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一個多層次的復雜過程，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罷工、抵制日貨、新知識分子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等。

一方面表達了學習西方先進思想，從科學和民主的角度重新評價中國建設新中國的企圖，另一方面表達了二十一條以及巴黎和山東相關決議引發的愛國熱情。 可見，偏重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和爭取民族獨立的救亡運動，構成了五四時代的兩大主題。

五四可以理解為以科學和民主為主旨的思想啟蒙運動，也可以理解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但兩者在社會關懷的方向和價值含義上始終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由于五四本身有各種各樣的歷史價值，所以后來的人們在解釋五四精神時，難免會有歧義，必須互相執行自己說的話。 特別是在某些具體的歷史條件下，無論是出于對文化理想的追求，還是對政治前途的期待，五四這個歷史文案的解讀，多受現實環境的影響，也呈現出有結論語境下的特殊色彩。

在毛澤東對五四評論的總體格局中，五四被置于革命語境中而成為話題。 毛澤東把五四運動說成是中國現代史分科上的一個分界線和中國共產黨政治生涯的開端。 因此，他關注五四的性質、五四的領導人和五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等問題。 他從當時國際形勢迅速發展的宏偉背景下考察了五四運動，認為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的號召下，在俄羅斯革命的號召下，在列寧的號召下發生的。 &hellip； &hellip； 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長達100年的五四研究史上，能與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爭奪五四解釋權的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其典型代表是胡適。 胡適年輕的時候，二十年不談政治承諾，他幾乎把所有的熱情和精力都傾注在新文化運動上。 因此，他對五四運動的政治化趨勢表示不安，認為1919年發生的五四學生運動和工商界罷工引發的停市運動，是對前期以思想文化改革創新為目標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不幸政治干擾。 他以1923年為界，劃分了兩個時代。 (一)維多利亞思想時代，從梁任公到《新青年》，大多側重于個人解放。 (二)集體主義( collections )時代，一九二三年以后，它之所以成為民族主義運動、共產革命運動，都屬于這種反個人主義的傾向。 他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將文化運動五四和政治運動五四對立起來，認為五四政治運動是對前期五四文化改革創新運動的精神和方向的背叛。 與之相適應，他更加切斷了五四運動和五四后國民大革命運動內在的精神聯系，淡化了五四的政治色彩和政治意義。 在他看來，前者是個人主義、世界主義的文藝改革創新運動，后者是集體主義、民族主義的政治革命運動。

與自由主義者胡適不同，同為五四當事人的毛澤東，對五四的解釋大不相同。 他把五四運動定義為反對賣國政府的愛國革命運動，提倡全中國的青年，應該這樣認知五四運動。 他將被胡適分割的五四前后兩個階段在政治意義上聯系起來，并在五四政治運動中統攬了其文化運動。

1939年5月初，毛澤東在延安為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發表了題為《五四運動》的文章，文案開頭寫道:

在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中，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迅速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五四運動之所以成為文化改革創新運動，只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

不僅如此，五四在毛澤東的革命認識體系中更為重要的意義是:

如果沒有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是無法想象的&hellip； &hellip； 。 五四運動后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促進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發生了五卅運動，發生了北伐戰爭，發生了第一次大革命。 那么很明顯，如果沒有五四運動，第一次大革命是不可能的。 五四運動確實為第一次大革命準備了輿論，準備了人心，準備了干部。

顯然，毛澤東強調五四運動的社會政治意義和民族救亡意識，把五四運動視為政治統率的一體多面的革命運動。 這一解釋對今后史學界的五四研究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毛澤東在1939年五四運動的最初解釋中還說，這個運動實際上是統一戰線的。 關于這個統一戰線的構成，他列舉了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 隨后，他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文章中添加了越來越多的階級特征:

五四運動時期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有很多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贊成俄羅斯革命。 五四運動，是它的開始，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的右翼)三人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

毛澤東在政治運動的意義上把中國革命分為五四運動為界前后兩個階段，即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并將這一劃分擴展到了思想文化行業。 他說:

&lsquo； 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斗爭，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和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 &hellip； &hellip； 學校與科舉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都具有這種性質。

當時，這種所謂的新學思想，具有同中國封建思想作斗爭的革命作用，是為舊時代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 但是，由于中國資產階級的無能和世界已經進入帝國主義時代，這個資產階級思想在短短幾個回合內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唾棄&hellip； &hellip；

&lsquo； 五四以后就不是這樣了。 &lsquo； 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全新的文化勢力。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文化思想，共產主義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

毛澤東認為，五四以后的中國新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文化，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他還用充滿熱情的話從新青年陣營中選出魯迅先生為唯一的贊美對象，認為魯迅的方向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毛澤東的五四觀中，五四運動是一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它的徹底集中不僅堅決、勇敢、全面地批判了帝國主義的政治，而且堅決、勇敢、全面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文化。 不僅無情地揭露了從中國傳來的以孔子文化為正宗的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文化，還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的政治、經濟、道德、文化進行了深刻、刻骨銘心的反思。 他不僅清醒地意識到這場文化革命所具有的特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性質，而且也認識到其后期的迅速發展已經是世界無產階級屬于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李大釗、陳獨秀要求五四青年參與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革運動的呼聲中，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者把五四運動視為革命運動的萌芽。 這個萌芽在后來的瞿秋白那里破土而出。 毛澤東在1939年至1940年間，用革命語言體系解釋五四，形成了以論證五四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為中心的五四觀。 這顯然與瞿秋白等早期共產黨的五四觀有密切的關系，之所以賦予五四這樣確定的革命性質，首先是毛澤東從理論上論證的。

毛澤東在革命運動中包容五四政治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無疑是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馬克思主義五四觀的總結，也是對胡適所代表的自由主義五四觀的批判和糾正。 在革命車輪滾滾向前的時代，這種五四觀體現了時代的最強音。

作為直接受《新青年》影響、將新文化孕育成長的文化斗士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創始型領導人，毛澤東在長達數十年的革命生活和政治斗爭實踐中，形成了重視新文化因素、發揚革命因素的五四情結。 他的五四解讀模式，既是符合歷史的，也是辯證的，其價值取向都需要為現實的政治斗爭服務。

毛澤東五四觀的提出，不僅預示著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層面把握著五四解釋權，也預示著五四評論和研究方向的開拓。

本文：《“試論毛澤東的“五四觀” 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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