增產的基本思路，只是覺得投資大、見效慢。 從長遠規劃看，合作化后，要迅速發展農業，必須依靠農田水利事業。 這樣的認識是從陳云制定《全國農業快速發展綱要》《四十條》時就開始醞釀的。

1956年1月，他在《糧食增產是可能實現的》的演說中做了如下闡述。 《四十條》的重點是第六條。 也就是說，12年內糧食畝產將根據地區從150斤上升到400斤，從208斤上升到500斤，從400斤上升到800斤。 這樣的農業增產目標能實現嗎？ 他覺得可以。 他有水就能施肥，有水就能種多種作物。 解體了，說有多種作物以后可以收很多糧食，有多種糧食可以喂豬，喂豬可以變成肥田，肥田可以增產，吃肉可以減少糧食。 所以，水的問題得到處理，肥料的問題也基本得到處理。 南方的問題總是看起來像什么？ 水、肥料和人力。 養豬要有人，造水要有人。 比較水和肥料，水決定肥料。 他還指出，北方農業增產的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水往地上澆水，另一種是高產作物。 以上兩種方法的第一個還是水。 高產作物需要的是水，因為田地高產，變成水田后更是高產。 這樣，興修水利是農業合作化后農業生產的關鍵。

1957年9月，陳云在第四次農村實務會議上發表“探索農業增產比較有效的途徑”，將依賴水利和化肥促進農業生產的觀點進一步體系化，集中闡述了中國農業增產的出路問題。 陳云首先敘述了探索農業增產的認知快速發展歷史，證明了自己思想轉變的情況。 就我個人而言，從認知上來說，經歷了養豬育肥水利開墾的合作化過程。 現在已經合作了，&hellip； &hellip； 一切條件不變，只有合作化，增產速度也不快。 這樣，回頭看，增產糧食的方法第一是兩個，一個是化學，一個是水利。 化學在兩個方面，一個是肥田粉，另一個是化學纖維，也就是尼龍。 另一個是水，一個是排水，另一個主要是小型灌溉，把田地變成水地。 這是陳云關于中國農業增產問題的總觀點，證明他合作化后，把農業增產的道路變成了水利和化肥。 因此，他特別強調，農田水利在我國農業增產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要排在前面，不是第一位或第二位，而是永遠不會排在第三位。 水利、肥料這兩樣東西是最重要的。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是糧食增產最可靠的保證，這沒問題。 但問題是如何水利呢？ 陳云探索了這個。 他此時的水利，首要的是地方興起的小型農田水利工程，不僅僅是國家投資的大型水利工程。 他指出，處理水的問題必須興修水利。 小型水利工程和小型引水工程可以由農民進行； 黃河、永定河、官廳水庫這樣的大型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財力，需要國家的大量投資。 他認為，這兩項水利工程中，這樣的小水利工程可以動員群眾進行，不依賴政府投資，而是農民自己處理，所以是既快又省的方法。 他說:“打井也好，挖溝也好，都靠什么？ 不是政府，第一要靠老百姓。 由此可見，在國家投資規模有限的情況下，動員人民群眾大力進行小型農田水利工程，無疑是中國水利事業快速發展的正確方向。

1957年9月，陳云在第四次農村實務會議上“探索農業增產比較有效的道路”的演講中指出，水利部的屁股過去坐大江大河，現在應該坐兩個方面。 一個是農田水利，另一個叫做大江大河，一半無論是人力、觀察力還是力量的采用，都需要這樣的轉變。 當時，陳云強調要加強對農田水利建設的重視，但在陳云心中，河流管理與農田水利并重。 1951年初，黃河水利委員會提出了治理黃河石莊溢洪堰的工程。 陳云批準該工程項目后，確定表示對黃河治理決定的支持:這樣決定。 此后，中共中央在規劃十五計劃時決定建設三門峽水庫，陳云更是備受矚目。

但是，在三門峽水庫的上馬和建設計劃問題上，黨內外存在很大的爭議。 1956年，蘇聯專家完成了三門峽項目的初步設計。 水庫正常高水位(大沽海拔)為360米，庫容為647億立方米，但淹沒損失比《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技術經濟報告》的225萬畝增加到350萬畝，移民量從58.4萬人增加到89.0萬人。 在這個劃界案中，三門峽水庫回到陜西臨潼，淹沒范圍盡是關中沃野。 除陜西省反應強烈外，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和電力工業部青年技術員溫善章表示堅決反對。 如果黃萬里反對騎馬不結果，他每天都要排沙，堅決要求保存，以免堵塞所有導軌底部的孔； 溫善章先后于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兩次致函水利部和國務院，反對三門峽樞紐的高水位蓄水攔沙，認為以止水排沙為主，正常高水位335米就足夠了。 據此，以防洪為主，發電、灌溉和航運并重，水淹地不超過50萬畝，移民1015萬人，工程造價4.5億元。 但是，對于當時國內外水利科技的快速發展水平，無論是中國專家、蘇聯專家、工程技術人員、政府主管領導，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黃河挾泥沙的優越性，因此黃萬里與溫善章的

