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前，1982年春末，我21歲考上北大國際政治系碩士。 負責教務的老師讓我知道，交給你的導師是本系外聘教授陳翰笙。

陳翰笙是誰？ 是寫戲的陽翰笙吧？ 那個老師說一定不是，但我說不清楚陳翰笙在做什么。 請告訴我。 聽說陳翰笙和李大釗和蔡元培一起工作過，85歲了，很固執，讓學生去他家面試，面試后決定是否接受。 天哪，85歲的人當老師還是李大釗和蔡元培的同事？

我第一次見到陳翰笙是在他東華門附近的家。 他問我為什么要和他學習。 我說那個是系里分配的。 但是，我很樂意來。 因為他是蔡元培和李大釗的同事。 北大七七級和七八級的學生已經捐款，在校園里給這兩個人立了銅像。 他問我為什么要成為國際政治的研究生。 我說特德想讀研究生，因為本科學的是這個，所以只能考這個。 很快我狡猾地轉入攻擊，面試了他，審查了這位無錫老人的個人歷史。 在那之后的許多年里，我一直對面試的成功感到困惑。 他喜歡我努力學習仔細聽嗎？ 代替我，我很快就會把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趕出去。 后來經驗豐富了，我知道了那是緣分，吉祥不滅。

開學了，正式去陳翰笙家上課。 他搬到了復興門外的24號樓。 當時被稱為部長樓。 今天被稱為高樓大廈。 那個部長樓兩棟并排，長安街旁邊好像矗立著一堵大灰墻，80年代初是首都有名的地方，就像今天被稱為高尚的社區一樣。 他讓我每次來都打電話預約。 電話號碼是邀請爾樂臨( 1260 )。 我記數字的能力在當時聲名狼借，今天成了學生們的笑話。 約翰總是想出這個奇怪的詞，但這個號碼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從此，陳翰笙成為了我的啟蒙恩師。 兩年間，我每周都去他106室的家里上課。 每兩個小時，單兵教練。

陳翰笙先生( 1897年2月5日-2004年3月13日) )。

從1984年夏天畢業到恩師去世，時間已經過去了20年。 但是，20年，天翻地覆，世道完全不同。 跟隨恩師學習國際政治的時候，中國的死敵是蘇聯。 蘇聯出生之前恩師去美國留學了。 蘇聯沒有了。 恩師還活著。 他的生命跨越了三個世紀！

106室的主人于2004年3月13日去世，享高壽已107歲多。 20年后去他家吊唁，我熟悉的106室和20年前一模一樣，一次也沒裝修過。 沒有一件新家具，都是舊的，桌子的放置位置也沒有變化。 當時，他坐在桌子邊，我坐在桌子邊，學英語，講歷史，喝一杯茶，漫議國事，一定很開心吧。 古人已經坐黃鶴去了，這里是空余黃鶴樓。 106室用低沉的聲音回蕩著先師喜歡的絲竹曲。 老師先走了，師情猶濃，遺像生，教誨難忘。 看到往事，思念故人，心中充滿憂郁，更是充滿感動。

回憶過去的師生，紀念翰老，為自己的余生作參考，也為其精神傳承。

每周去部長層上課，會有意外的驚喜，可以見到只在電影里見過的高干部名人。 時間已定，可以在地鐵站會見文革時期的農民副總理陳永貴。 他似乎規定每周半天坐地鐵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戴著那頂象征性的草帽，但已經沒有政治意義，只是不讓公眾認識而已。 另外，像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這樣的其他名人也不少。

先師沒有孩子，夫人在文革時去世，起居由那九妹照顧。 先師的父母生了九個兒子，只有頭最后兩個孩子，大兒子是先師，另一個是九妹。 老師的小妹妹是慈眉善目，至今健在，高壽91歲了。 每次去上課，到家坐下后，她都帶了一杯茶來。 談歷史時，她有時拿起椅子坐在老師身邊，偶爾嘲笑老師的眼病，拍拍他的手，說他瞎認不出人來。 她給師生關系帶來了輕松，帶來了家里普通的氣氛和愛情。 到了80年代，她老了，必須自己照顧，要回上海養老。 她女兒孩子的醫生家屬為老師照顧老師直到去世。

