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我軍歷史上最慘烈壯烈的戰役是湘江戰役。 熟悉這場戰斗的人都知道，紅軍撤出江西根據地失敗后，在湘江地區遭遇國民黨軍隊的戰斗中，戰斗結束后，紅軍從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死傷慘重。

這場戰斗傷亡慘重，首要原因是當時的中央完全服從共產國際的指令，受共產國際任命為中國共產黨軍事顧問的李德及其組成的軍事三人團的全權指揮。 在軍事上走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主動進攻，奪取中心城市，打拼消耗戰，但不顧紅軍兵力弱、裝備差的現實，拒絕了游擊戰和運動戰。

湘江戰役最后一次西進湘江，但由于其慘烈的犧牲，全黨上下和紅軍不得不考慮軍事指揮問題。

后來被稱為長征，當時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從國民黨軍隊的包圍中獲利，誰也不知道要涉足哪里。 湘江戰役之后，如果再有一場湘江戰役這樣的硬仗，紅軍就沒有本錢了。 坦率地說，當時的紅軍幾乎進入了生死關頭，必須從死亡中尋找生存之道。 尋求

生活的欲望、共產主義國家、三人團、個人權力等都是次要的，只有突圍生存下去是第一位的。 在這樣的困境中生存下來，首先冷靜改變的是周恩來，在那里舉行了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

遵義是黨史軍史上的偉大轉折，其意義如下。

一是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路線。 如果沒有湘江一役的巨大傷亡，就不可能結束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路線，結束它是五萬官兵的鮮血和戰死所逼迫和交換的。

其次，遵義會議改變的是軍事指揮問題，還沒有涉及到政治路線的問題，但軍事路線的改變暗示著政治路線的改變，政治路線很難直接改變，而軍事路線的改變是當時水到渠成的嚴峻形勢的共同要求。

遵義會議后，周恩來與博古推心置腹地談了話。 周說:“我們黨要讓熟悉農村革命的人擔任司令。 我從事軍事工作很久了，我知道。 你很有天賦，但不擅長軍事，帶兵打仗不容易。 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適合當領導。 毛澤東擅長農民運動，總結了經過井岡山斗爭、打游擊、運動戰的經驗，適合控制現在的戰爭，是個有智慧的帥哥。 寧都會議后，他離開了軍隊，但紅一方軍隊必須有他。 從長征開始，我在考慮如何盡快讓他回到軍事領導崗位。 憑著他的才能，我確信能帶領紅軍擺脫困境。

誰當書記不重要。 重要的是誰掌握軍隊的權力，誰領導打好仗，只有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導人。

周恩來等偉大人物的思想境界很高，普通人沒有，但光靠一個周恩來是不夠的，其他人也能接受毛澤東出來領導紅軍，是為了自己也活著沖破國民黨的包圍，繼續革命，還不如當不當書記和不當政治委員

很多紅軍官兵不是首先想到的是誰能帶領大家活著跳出來嗎？ 誰是你的路線左邊還是右邊？ 這就是為什么毛澤東出來重新領導軍隊的最原始、本能的原因。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大會上作了如下發言。

遵義會議是重點，對革命的影響非常大。 但是，如果沒有羅甫(張聞天)、王稼祥兩位同志的話就是第三次了) &lsquo； 左傾路線分化，就不能很好地召開遵義會議。 同志們把許多帳放在我的名下，但決不能忘記他倆。

對王稼祥，毛澤東還表示，遵義會議投了重要的一票。 周恩來、毛澤東在談到遵義會議時表示，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恩來同志發揮了重要意義。

總之，湘江戰役后，最關鍵的是，掌握最高軍事指揮權的周恩來，在能夠明智地讓賢的同時，也在讓賢中發揮獨特的積極作用。 再加上張聞天、王稼祥從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路線分化出來支持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這是湘江戰役后召開遵義會議的最核心的轉折，沒有這個轉折就不能舉行遵義會議。 沒有這個轉變，就不能放棄紅軍的左傾軍事路線。 如果沒有這個轉變，紅軍和共產黨很可能在湘西地區全軍復沒，也就不會由此談及后來長征的勝利、革命的成功、新中國的建立。

由此，一言以蔽之，湘江戰役后軍事路線的轉變，是從死亡官兵的鮮血和前途未卜而逼迫出來的。 如果不到絕境，任何現有的東西都是頑固的，不能主動放棄，只能在必須放棄的時候被逼走，轉換也必然會到來。 這就是形勢強于人類的唯物主義的道理。 而且，即使不斷撞到南墻也無法回頭，那樣的話，結果只有一個。

從湘江戰役到遵義會議，都是歷史，太陽底下沒有新的嗎？ 歷史中的各種道理也存在于現在和未來，但它只讓有悟性的人占優勢； 一條路跑到最后的人，聽的都只是故事。 有道理，但有時不容易。 如果遇到那件事不合情理的人，可能只是徒勞。 (年6月17日)。

本文：《“李旭之：從湘江戰役到遵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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