1957年2月5日，當時的農村事業部部長鄧子恢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肯定了三門峽水庫的重要效用，提出不停止建設。 第二天，毛澤東就此報告指示鄧小平，要求陳云同志五人小組解決。 3月7日，陳云為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起草了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信，主張統一考慮全國水利建設工程。 他們向中央提出如下建議。 在全國水利工程的全面規劃和進度尚未明確之前，三門峽工程的攤子不能擴展得太大。 五人集團同意國家經委和國家計委提出的1957年三門峽水庫工程臨時收緊辦法，先投資5000萬元開工，不要把攤子鋪得太大。 預計1961年竣工是不可能的，規模也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他們贊同三門峽水庫上馬的問題，但盡量考慮三門峽水庫上馬后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敦促國務院有關部門研究三門峽水庫與其相關各工程建設的合作進度和投資、用材、用人方案。 五人小組提交的報告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批準。 1957年4月13日，三門峽水庫工程正式開工。

三門峽水庫開工了，但爭論仍在繼續，中共中央對此高度重視。 1957年6月，周恩來比較了工程設計水位和運用方法的爭論，指示水利部向各方面專家召開討論會。 參加這次會議的所有專家學者，除了溫善章提出要從根本上否定低壩的改建和黃萬里對蘇聯專家的計劃外，與會者對中蘇專家完成的厚度達半米的設計書和資料，都贊同三門峽水庫的參選，沒有采納溫善章的意見。

陳云對當時三門峽水庫工程倉促上馬表示懷疑，他和黃克誠對當時主張積極上馬的李銳說。 工程開工后，陳云給予了密切關注。 他敏感地注意到，三門峽水庫工程由于討論不充分，對水庫建設后發生的水淹地、泥沙等問題考慮不夠，會產生許多重大問題，必須正視，作為水利問題決策上的教訓。 1957年9月11日，陳云在全國第四次農村實務會議上的演講中說，三門峽的工程太早了。 在隨后24日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他再次解散說三門峽水庫的建設已在全國人大通過。 這樣的問題，最好在人大通過議案之前，在報紙上公布，征求人民的意見，大家討論。 現在社會上有議論，黨內也有不同的意見。 據悉，水庫浸水那么多土地的話，水庫的泥沙堆積得很快，二十多年后就會變成泥巴。 有人主張水庫高，也有人主張水庫低； 有人說沉積物不會迅速發展，也有人說會迅速發展，爭論很熱烈。 現在回頭重新研究一下，證明了當時不應該倉促破案。 農業上的大問題，多個事業上的大問題，可以在全國展開討論，我認為這樣做只有利益，沒有壞處。 對于中國農業如何迅速發展，不僅共產黨內，社會上很多人也有意見。 所有好的意見，我們都必須吸收。

但是，既然做出了三門峽水庫上馬的決定，就必須正視現實，采取措施彌補工程建設中出現的問題。 1957年10月31日，陳云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會議基本上是通過《黃河流域計劃委員會關于三門峽技術設計問題的報告》等文件，以糾正已經存在的三門峽工程建設中的問題為目標。 1960年10月24日，陳云在三門峽冒雨視察水庫大壩建設現場。 他在聽取三門峽市和黃河三門峽工程局負責人報告時指出，三門峽水庫是關乎子孫萬代的大事，一定要嚴格控制質量，抓好工程建設，做到萬無一失。

三門峽水庫建設的決定失誤，在陳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但他并沒有把在這個項目上上馬時的責任問題推給別人。 1979年3月21日，陳云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說:“別那么說我。 也有很多反面的教訓。 一百五十六個項目中，三門峽項目是我經手的，不能說成功，而是失敗的教訓。 經歷了這次教訓后，他反復強調在重大工程建設中必須科學決策，提倡收集各種不同的意見。 這幾個在后來的南水北調項目中明顯出現。

南水北調項目是事關國家經濟民生的大計，在陳云看來，南水北調項目是造福子孫后代的大項目，如果能全面實施，我國北方部分干旱地區的農作物灌溉，糧食和農作物產量將大幅增產，人民生活將大幅 為此，陳云極為重視南水北調問題，多次參加南水北調問題的討論。

