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中，民眾動員作為其中的重要鏈條，始終處于重要地位。 毛澤東在《關于持久戰》中指出，抗日戰爭沒有普遍而深刻的政治動員是無法勝利的。 進行政治動員，必須確立具體的政治綱領，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傳達給軍隊和人民，并且重視動員的具體方法。 必須依靠口述、傳單布告、新聞書籍、戲曲電影等多種形式，把士兵和人民的生活聯系起來，把戰爭的政治動員經常變成運動，從而取得勝利。 自古流傳下來的民謠，作為一種來源于人民、貼近民眾生活的文藝形式，在政治動員中有著獨特的重要意義。 目前，學術界的相關研究首先從文化史和音樂史的角度考察革命歌曲的產生和文化價值，但對革命歌曲特別是民謠的政治動員價值和政治動員這一革命實踐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的復制和形式的重建等方面的研究更是深入空 因此，本文支持《解放日報》等新聞資料和其他相關歷史文獻，考察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農村自古流傳的民謠改造和運用進行革命政治動員的過程，進而從一個側面了解民眾為什么支持革命，為什么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

農村民眾動員是中國共產黨政治動員中的重要文案，其中革命和以前流傳下來的娛樂和教化、個人和社會的交織、相互交織。 改造和運用植根于鄉村的古來民謠，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動員史上一道亮麗而獨特的風景。

(一)關于民謠的教化功能。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政治動員實踐中，認識到以前流傳的民謠的政治教化功能，試圖用這種形式，將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融入到鄉村民眾的文化娛樂中，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潛在地影響和動員民眾。 關于這些，中共的各種信息報道和文件資料中，都有大量生動的證據。 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著眼于革命大局，與當時的音樂脫離現實、基層人民的缺點相比，領導人發起了新的音樂運動。 參加運動的音樂家主張，新音樂要成為民族解放和革命斗爭的武器，就必須重復現實主義和大眾化的創作方向，自覺改造和快速發展民間音樂。 例如，呂驟在《中國新音樂展望》中指出，中國音樂作為解放大眾的武器，應該表現出反映大眾生活、思想、感情的一種手段，擔負著喚醒教育、組織大眾的底部使命。 綠永也表示，“不僅要看到音樂在革命中的偉大力量，更要看到革命與音樂密不可分”，要讓音樂工作者時刻注意大眾的進步和要求，深入研究民間歌曲，隨時隨地展現反映大眾要求的文案。 郝天風在討論新音樂運動的迅速發展和民族音樂形式的運用時表示，對音樂工作者來說，動員民眾發揮其最大力量的最有效途徑是利用民間民謠小調，收集民間歌曲、歌劇，盡量多利用 徐懈庸總結戰地服役團的實務時，他們到處采集當地的謠曲和舞蹈形式，配上新的復制品改編演出，非常受歡迎，肯定了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在鄉村民眾動員中的價值。 這些資料證明，中國共產黨根據自身的革命理念，發現并意識到了早已流傳下來的民謠的革命教化功能，試圖通過重新創造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形式和文案，為抗戰和革命的實務服務。

(二)關于民謠的民族形式。 1942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中國文化應該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的形式。 民族形態，新民主主義的復制品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人民冼星海、賀綠汀、聯抗等國在延安就如何認識和利用民族形式展開了較大的討論。 聯抗認為，塑造民族形式需要接受民謠遺產，但要有目的、有計劃、取舍、接受。 民謠中淫蕩粗野的成分不需要，民謠中悲傷呻吟的成分也不需要。 由此可見，在對古來流傳的民謠的認識上，當時的大多數音樂工作者都是理性的、辯證的、肯定積極的價值的，并且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問題。 他強調，塑造民族形式的根本目的是動員民眾參加民族解放戰爭。 他大聲喊道。 “我們更需要民間歌謠的形式，應該利用民謠，創造民眾喜歡的新民謠。 我們的目的是動員民眾，教育民眾。 綠永是民族形式創造的基本路徑，即深入群眾，是新勞動的信號&hellip； &hellip； 讓它真正成為大眾正確解放的力量。 賀汀、綠永主張揭示了認知、利用和改造民謠的根本目的，即啟發鄉村民眾的民族意識，動員群眾進行民族解放的偉大斗爭。 由此可見，當時稍微先進一點的文藝工作者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對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的認知呈現出鮮明的辯證性，在注重把握和運用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資源作為農村動員的重要手段的同時，也批判地繼承了它，從以前開始

