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等人為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包圍和封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定。 這些思想和決定對維護中國國家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發揮了重要意義。

01

毛澤東等戰后國際形勢的解體，以及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封鎖和包圍的戰術思考

毛澤東在與日本外賓的會見中說，二戰結束后，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 最突出的是美國的力量增強了，這是美國和全世界人民的對立。 強大的美國，對外實行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到處欺負別人，損害別人的利益。 美國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巴格達條約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相繼策劃了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共同防御協定、美臺共同防御協定等的簽訂。 美國還打算在歐洲、亞洲、非洲、美國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建立多個軍事基地，建立包圍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鎖鏈。 美國的這種方法不僅威脅中國，也威脅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毛澤東對此評論說:“像美國這樣的大國不和平，我們就不和平，大家也不和平。” 他還說，美國一旦有機會，總是要整治我們。 他指出，為了戰勝美國這樣強大的對手對新中國的威脅，我們需要和平環境，需要朋友。

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那些國家能成為新中國的朋友嗎？ 毛澤東等人分析了戰后的國際形勢，認為世界可以分為兩個陣營和三個國家。 兩個陣營是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 三個國家是指社會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和兩個陣營之外的許多中間國家，如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等。 周恩來在一份報告中，從另一個角度將這些國家稱為和平中立派，以區別于美國這個主戰派和英法等維持現狀派。 毛澤東、周恩來的這種解體，富有創造性。 與蘇聯把世界分成兩個陣營的主張不同，它符合戰后國際格局的實際，為中國在世界范圍內團結起來，贏得越來越多的朋友，打破西方國家的包圍和封鎖，提供了更廣闊的空之間。

毛澤東等人認為，根據戰后國際形勢的解體，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兄弟國家，是我們的朋友，應該建立友好同盟關系。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是我們的敵人，但也可以工作。 例如英、法、日等國與美國矛盾，需要區別對待。 毛澤東設想經過幾年后，包括英國在內獲得歐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美、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使他們脫離美國，孤立美國。 即使在美國內部情況下，毛澤東也認為不統一。 他比如說，50支香煙，一半是共和黨，一半是民主黨。 共和黨二十五支中有幾支是艾森豪威爾派，有幾支是麥克阿瑟派、諾蘭派。 民主黨的幾十支也沒有統一。 這證明了人民不想打仗，所以這里面有復制品。 周恩來強調“要研究帝國主義的矛盾，同時要利用這個矛盾。” 我們要和所有渴望和平的人合作，孤立哪個好戰分子，那就是孤立美國當局，第一是那里急于開戰的派系。 在國際上，我們如果能實行這個方針，在和平這個問題上團結起來，就和他建立關系，保衛我們的國家，保衛社會主義。

以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等為代表的中間國家，在兩個陣營之間奉行和平中立政策。 和平，就是主張世界和平，反對戰爭； 中立就是不參加各種軍事集團。 毛澤東等人認為，這些國家在思想上和制度上與新中國不同，但有幾個共同點，第一我們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大家都有共同的感情，這就是反對殖民主義，一個共同的愿望是，我們逐漸獨立 這些情況決定了東南亞的一些國家，首先印度的對外政策是和平政策，它不僅與美國的戰爭政策有所區別，也與英國的實力維持現狀的政策有一些不同。 因為，這些國家是我們的聯盟軍隊，同時也是應該努力爭取的朋友。 與這些情況相比，毛澤東等在許多場合反復指出，必須為中間國家工作，從印度到日本，我們必須工作，擴大我們的陣營。 由于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在這些中間國家有著廣泛的影響，劉少奇特別強調，我們必須與他們一道為加強國際和平、反對戰爭而努力。 另外，毛澤東等也認為，這些國家在經濟上受到帝國主義一定程度的統治，在內外政策上不可能不受帝國主義的影響。 因為，這些國家采取的中立角度容易動搖。 與這種情況相比，劉少奇指出:“我們要幫助他們多次重申和平中立政策。” 加強其堅固性，克服其動搖性。 雖然他們愉快地加入我們的陣營不現實，但有可能幫助他們多次恢復和平中立的角度。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角度必須堅定，戰略必須靈活，態度必須友好，有助于堅定他們的中立主義角度。

團結一切渴望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國霸權政策的總方針下，與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友好同盟關系，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與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等中間國家建立友好合作關系，是20世紀50年代的毛澤東等國 這個戰術構想，在實踐中一步步貫徹，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02