陳云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水資源分配不均的現狀，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每年都有水災的可能性，必須在每年的預算中記載救援經費。 但是，全國的水量平均并不多，從長期來看，必須以積累為主，兼顧積累和排放。 南方許多地方的年降雨量通常在千毫米到二千毫米以上。 從全年雨量來說，不是缺水而是有點多，但水多的時候太多，少的時候不夠，分布不均勻。 處理辦法基本上是用老百姓的人力擋山水，引河水灌溉，但北方缺水比南方降雨量少得多，降雨時間也集中在夏天。 冀魯豫兩省一年的平均降雨量不過五百五十毫米到六百毫米，我們一年只能找到額外的兩百毫米的水。 那么，我們可以保證豐收，可以保證四百斤以上的充裕。 那么，在水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如何盡快發展農業，處理糧食問題成為陳云關心的問題。

這個問題到了20世紀60年代逐漸有了答案。 陳云的健康狀況不太好，特別是從1959年3月到1960年7月的一年多里，陳云正在療養，關心糧食問題。 7月初，陳云結束療養回到北京。 他考慮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增產糧食。 7月上旬至9月上旬，陳云在北戴河參加中央實務會議，隨后離開北戴河在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等地進行了3個月的考察。 10月在河南省，陳云就農業問題與中國共產黨河南省委負責人進行了談話，指出水對處理中國農業問題非常重要。 取天然的水，取地下的水，取外來的水。 但是，他看到僅靠這三者無法從根本上處理北方地區的缺水問題，這特別是因為冀州、魯、豫三省提出從南方引水。 11月20日至12月6日，陳云在浙江考察期間聽取浙江省委負責人關于浙江農業生產、災情和農民生活安排等問題的報告時指出，現在是工業為支援農業出點力的時候了。 河北、魯、豫北、皖北等地的災害主要是干旱。 要把水像電網一樣在廣闊的區域調整，實現南水北調，需要建立多個抽水站。 1961年1月18日，陳云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的講話中，系統地闡明了對南水北調問題的看法。 在北方，黃河歷史上的大水災已經過去，現在的問題是這個地方缺水。 水只不過來自三個地方。 一個是地上的水，一個是地下的水，另一個是外來的水。 現在，必須保留地上的水，慢慢排出地下的水，想辦法解決外來的水。 外來的水，山東省大概需要500萬立方。 黃河和長江南水北調五口，未來最有前途的是昭陽湖和丹江口。 另一個計劃是從四川省橫向開辟水道，引進約000萬立方的水，但需要很長時間。 調整為距丹江口七八十億立方的水，可以灌溉河南南部一帶。 長江水無盡，如果用三十八萬千瓦的發電機從那里抽水，可以得到二百五十億立方的水。 這樣，如果每畝灌溉需要二百五十立方的水，就可以進行一億畝的灌溉。 除去蒸發滲出的水，至少可以灌溉五千幾萬畝。 蘇北、山東等地方可以灌溉上千畝土地。 這是件大事。 可以說，此時陳云關于南水北調的構想逐漸成熟。

由于南水北調是處理北方缺水、增產糧食的比較有效的方法，南水北調工程開工后，陳云備受關注。 20世紀60年代，江蘇開始建設江都抽水站，并在東線實施了南水北調的一部分。 陳云一直關注著這個。 1975年6月至8月在江蘇、上海、山東、黑龍江等地考察期間，他專程到揚州考察江都抽水站，詳細了解其抽水量、抽水速度、農作物灌溉效果、設備維修等情況，是南水北調工程造福子孫后代的大工程 之后，他多次強調要搞好農業，必須采取南水北調等必要措施。 1978年2月19日，陳云在中共十一屆二中全會東北組發言中指出，要搞好農業，除了開展大寨運動外，還應采取南水北調、建設商品糧基地、增加農業投資等必要措施。

陳云對南水北調工程非常熱心，但他對工程上馬持慎重謹慎的態度。 另一方面，陳云冷靜地指出，基于當時的國力，這是一個大工程，需要長時間的計劃。 我國目前財力有限，工程只能循序漸進。 另一方面，由于前面三門峽水利工程的教訓，陳云對南水北調工程投入了很大的積極性，但很謹慎。 他提倡收集各種意見，認真研究，以免這個項目在規劃設計方面有各種各樣的片面性。 1978年，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實務報告》正式提出建設將長江水引向黃河北側的南水北調項目。 9月，陳云得知南水北調工程的計劃已經明確，寫信給水利電力部部長錢正英。 我認為他應該接受過去三門峽工程中的教訓，為了不引起可能出現的弊端，還應該召開幾次持不同意見的人的座談會，讓他們能說出想說的話，逐一發表意見。 我認為傾聽所有對立面的意見是全面看待問題的最好方法。 為此，1979年6月5日，中國科協黨組向陳云并中共中央報告部分科學家對南水北調項目規劃有不同意見后，陳云十分重視，于6月17日委托李先念、姚依林、王任重、錢正英閱覽，并 我曾熱心于南水北調，但必須遵循現實，我的意見是農委或水利部召集反對這個計劃的科學家召開幾次會議。 當然贊成原計劃的同志也有幾個參加，可以讓他們一個一個發表反對的意見，同時結合他們主張的意見(例如地下水庫等)創造研究的條件。 我們在進行南水北調之前，必須確保自己有信心。 請考慮一下是否這樣做。