陳翰笙和夫人顧淑型、顧淑型( 18971968 )也是我國早期著名的女攝影家和社會活動家

和現在不同，陳翰笙指導研究生非常認真。 是老師和學生。 我每周一定要上課。 只有上課的氣氛很輕松愉快。 現在很多文科研究生每隔一周上課，為導師寫書，學生寫書給學生讀。 陳翰笙按部就班，一小時教英語(中譯英)，一小時談歷史、社會、時政、碩士論文。 老師不能因為高朋來訪而曠課。 命令我移動座位聽他們的高論。

老師的指導論文很有方法，很有張力。

第二次去他家的時候，我的論文方向決定了。 他說:“研究外國政治研究的是哪里？ 我說過要研究第三世界。 他說:“我不擅長研究中南美。 研究非洲的話，祖魯語和斯瓦希里語都不擅長，法語也不擅長。 我不擅長阿拉伯語研究中東。 所以只能研究亞洲。 要研究亞洲南亞，獲取資料太難了，研究的人也不少。 研究東北亞的你不擅長朝鮮語，不擅長蒙古語。 所以只剩下東南亞了。 新加坡是最反共的，和中國沒有外交關系，也沒有資料。 因為也不擅長其他國家的語言，所以只能研究當時和中國關系很好的菲律賓。 菲律賓的官話是英語。 菲律賓談談菲律賓吧。 他說。 “下周，請把北大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的所有菲律賓相關資料制成清單給我看。 原來，研究方向可以這樣決定！ 之后，我稍微改進了一下這個方法，用在了自己帶的研究生身上，試了好幾次。

接下來的一周，我瘋狂往返于北大和北海(當時國家圖書館還在北海旁邊)之間。 翰老非常重視資料，越接近迷戀越重視。 他八十多歲了還在編輯《華工出境史料編纂》和《外國歷史小叢書》。 他是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圖書館的創始人，它是世界上幾個一流的專業圖書館之一，至今采用了陳翰笙獨創的編目法。 幸運的是，當時我國關于菲律賓的資料很少，麥哲倫登陸幾百年后也沒有多少中文記載，進口外的文件更少，抄圖書館的卡就夠了。 第三次見面，我拿起手抄的單子去看老師。 約翰總是很滿意，我很高興。 后來，開始教書，我明白了他為什么對我滿意。 我并不是因為他接近失明而偷懶，我比今天的很多研究生都勤奮，聽話。 他說，資料大多是關于什么的？ 我在談論歷史。 他說那是對的，他說要認真閱讀菲律賓的歷史，找個細致的研究行業，下周告訴他。

我又廢寢忘食地讀了一個星期，抓住了菲律賓歷史的一大線索。 菲律賓史大體上是民族主義的迅速發展史，民族形成史。 第四次見面，論文主題確定，研究菲律賓民族主義的快速發展過程。 這篇論文證明，帝國主義導致殖民地，殖民地導致民族形成，民族主義導致獨立，宗主國獨立殖民地時遺留民主制，民主制在新帝國主義面前的脆弱導致民族主義專制，專制的墮落導致民族主義民主化的浪潮。 我完成這篇幼稚論文才兩年，是當時北大文科唯一提前一年畢業的研究生，還是經校務委員會討論同意的？ 我不知道當時的理工科有沒有這個例子。 為了追求寫碩士論文的效率，逃了很多北大的課。 請回想一下。 逃課是值得的。 后來我在北大教書，但我沒有點名。 學生喜歡來，遲到也好，早退也好。 約翰總是跟我說，上課自由是北大自由以前傳下來的重量。