(三)關于民謠創作的文案和方向。 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演說》(以下簡稱《演說》)，確立了文藝為人民群眾、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文藝界隨后掀起了學習“演說”的熱潮，并在其指導下工作。 延安民族音樂的轉向也被當時許多官方文件和音樂工作者的文案充分印證了。 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后，邊區音協召開會議，指出今后事業的要點是團結、組織、教育、提高民族音樂工作者，使他們能在新的政治生活中發揮其才能和力量為抗戰服務。 1943年2月，邊區音協主要負責人召開會議，提出在創作上應完全利用各種生動的民間形式。 當時的魯藝音樂系教師麥新呼吁音樂工作者要改變以干部為中心的創作方向，就應該在工農兵中間生活，改造自己，吸取主題素材，寫出他們喜歡聽的音樂的作品。 進入工兵中間演奏，提高他們的音樂水平。 音樂工作者夏白主張跳進人民的懷抱，要跳進什么古老深邃的村莊，什么最安靜偏遠的邊野，和勤勞忠誠厚重的生產部隊結合起來。 通過《演說》的學習和討論，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創作方針得到音樂界的認可，改造和利用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的目的也不僅僅局限于動員群眾參加民族解放戰爭，而是參軍、入黨、生產、建設

隨著民眾動員實踐的深入，中國共產黨已經意識到了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的民眾動員功能，但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無論是文案還是表演方法都與今后所承擔的民眾動員使命背道而馳。 冼星海指出，除了很小一部分外，充滿封建意識，缺乏斗爭激勵的力量。 由此可見，能否比較有效地剔除古來流傳的民謠中的封建迷信、消極低俗等糟粕，用革命和生產的新鮮主題代替，是改造和運用古來流傳的民謠的關鍵。

(/S2 ) )一)舊瓶裝新酒)以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的形式登載新的革命復制品。 中國共產黨對古老民謠的改造首先要從利用古老的形式開始，第一要在基本維持原有曲調和節奏的基礎上，消除古老民謠的糟粕，重新填詞，革命、參軍、入黨、生產 這種方法被稱為舊瓶子的新酒。 如果晉東南根據地廣泛改編曾經流傳下來的民謠進行民眾動員，他們會改編民間歌謠的小曲，提高民眾對音樂的興趣和政治認知。 革命民謠《東方紅》是以前流傳的民謠改造典范，其曲調來源于陜西民謠《騎白馬》。 《騎白馬》以表現民間俚俗男女之情為文案，民間歌手李源根據原曲改寫詞，并將其改編為《移民歌》。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hellip； &hellip； 之后，經過賀綠汀、劉熾等人的加工整理，最終成為了紅色歌曲《東方紅》。 曾任陜甘寧邊區文協秘書長的張寒暉在隴東采集民謠《推炒面》。 這首民謠的曲調悠揚動聽，但歌詞傳播的價值觀很庸俗。 張寒暉從大生產運動的實際需要出發，整理了原歌詞，替換成符合中國共產黨民眾動員理念的新文案，并以新民謠《邊區十唱》為原作創作。 新民歌在老話里翻出了勛爵我、你綽我綽的復制品，再現了軍民團結忙碌生產的勞動場景。 當時擔任延安平劇院副院長的柯仲平熱情評價了張寒暉的創作，并運用《推炒面》的曲調創作了軍民合作歌，大家聽和唱都很喜歡。 的創造運用取材于人民，但為人民制造了更健康的血肉。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對過去流傳下來的民謠的改造，首先是要剔除其中古老落后的因素，然后嵌入符合革命需要和中國共產黨政治理念的新因素，使之煥然一新。