基于對農業快速發展的關注，陳云從未停止過對水問題的思考。 值得觀察的是，陳云晚年也十分重視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水資源的利用問題，同時加深了對水問題的認識。 他多次強調要從戰術的高度認識水問題的嚴重性。

陳云主要關注水資源的節約問題。 1979年6月17日，陳云在給李先念、姚依林的信中，將全國各地的水資源狀況作為經濟建設亟需觀察的兩個問題中的第一個提出來。 他指出農業需要水，工業需要水，人民生活需要水。 天津、北京等部分地區水資源緊張。 今后工廠的設立必須觀察水的使用量。 有些工廠由于礦山的關系只能在當地開設，有些工廠需要在有水的地方辦。 即使是有水資源的工廠，也應該有節約用水的方法。 其實，陳云早就認識到了全國每個人平均水資源不足的國情，1951年4月4日，陳云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實務會議上發表了一九五一年財經實務重點講話，專家估計，中國水量還不夠。 我們必須建設，在這方面也要有充分的準備。 時隔30年，陳云在1981年9月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演說中再次強調，關于水的問題必須考慮長時間的計劃。 南方多雨，北方少雨。 水資源短缺，在我國北方是個大問題。 &hellip； &hellip； 南方水資源豐富，應該考慮如何利用水，進行水力發電。 總之，水資源問題已經提到了我們的議事日程。

水污染問題是陳云關注的另一個重點。 隨著工業經濟的迅速發展，污染問題越來越引起陳云的觀察。 1975年7月19日，陳云赴高郵視察真武地區58號和61號石油鉆井時指出，要注意環境污染問題，必須在生產設計上做好污染防治設計，不等待事后處理。 1979年，陳云在寫給李先念、姚依林的信中提出，要盡快觀察工業污染問題。 現在建設的工廠中，對于污染問題還沒有解決的，我們必須心中有數，逐步改變。 今后，工廠的運營必須把解決污染問題放在設計的主要位置，真正優先防止危害。 這是個嚴重的問題。 我國的水量本來就不豐富，陳云非常擔心如果再污染下去，水資源的形勢會更加嚴峻。

1981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陳云在會議上提出，對水電問題、城市污染問題的處理等涉及經濟快速發展的戰術問題，必須考慮長時間的規劃。 他還強調，召開人代會時，上海有同志認為必須根治蘇州河。 蘇州河的污染，那是帝國主義侵略時留下的，我學徒時看到的是黑水。 現在馬上改變不容易。 這個案子必須擺在我們的日程表上，分階段處理。 1986年5月18日，陳云視察上海寶山鋼鐵總廠，對寶鋼第一期工程建設取得的成果表示滿意，指出隨著工業的進一步快速發展，特別是鄉鎮公司的迅速發展，必須注意環境保護，不污染黃浦江水系。

為了陳云對水問題的深入考慮和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他在意識到水問題的嚴峻和重要性時，提出要把水資源問題納入國家快速發展的長遠規劃。 1990年6月，清華大學教授、水利專家張光斗和中科院水資源研究所所長陳志馳在認真研究中國水資源問題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中國水資源問題及其處理途徑》報告。 陳云將其傳閱給江澤民、李鵬、宋健，用批語指出“水的問題始終是個大問題”。 必須從戰術的高度認識水問題的嚴重性。 各級領導部門，特別是經濟、科技領導部門，要把計劃用水、節水、污水管理和新水源開發放在僅次于糧食、能源的重要位置，納入長期計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實施，逐步好轉當前水資源危機的嚴重情況。 江澤民在閱讀了陳云的批語和寄來的資料后，指示了當時的國務委員兼國家計委主任鄒家華: &lsquo； 八計劃時必須認真研究水的問題。 人無顧忌，必有近憂。 應該是未雨綢繆。 根據這些意見，國家計委在制定十年規劃和八五規劃時，把水資源問題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提出了相應的處理方案。

陳云關注水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業生產急需恢復，陳云對中國的農業和水利問題開始了初步的探索。 在恢復農業生產和合作化的過程中，陳云探索了依靠群眾大力搞小型農田水利的糧食增產之路。 對河流的管理，陳云采取積極審慎的態度，盡管有曲折，但仍敢于承擔責任，并吸取了教訓。 到了晚年在重視經濟快速發展和水資源利用問題的同時，多次強調要從戰術的高度認識水問題的嚴重性，為水資源的可持續快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本文原載于陳云和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唯實網”】

本文：《“陳云與新中國的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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