從新中國成立到日內瓦會議召開期間的包圍和反包圍的斗爭

美國對新中國的想法多而復雜，曾經試圖用經濟援助的手段來拉攏和控制。 1949年6月，司徒雷登委托人給毛澤東留言。 美國一次可以向新政府貸款50億美元。 條件是新中國必須采取中間態度，不能完全親索。 1950年3月15日，艾奇遜在關于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講中表示，中國應該從美國而不是蘇聯獲得融資援助，但中國必須維持以前的中美關系。 這顯然是以美援為吸引力誘餌，期望新中國成為其附庸。 對此，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作出了堅決的回答。 亞洲人民自己的事情應該由亞洲人民自己解決，任何時候都不能讓太平洋彼岸的艾奇遜這樣的美帝國主義者干涉。 美國政府這個陰謀破產后，進一步敵視中國，對中國采取軍事包圍、政治孤立、經濟封鎖相結合的政策。

在軍事上，朝鮮戰爭爆發后，干涉朝鮮內政，并且讓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成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公然直接武裝侵略行為。 此外，美國還介入了印度支那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積極支援日本和一些亞洲國家在太平洋地區建立了軍事體系，對新中國形成了新月形的包圍圈。

在政治上，努力孤立中國，削弱中國的國際影響。 要求北大西洋集團和其他一點的國家在承認中國問題上要和美國一致，共同向中國施壓。 美國還威脅拉美國家不得先于美國承認新中國，操縱聯合國取代國民黨非法占領的席位，阻礙新中國派遣合法代表。

在經濟上，對中國實行封鎖和禁運。 與國民黨集團合作，利用海空特點封鎖上海、青島、天津等沿海港口和島嶼，阻礙所有國家商船進入新中國港口。 1950年12月3日，美國宣布對中國全面禁運，不久將禁止所有在美國注冊的船只進入中國大陸港口。 在美國的拉攏和壓力下，到1953年春天，對中國實行禁運的國家達到數十個。

為了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包圍和封鎖，維護國家的和平與安全，毛澤東等人采取了審查局勢，與北聯蘇聯、東援朝鮮、南援印度、印度等周邊國家實行睦鄰友好的方針。

在北方，新中國在外交上實行蘇聯一邊倒的方針。 這個方針被毛澤東稱為打破帝國主義封鎖的道路。 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即與蘇聯建交，并于1950年2月與《中蘇友好同盟合作條約》簽訂了一系列協定，以條約的形式固定了中蘇友好合作關系。 毛澤東和周恩來評價說，我們是新出生的國家，困難重重，萬一有幫助，也能減少戰爭的可能性。 這次簽訂的中蘇條約和協定，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中蘇兩國的友誼，給我們帶來了可靠的同盟國。 這樣，我們就可以放下國內的建設工作，共同應對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為爭取世界和平提供便利。

在東方，朝鮮戰爭的爆發，特別是美國的介入和干涉，直接威脅著中國的國家安全。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向朝鮮出動志愿軍，進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術決策。 毛澤東指出，如果不在這個關鍵時刻下決心，不僅朝鮮被占領，我們自己的建設也將不可能。 抗援朝的勝利粉碎了美國侵占全朝鮮侵略中國的計劃，維護了中朝兩國、遠東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在南方，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統治印度支那，竭力支持法國鎮壓印度支那人民的解放斗爭。 據統計，當時法國為印度支那戰爭所有經費的70%由美國提供。 朝鮮停戰后，美國派遣空軍隊人員到印度支那參戰。 這對中國南部邊境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面對這一形勢，本著毛澤東在朝鮮停戰后提出的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打破美國對中國的孤立和封鎖的方針，中國政府一方面在道義上和物質上給予了印度支那人民極大的反殖民主義斗爭。 另一方面，在政治和外交上為恢復印度支那的和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54年召開的日內瓦會議上，中國與蘇聯和越南一起，團結印度等國家，得到英法的支持，促成了會議的一系列協定的簽訂，推動了印度支那的停戰，也大大緩和了中國南疆的外部壓力。

朝鮮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表明，美帝國主義構成遠東和平的最大威脅，這是亞洲人民共同面臨的首要問題，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國反復出現的和平中立對我們有利。 一旦開始了大戰役，他們就有可能不參加，如果包括那樣大的地區和人民在內的國家不服從美國的戰爭集團，美國就很難一直戰斗下去。 因此，有必要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目標是在東南亞建立安全的環境，讓美國不要有干涉的借口，讓我們能夠相互和平相處。 按照這一觀點，新中國實行了北聯蘇聯、東援朝鮮、南援印度支那，加強了與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國的關系，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一)與印度等國建立外交關系。 新中國成立之初，首先與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之后，通過談判與亞洲和北歐的一點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印度、印度尼西亞和緬甸都是1950年首次與新中國建交的中間國家。 毛澤東等非常重視與印度等國建交。 他在接受印度和緬甸駐華大使國書提示時，高度評價雙方建交，表示這種真誠的合作將大大有助于亞洲和世界的和平。 周恩來在外交部的一次演講中，對外官員說:“被派往印度工作是一項巨大的任務，好的是9萬人的大團結。” 新中國和印度等海外邦交關系的建立，是對美國孤立的中國陰謀的有力反擊。