菲律賓曾被西班牙殖民。 照片是西班牙風格的菲律賓古鎮維根

約翰竟然為研究生寫論文搜集資料。 第三次見面以后，約翰總是開始剪報。 請家人和秘書給他讀完報紙后，把關于菲律賓的報道全部剪下來。 每周給我剪一點豆腐皮。 兩年，竟然有一大堆。 這樣，我有認真讀報紙的習慣，一讀重要新聞，就會思考這個新聞能證明什么，支持什么論點。 今天，老師讓研究生為自己寫書，方知翰總是為學生收集資料上的不同。 老師的心血，當時看起來很普通。 當了自己的老師之后，我明白了那是很難的事情。 只有自己當了父母，才能明白父母對孩子的心情。 從本科時代開始，碩士論文就在我的學術本領域上了臺階，成為了我學術生涯的起點。 我把那篇論文翻譯成英語，送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系，改變了他們因為沒有gre的成績而不被錄取的決定，獲得了成為該系博士生的資格。 菲律賓是亞洲唯一的拉丁美洲國家，和拉丁美洲的情況很相似。 這項研究使拉丁美洲學者發明的依附論更容易理解，通過比較政治學謀生，建立了對右派時代左派的同情。 如果那時我知道科學在于精致地解釋優越的因果關系，我甚至會自嘲依存論的發言權可能已經屬于我們爺倆了。

約翰總是教我寫復印件。 雖然經常忘記重點，但有時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就是寫簡單易懂的短文，不要生澀的語言。 他對我說。 “沒有學問的人，只會說奇怪的話。 老百姓采用不擅長的語言，要么是想嚇唬網民，要么是沒讀過外語原文。 他當時沒說什么道理，我一直不明白。 有一次，我一提到社會結構，他馬上就嚴厲提問。 社會結構是什么？ 我不知道系統論的道理，只是人云亦云，突然把我問倒了。 我說:“結構是結構。 他更刻薄地問:“什么是結構？ 我不擅長英語！ 我無法解釋，忍耐了一會兒，才爭得面紅耳赤。 “我指的是階級力量是對象。 他嘲笑我:那么，你說階級力量對付對方就好了，為什么要用什么樣的社會結構？ 還是結構！ 我還是想不通，以為他強詞奪理，但這個強詞奪理給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幾年后，我在美國寫了博士論文。 導師覺得我的英語句子太長了，讀了漢丁寫的《翻身》，說那是最好的英語。 老師解釋說，社會科學的作品與自然科學不同，必須要給大眾讀。 能被大眾閱讀的復印件，才是好的復印件。 大眾能看懂的流暢的復印件是最好的復印件。 老師教了我。 博士論文必須讓沒有讀過政治學的媽媽也能流暢地閱讀。 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中沒有長句，也沒有用很大的語言，所以領悟到文章是最好的書。 這本書的中文版是學生翻譯的。 學生無法理解那個詞的俗氣，自以為是地翻譯成了學術性的、西式的味道。 社科論文的學術氛圍，其實是學生的氛圍。 約翰早就和我說過這話，但是學生很愚昧，很難理解。

乍一看，先師是一個一無所知的雜家，但他卻是學習歷史的出身。 他要求我認真讀歷史，什么歷史都讀，古今中外的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思想史。 幸運的是，老師的傳奇經歷本身就是一本豐富的歷史書。 他的歷史感這么強，這么感興趣，當時的我不理解，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約翰總是說他當時在美國做學生，做過激進學生的代表。 顧維鈞去美國談判，陳翰笙代表學生闖入會議室鬧事，警告說不準顧維鈞踢坐著的椅子，賣國。 老師跟我說，雖然我是西學出身，但是妻子很多。 我那時正在讀《顧維鈞回憶錄》，興致勃勃地做著外交家的夢。 翰老三言，打消了我對區的向往和對外交的神秘感空。

談論先師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政治經濟史。 他寫了巴黎和會的博士論文，但不是，他說了去德國的理由。 從芝加哥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先去哈佛學習，一年多后沒錢了，所以拿著很少的錢和太太去了顧淑型德國。 戰后德國經濟完全崩潰，那美國的錢不止一個，足夠坐火車的豪華包廂，和足夠雇德國雇傭兵。 我在美國也學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歐洲史，學過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凈了。 幾年后，蘇聯解體，中國人可憐的工資可以在俄羅斯過神仙生活。 我想起了約翰去德國的故事，非常生動地理解了經濟崩潰是什么。 當民主派們說無論如何俄羅斯是民主主義的時候。 一到這里，約翰總是想起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是如何崩潰的，蔣介石的統治是如何崩潰的。 經濟崩潰不是民主主義的福音，而是民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溫床。