(二)重生:民謠創作的新方向。 (/S2 ) ) ) ) ) )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2延安人民劇社教師李劫持夫，當時我寫了很多歌，全體軍民誓約的所有誓言 &hellip； 但是，寫出來的歌沒有人唱。 不是人民群眾不喜歡這些拷貝，而是他們&lsquo； 這樣去看標語就行了。 顯然，除了灌輸革命意識形態的語言外，還必須兼顧大眾娛樂的現實需要，僅靠對舊瓶子裝新酒的舊民謠的改造是不能完全實現的。 因此，出于革命動員的現實需要，創作具有民族風格的新民歌成為必然選擇。 新民謠是以生產、抗戰、軍隊擁護派等中國共產黨政治動員活動為敘事主題，運用了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唱法和曲調的藝術形式。 馬可作曲、賀敬之作詞的《南泥灣》是民族形象鮮明的新民謠，也是新民歌的創作模式。 20世紀40年代，陜甘寧邊區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動員民眾參加這項運動，成為重要的政治任務。 《南泥灣》是文藝工作者描寫大生產運動火熱場面和實際效果的新民謠。 看歌詞，歌曲設計了往年的南泥灣。 到處都是荒山和現在的南泥灣，到處都是莊稼，與到處都是牛羊形成鮮明對比，與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展開的大生產運動的政治訴求緊密相連，描繪了熱情的勞動、豐收的生產場景，激發了民眾參加大生產運動的熱情 從作曲來看，《南泥灣》既吸收了北方民間歌舞的節奏，又吸取了江南民謠細膩婉轉的抒情風格，保持著濃厚的民謠藝術氣息。 新民謠正是通過這種民間藝術形式與革命史詩要素的融合創造，塑造了軍民團結、共同勞動、克服困難的現實形象，構建了民間藝術形式與中國共產黨政治動員主題緊密協調的較為有效的途徑。

據此，中國共產黨就以前流傳下來的舊民謠改造和新民謠創作，梳理了利用舊形式與創造新文藝的關系問題，充分利用民族形式，兼顧民眾娛樂需求，比較有效地傳播政治理念，實現民眾動員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根據地文藝工作者通過文案改造或全新創作，不僅將前傳民謠改造成符合革命需要的新民謠，使前傳民謠獲得了新的生命，而且改造后的民謠切合實際，貼近民眾。

(一)革命民眾:認同中共的政治理念，積極參與新民謠的創作和傳達。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被改造，敘事主題發生了變化，激發了普通民眾的熱情，動員了更多的鄉村民眾，參與了革命民謠的表演、創作。 鄉村人民開始將生活的苦難經歷、革命的政治需要和對熱烈生活的向往納入民謠的歌唱和創作中，通過歌聲和作品廣泛地傳播了這些文案。 那時的民謠不僅是民眾的娛樂形式，也是傳達革命思想、動員民眾參加革命的文藝武器。 農民李源從普通的鄉村生活中尋求民謠創作的生動素材，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創作改編了《移民歌》、《交公糧》、《水庫歌》等民謠。 他在談到民謠創作的目的時說:“我們創作這些歌曲是為了更好地工作。 因為有些人還有點落后的思想，不安而想家。 他們唱這些歌，走紅，出力，考慮南路的利益，不想回家。 農民孫萬福創作了《我們的領袖毛澤東》，歌曲的中心主題是贊揚領袖毛澤東和群眾的深厚感情。 陜甘寧邊區教育廳長、魯迅藝術文學院長周揚在寫介紹孫萬福創作的文章時表示:“他用太陽比喻毛主席，用花與金空相連。 &hellip； &hellip； 這些比喻的形象很好地表達了人民對自己領導人的親切的愛。 冀豫邊區普通教師劉家堂利用識字組和教室等平臺，教民眾唱革命民謠。 他先讓小學生唱歌，小學生記住了，到家就唱歌。 自己的姐妹也馬上記住，這樣不久就傳遍了街道。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通過民謠再生實現民間文藝與政治教化的融合，推動革命理念在農村民眾之間的傳播，提高革命意識形態宣教事業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農村民眾參與新民謠的創作和演唱。