(二)和平共處五項大致明確解決國家關系的基本標準。 中國與印度等國家在許多方面有共同點，但由于社會制度不同和歷史原因，需要應對的問題也不少。 如何大致處理這些問題，解決兩國關系，是毛澤東等國一直重點考慮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提倡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所有國家建立外交關系。 根據這一思想，1953年12月，周恩來在會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首次提出要解決中印兩國關系的大致情況、領土主權的相互尊重、互不侵犯、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的大致情況。 他在談話中說:“通過這些大體，中印兩國的關系一天比一天好。 一些成熟未決的問題一定會得到順利處理。 1954年6月，周恩來訪問印度。 兩國總理在《聯合聲明》中指出，這五個項目大致相當。 隨后，中美兩國總理的《聯合聲明》也同樣確認了這五個項目大致情況。 和平共處五項的大致明確，為當時中國與印度等周邊國家進一步發展睦鄰友好關系，比較有效地處理彼此存在的歷史遺留問題，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三)在國際斗爭和解決國際問題時，與印度友好合作，相互支持。 印度是亞非國家中非常有影響力的國家，是周恩來的話，處于關鍵地位。 毛澤東等十分重視在國際斗爭中爭取印度的支持與合作，遇到重大問題時將及時與印度交換意見。 這項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例如，在朝鮮停戰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這兩個熱點問題上，中印兩國取得了一致意見，在日內瓦會議上與蘇聯等國家一道，與美國等國進行了堅決的戰斗。 印度還在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處理中國公民在美國的回國問題上給予了中國大力支持和多方面的合作。

(四)積極與其他一點周邊國家開展經濟接觸和交流。 錫蘭是南亞各國中首次向新中國派遣政府貿易代表團，簽署貿易協定的國家，雙方從1953年開始大米和橡膠的貿易。 1953年底，中國又迎來了印尼經濟代表團，雙方簽署了貿易協定。 第二年，印度尼西亞開始向中國出口被美國禁運的橡膠。 1954年4月，中美之間也簽訂了三年的貿易協定。 這一時期，中國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往來非常有限，但意義非常重大，成為新中國打破美國禁運政策的重要突破口。

從新中國成立到日內瓦會議召開的短短幾年間，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堅決做出了有力的反包圍、反封鎖的正確決策，積極迅速地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打亂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包圍和封鎖新中國的企圖，維護了國家的和平與安全

03

日內瓦會議結束后，將迅速發展與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友好合作關系作為反包圍的第一突破口和重要戰術步驟

日內瓦會議結束后，國際形勢有所好轉。 但是，美國在朝鮮戰場和印度支那戰場失敗后，將遠東侵略和干涉的重點轉向了中國。 1954年9月，美、英、法、澳、新西蘭、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簽訂了《東南亞集體防御條約》。 同年12月2日，美國與臺灣當局在華盛頓簽署了《共同防御協定》。 這兩個文件，連同迄今為止簽訂的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和美韓共同防御協定，從東南方向對中國的安全保障構成了直接威脅。 這一時期美國遠東侵略政策的優勢在于&lsquo； 亞洲人搞亞洲人的鬼把戲，實現他們侵略擴大的惡毒陰謀。 毛澤東在與巴基斯坦總理斯拉瓦迪談話時說:“你知道我們承受了多大的壓力嗎？ 僅在日本，美國就有800多個軍事基地。 南朝鮮、臺灣、菲律賓和南越南都受美國控制。 美國給了我們很大的壓力。 從那時起，中國將利用日內瓦會議后的有利形勢改善與英日等西方國家的關系，致力于與亞非國家特別是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泰國、巴基斯坦等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的迅速發展 毛澤東曾生動地論述過亞洲各國團結的重要性。 他說。 “美國想要武裝日本，利用日本，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日本現在像一匹騎著別人的馬，也許有一天會把騎著這匹馬的人摔下來，自己亂跑。 只要中國、印度尼西亞、印度、緬甸等亞洲國家自身強大，同時團結筑墻，日本這匹馬就無法跳躍。

這一時期，毛澤東等主要從四個方面推動了中國與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國友好關系的迅速發展。