20世紀80年代，陳翰笙分別是50年的德國老朋友路線·； 與維爾納重逢。 他們30年代在上海幫助埃爾格為共產主義國家在地下工作。

當時北大有來自美國的華裔學生。 讓我調查了祖父的歷史。 父母從來不談論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的祖父，但是祖父似乎很出色，是個中國大官。 我找不到，就去問陳翰笙。 約翰不僅總是知道，還和那個人交往過。 他當過司法部長，不過是汪偽政權的司法部長，在監獄病死。 首先是國民黨管理的監獄，然后是共產黨管理的監獄。 我以前學日語，但約翰總是建議我查從日本出來的中國名人錄。 我還是在那里找到了漢奸的一生。 華裔女孩知道我的研究結果，愁眉苦臉，我很不忍心。 查那個名人錄的時候，順便也查了陳翰笙，記載更詳細。 令人驚訝的是，書中記載，根據日本的情報，1944年蔣介石下令在昆明逮捕陳翰笙時，昆明突然飛來一架英國軍用飛機，去印度接陳翰笙。 我就這件事問了翰老，他只是和我說，從事地下工作的人有時會被帶到棺材里。 將共產黨的地下事業和學術生涯完美地結合起來，陳翰笙是中國的第一人。 在日本被處決的世紀有名的間諜佐爾格，獲得了蘇聯英雄的稱號，但被翰老介紹去了日本。 約翰總是在印度的研究有效果。 他寫的英文書，今天也列入了美國許多大學南亞課程的必讀書籍。 不僅如此，陳翰笙還是我國追隨共產黨進行革命的第一位洋博士。

陳笙會見美國故人

約翰總是講中國經濟史，特別是農村經濟史。 他談到的英美煙草企業( bat )的歷史特別感興趣。 該企業由中國當地官員介紹給農民，首先向中國農民發放優惠小額貸款，讓他們從糧食作物上改種煙草，但在收獲時以壟斷的低價收購了煙葉。 種植煙草的土地不適合種植作物，農民的命運只能由外國資本家左右。 煙草市場崩潰后，農民不得不向地主交地租。 由此得出結論，30年代初，中國農民不僅受到地主的剝削，也受到外國資本的剝削，還受到當地官僚的剝削。 除了造反沒有別的辦法。 這個項目是為共產主義國家和中國共產黨進行的信息研究。 依靠貧困農民發動革命，推翻三座大山路線，就是這樣被翰老提出來的，在學術界流傳開來，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翰老是現代中國農村調查的創始人，在農村研究方面的成績在國內外都很有名。 一提到陳翰笙的中國農村研究，我就很羨慕美國的博士生導師。 這位今天哈佛大學政府系的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也熱烈支持我們繼承陳翰笙的衣缽繼續研究中國農村問題。 這就是我“農民和市場”的來源。 陳笙研究了20世紀中國農村的上半年，證明了資本主義使中國小農破產和反叛。 我做了20世紀下半葉，證明了由于25年的社會主義集團以前傳下來，市場經濟沒能讓中國小農破產或造反。 在陳翰笙做學生的時候，我做了一些農村研究，希望藍出于藍。 藍出的后半句，當然不能自己說。

畢業幾年后，我要去美國攻讀博士學位。 約翰總是給我寫推薦信。 到了那里，我知道了他在美國的名聲比中國大，他的推薦信很重要。 又過了很多年，我知道了這么優秀的學者進入學術大門是多么幸運。 很遺憾，當時年幼無知，上課時偶然得到的老師的遺墨，都不見了。

像其他所有人一樣，我叫老師翰老。 今天，學生這樣稱呼老師可能覺得有點奇怪，但很有道理。 1996年，翰老99歲，政府在人民大會堂為他慶祝百歲生日，我國社會科學界的左中右派名人濟濟一堂。 期間，季羨林先生講述了成為翰老學生的經歷，我暗自感到驚訝。 在北大教書，仰望季先生的高山，也是翰老門徒，為什么不是季先生的師徒呢？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有名的經濟學家中有著名的無錫助，都是約翰老師的受益弟子。 如果所有世代的弟子都尊稱翰老，就沒有世代的不自然。 先師文革中有悶在家里教英語的義務，業余弟子可以在美國露營。