(/S2 ) ) (二)革命的鄉村)在唱以革命和生產為第一復制品的新民歌中充滿了生機。 鄉村民眾成為新民謠的創作者、傳播者后，他們創造性地結合了鄉村自古以來民謠所流傳的曲調、優勢、風格和革命、生產、戰爭等時代主題，使中共的革命理想和政治理念更廣泛、更深入地融入鄉村社會。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許多村莊組織了不同規模的農村歌謠隊。 根據來自冀中區的1940年統計數據分析，冀中根據地組成了850多個農村歌謠隊。 這些農村歌謠隊在根據地各村，演奏、傳唱、傳唱革命民謠，掀起了新民謠的詠唱熱潮。 在村集會，特別是在區鄉召開的各種節日紀念大會上，歌聲、口號聲、笑聲響徹云霄，震撼山谷。 新歌一出，大家競相唱歌，姐妹倆、伙伴倆一起唱歌，青壯年男性伴著槍和農具唱歌，女兒、媳婦做針線活唱歌。 農村歌謠隊通過演唱反映根據地革命、生產等文案的新民謠，反映農民生活和斗爭的現實，傳達革命的道理，構筑革命的形象，迷上了根據地民眾。 像新民謠《翻身的道情》一樣在根據地被廣泛流傳，很受大眾歡迎。 有人這樣描述了《翻身的道情》的民眾動員效果。 歌聲在一起，群眾贊許地笑了。 從那以后，租賃會在邊遠地區到處上演，常常是真實的租賃會的&lsquo； 序曲有力地激起了農民的斗爭熱情。 看了西北戰區服役團出演的《紡棉》后，當時陜甘寧邊區文協常委蕭三表示:“演員大多口齒清楚，所以唱的通俗易懂。” 特別是教棉花紡紗方法的人(女性唱歌，之后旁邊的女性也唱)，我想所有紡線的人都可以唱歌。 蕭三的評價也從側面印證了新民謠的大眾動員效果。 民主主義者李公樸曾在華北根據地考察過農村建設。 在談到華北的鄉村文藝時，他高度評價了根據地鄉村文藝的迅速發展進步。 救亡歌和抗日小調已經取代了過去人們消磨時間、工作途中口頭唱歌的一切臟話的濫調。 農村歌詠隊普遍設立在鄉村，人民群眾隊伍中也產生了他們自己的歌詠導師。 通過走上街頭，抓住戰斗生產的間隙唱歌，新民謠開始從大舞臺走向新生活，形成了家家戶戶都有歌手，處處都有歌聲的動人場面。

事實表明，通過在抗日根據地各村廣泛傳播吸取革命因素的新民謠，革命、斗爭、解放等新民主主義革命理念和軍隊參軍、戰爭、生產等革命活動成為根據地群眾日常生活的第一復制品，是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鄉村 被動員的農村民眾不再是革命的旁觀者，他們開始立足于革命的角度，以已經內在化的革命想法和自然的感情，認同中共的革命理念，認識社會問題，理解革命行動，形成參軍的榮譽，入黨先進和革命的正確具體認識，最終以實際行動進行革命

中國共產黨通過挖掘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教化功能，改編、創造、運用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利用以前流傳下來的民謠這種產生于鄉村社會的以前流傳下來的文藝形式，迅速構建了有興趣、比較有效的政治動員路徑。 經過改造的新民謠，文案更新為抗戰、生產等宏大主題，但在創作方法和敘事風格上仍保留著古來流傳的民謠風貌。 中國共產黨通過對古來流傳的民謠的改造和運用，將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變為民眾喜聞樂見的歌聲，讓民眾自覺參與古來流傳的民謠改造和新民謠的創作，形成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后，成為了投身民族解放事業的革命家和革命的支持者。 從前傳來的農村社會藉由煥發出蓬勃的生機與活力，原本是一盤散沙的民眾也終于聚集到了從萬點細流不斷前進的革命洪流中。

(本文是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日本文獻中中國共產黨抗戰群眾動員文獻資料整理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18cdj011 ) )。

作者: 張屹，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西南科學技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來源:《黨的文獻》年第2期[/s2/]

本文：《“抗戰時期中共領導下的民歌再造與革命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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