首先，通過高層互訪，進一步增進相互了解。

日內瓦會議后，中國的外交方針從打掃房間請客變成了必須出去。 這是周恩來根據日內瓦會議期間注意到的國際關系格局的變化向中央提出的。 周恩來講:本來想再關上一年的門，現在好像關不上了！ 新中國的聲譽很高，蘇聯也希望我國能夠參與國際事務，有關閉的趨勢。 毛澤東非常同意這個看法，“關不上門，關不上，而且必須出去。

開門后，最先開始的是與印度、緬甸的高層互訪。 1954年6月，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訪問印度和緬甸。 10月和12月，應周恩來的邀請，印度總理納爾夫和緬甸總理烏恩分別訪問了中國。 毛澤東和周恩來與他們進行了多次會談，闡明了中國和平的角度，謀求與東南亞人民友好合作的愿望。 毛澤東說。 “我們現在需要幾十年的和平，至少幾十年的和平，來開發國內的生產，改善人民的生活。 我們不想打仗。 要是能創造這樣的環境就好了。 贊成這個目標的人，我們都可以和他合作。 經過接觸，印度、緬甸領導人對新中國有了新的認識。 吳努力對毛澤東說:“我們對大國感到害怕。 但是，周恩來總理訪問緬甸后，緬甸人民的這種恐懼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 也告訴了毛澤東。 “不知道在中國會遇到什么樣的人，害怕遇到希特勒這樣的人，說話的時候拍案叫絕。 但是現在我意識到我的恐懼是沒有根據的。 對于這幾次懇切的談話，我很高興。

周恩來隨后在總結外交實務經驗時，高度評價通過高層互訪的方法增進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了解。 他說。 “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領導人之間的接觸是加強各國之間的了解和信任，緩解國際緊張局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這在中國與許多國家的接觸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說明。 我清楚地記得，中印、中美、中國和印度尼西亞之間迅速發展友好合作關系的重要里程碑之一是雙方領導人的互訪和聯合發表的聲明。

其次，積極支持印度提出的建立和擴大和平區域的主張。

1954年6月，周恩來訪問印度時，尼赫魯提出要建立和平區域，首先在我們地區東南亞消除分歧。 他說。 “和平區域是指這個區域中的國家都是中立的，這個區域沒有軍事基地，沒有干涉，沒有侵略，鼓勵和平。 周恩來立即表示支持這一主張，“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 不久，周恩來在與印度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門農的談話中進一步闡述了這個問題。 他說。 “這個地區應該包括東南亞的所有國家，不應該包括國家。 如果有國家，那就不是集體和平，而是對立不斷。 這句話清楚地揭示了中國的主張和美國為建立東南亞條約組織而策動的根本區別。 毛澤東隨后在與涅夫會談時表示，建立和擴大和平區域是一個好口號，我們表示贊成。 在中國的支持和影響下，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對亞洲有重要影響的國家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

之后，為了實現建立和擴大和平區域的主張，1955年中國政府積極支持和參加了緬甸、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國提出的第一次亞非會議。 這次會議為中國提供了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使中國領導人能夠與許多亞非國家的領導人廣泛接觸，闡明自己的角度和主張，爭取他們對新中國的理解和支持。 正如周恩來后來向中央報告的那樣，在亞非會議期間，我們與不同類型的國家進行了接觸。 我們按照中央的方案，尋求共同點，耐心講道理，盡一切努力尋求一致協定，并向所有與會國表示敬意。 這是因為博得了參加國的很多好感，反共反蘇最激烈的國家也多少改變了他們對新中國的成見。

第三，加強與泰國等國的信息表達。

泰國、巴基斯坦和菲律賓曾是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參加國。 毛澤東等為此不對它們采取排斥態度，而是進行具體的解體，這些國家認為，與美國和西方的一些國家不同。 他們采取這樣的角度，一方面是因為受美國控制，一方面是中國是大國，像泰國這樣的小國可能對中國有些恐懼。 因此，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會努力和他們搞好關系。 亞非會議召開前，中國通過印度、緬甸等國傳達了信息，向泰國政府表達了建立睦鄰友好關系的愿望。 毛澤東等人在與內爾夫、烏努等的對話中，首先請他們表達了兩個意思。 一是表明我們對東南亞國家的政策是一樣的，對泰國也不例外。 只要和東南亞各國一樣對待我們，我們就想和印度維持和建立友好關系。 我們不想看到他們敵視我們。 如果他們還有困難，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我們都想等待。 二是暴露了美國政策的本質和危害。 美國想通過軍事同盟左右亞洲各國的命運，反對共產黨是其口號和主題，實際上他是反對這些中間的國家，是我們陣營和美國陣營之間的這些中間國家。 欺凌它們，控制經濟，在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都是讓這些國家變弱比較好。 如果美國達到目的，首先受害的是美國在那里建立軍事基地的國家和這些國家的人民。