1997年2月5日，百歲的壽星陳翰笙(左)和于光遠一起為他慶祝

約翰總是屬于我們大家的。 因為他學問好，誠實，坦率。

先師是學問家，也是政治和社會活動家。 他一生都講大概，對自己心中的大概不妥協。 他因為在莫斯科工作的經驗，不想和蘇聯人工作。 回國后，他拒絕當外交部副部長，拒絕當北大副校長，被告知不能用刀和叉子，只能用筷子。 他是一種可惡的病，坦率地說，我不知道新中國成立以來惹惱了多少人，但當然他的職業生涯也不會延長。 我去讀書時，經常驚訝于他對時政的嚴厲評論。 我說了。 “你這么說話，不怕坐牢嗎？ 他說:“為什么害怕進監獄？ 我說:“那么，如果打算進共產黨的監獄，你加入共產黨干什么了？ 他說。 “為什么這個也不知道？ 為了打倒軍閥啊，打倒舊軍閥新軍閥。

先師在大學問了家里，但是沒有幾個架子，所以我在他家讀書，一點壓力也沒有。 唯一有壓力的是，下課離開的時候，他一定會站起來送到電梯口，鞠躬分手，我覺得受不了。 后來他知道，無論男女老少親疏，地位高低，都是如此。

老師很平易，學生也是張狂。 即使今天想想，依然很有趣。 關于有一天蘇聯有發動世界戰爭危險時的巨大課題，他預測五年間世界大戰必然會爆發。 其理由是，蘇美兩國瘋狂地生產和儲存了很多武器，不打仗，兩國的軍工聯合體靠什么道理活著？ 我和他熱烈討論，也不能使他信服。 考慮一個計劃就要求打賭。 他居然同意了，問我賭什么。 我說。 “五年后的這一天，如果沒有發生世界大戰，他那個月的工資就是我的。 起床了。 我那個月的工資是他的。 他想了想，說他太吃虧了，不平等。 當時他的工資接近400元，我40元，工作五年大概也就780元。 他自己打了個賭:輸了就把手頭的大衣給我。 不到半個小時，他又變了，堅持說那件大衣和斯諾穿錯了，不能給我。 歷史博物館擔心他是不是必須給，丟了。 我對此什么也不說。 他自己感到不好意思，改變了說法。 我想，如果五年后的這一天，世界大戰沒有成功，他會用棍子把這件舊衣服伸出窗外，舉起投降旗。 他不提我輸了怎么辦，而是認輸，承認世界大戰打不好。

陳翰笙和朋友，在北大拍攝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 筆者帶著學生去看他。 當時有電視臺記者請他說祝福北大的話。 那時，先師已經過了百歲，兩眼完全看不見，精力也不足，談話要持續兩分鐘以上是不容易的。 但是，那天他似乎頭腦異常清醒，掰著指頭說。 “我要對北大老師說三句話。 第一，要好好幫助年輕學生。 第二，不當官； 第三，多寫點書。 電視臺記者多次要求他向北大說祝福的話。 老先生意外地輸出了公章。 我祝愿北大今后能像老北大一樣順利，讓北大安靜下來。 記者和家人都辭職了，他說:“祝北大今后越來越好。 老先生說了三次，但多次都和最初說的一樣，拒絕按別人的吩咐說。 他認定北大現在不如從前，決不改口。 他請別人戴上自己的眼鏡，頭也不走了，但對于這些話，他一直放在心里，直到生命的盡頭。 這就是陳翰笙！ 如果老兵不死，只會凋零。

先師和北大差不多同齡。 北大一百歲，先師一百歲。 陳翰笙20多歲回國時，蔡元培校長聘為北大正教授，是當時北大最年輕的教授。 他去世的時候，是北大最年長的教授。 生命跨越了三個世紀，真神之人也是。

先師從容地活了107歲。 40年代和宋慶齡一起工作，到手的錢有上千萬，大部分都是偷偷偷運延安，但自己一輩子廉潔簡樸。 他沒有額外的收入，存款經常為了補助金而出書。 離開時，只剩下6萬元的存款。 大體上是舉喪資不累別人吧。 先師書面遺囑:不在后面舉行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和早逝的愛妻一起將骨灰撒在富春江上。 即使照著所謂的老樣子去也不用擔心。

【本文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潘維教授2004年4月在陳翰笙追思會上的發言，原標題《憶先師陳翰笙》，作者新書《士者弘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

本文：《“潘維：把共產黨的地下從業與學術生涯完美結合憶先師陳翰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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