亞非會議之后，原本對中國持懷疑和反對態度的國家對中國的看法略有改變。 1955年下半年，泰國、巴基斯坦、菲律賓、錫蘭、柬埔寨等國相繼派出代表團訪問中國。 毛澤東等人親自會見了代表團成員，與他們進行了友好的談話，做了許多說服和說明。 毛澤東在與巴基斯坦大使的談話中說:“你們簽訂了馬尼拉條約。 我們害怕的不是巴基斯坦、泰國、菲律賓，也不是英國和澳大利亞，而是美國。 我知道現在巴基斯坦加入馬尼拉條約集團是因為害怕中國的侵略。 我們希望逐漸了解中國不會侵略，消除誤解，改善關系。 毛澤東還對泰國客人說。 “現在你們正處于困難之中。 要慢慢來，就必須按照現實情況行動。 有時候有必要對美國說好話，說壞話。 我們理解。 你的國家到底要怎么辦？ 這是你們的案子。 我并不是成為你們的參謀長，但我想就這個問題談談我個人的看法。 你們站在我們這邊不知所措。 站在美國一邊，我覺得叫美國的朋友也不怎么生氣。 走印度的路就妥當了。 周恩來也說:“泰國的困難什么時候處理，我們什么時候和他談談。 在條約未簽訂之前，我們想在五個項目的基礎上大致工作。 這種寬容和理解的態度，深深地感動了對方，增進了彼此的理解和信任。 泰國、巴基斯坦等國仍留在東南亞條約組織，但宣布對中國友好，決不參加侵略中國的戰爭。

第四，稍微有步驟地處理與周邊國家的歷史遺留問題。

毛澤東在與涅夫和印度尼西亞總理沙特羅·阿米佐約的談話中表示，要建立和擴大和平區域，就必須消除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一些因素，必須采取步驟消除我們之間存在的理解和障礙。 在這方面，中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為了處理與印度之間存在的西藏問題，1953年底，中國政府通過談判與印度政府簽署了《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 周恩來評價說，該協定不僅加強了中印兩個偉大國家之間的關系，也為亞洲各國之間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案例。 為了處理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國之間存在的華僑雙重國籍問題，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與印度尼西亞外長蘇納約簽署了雙重國籍問題公約。 該條約被稱為亞洲國家和非洲國家之間本著友好協商的精神處理復雜問題的另一個好事例。 毛澤東說，對于當時還沒有有條件處理的問題，例如與印度、緬甸等國的邊境問題，將來應該處理，以后可以處理。 總之，必須確保雙方的好處不被破壞。 這樣，周邊國家逐漸了解了中國處理問題的誠意和角度。

日內瓦會議結束后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中國與印度等東南亞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有了很大的快速發展，周邊環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中國與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友好合作關系，成為世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案例。 保持中立和不參加軍事集團和同盟的主張在亞洲許多國家得到了普遍的支持，成為當時國際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趨勢。 美國通過亞洲人打亞洲人來包圍中國的陰謀徹底破產了。

04

毛澤東等人領導的這場反封鎖和包圍斗爭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

今天，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中美關系已經得到很大改善，但美國政府霸權主義的本質和戰爭政策并沒有根本改變，持續或隱含地威脅著世界和平和中國的國家安全。 應對這樣的對手，必須考慮各種各樣的復雜因素，制定正確的國際戰術。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等人領導的這場反包圍斗爭的實踐，仍然為我們今天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制定和貫徹正確的國際戰術提供了值得借鑒的重要經驗。

第一，具體分析世界格局和總體快速發展趨勢，有基本準確的評價，并以此作為明確的政策和任務出發點。

第二，必須在正確認識、拆解和研究國際錯綜復雜、錯綜復雜的矛盾的基礎上，完全利用這些矛盾，與一切可能希望和平或獲得和平的力量合作，使不利因素成為有利因素。

第三，觀察廣泛結交和獲取越來越多的朋友，包括擁有各種社會制度的國家，特別是持有中間觀點的國家，尋找相互的共同點，尋求共同點，共同維護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第四，在解決國與國關系中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加強高層互訪，對暫時存在誤解和困難的國家，也可以耐心細致地等待和提醒，通過朋友間接表達信息。

作者:廖心文，原中共中央研究室研究員

資料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第4期

本文：《“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等怎樣決定打破西方封鎖和包圍”》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