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會議”
在打倒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順利展開的關鍵時刻,潛伏在革命陣營的國民黨右派分子蔣介石、汪精衛分別在上海、武漢發動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變和7.15政變,舉起屠刀,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使猛烈的大革命失敗。 從此,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籠罩著大地,全國處于國民黨反動派血腥的恐怖之中。 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征服,也沒有全部被殺害。 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擦去身上的血跡,埋下同伴的尸體,又繼續戰斗。
為了抵制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屠殺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委員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故稱為八七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委員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李維漢、張太雷、陳喬年(陳獨秀老二1928年6月被捕犧牲)、羅亦農、顧順章、蔡和森、瞿秋白。
參加會議的毛澤東、李震瀛、陸沉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還有監察委員楊勛安、王荷波。
共青團代表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 軍事委員會代表王一飛。 湖南代表彭公達,湖北代表鄭超麟。
共產主義代表羅曼、牛人、羅什莫娃。
由李維漢主持,瞿秋白做了政治報告。
會議的首要議題是檢查黨中央過去工作中的錯誤,制定新的路線,明確今后的業務方針,改組中共中央政治局。 毛澤東候補委員在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 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放棄對國民黨的指導,放棄對農民革命的指導,特別是對革命武裝的指導的結果。 黨應該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堅決以第一力量領導武裝斗爭,用槍支奪取政權,推進土地革命。 他的發言,是對大革命經驗的極其深刻的總結,是對中國革命方向的極其透徹的分解。
會議通過了《八七會議向全黨黨員呼吁書》、《中國共產黨政治任務和策略的決議》、《最近農民斗爭決議案》、《最近職工運動決議案》、《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等重要文件,主要處理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堅決批判和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會議指出黨的領導機關實行了深刻的機會主義錯誤方針,不僅完全放棄了共產黨的獨立性,同時也取消了革命運動的存在,這在客觀上是對革命的變節。 在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指導下,不是共產黨領導國民黨,而是國民黨高層分子完全政治俘虜了共產黨領導人,從而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 不改正過去的錯誤,就不能規定將來的事業,也不能進行革命斗爭。
第二,明確實行土地革命的方針。 會議認為,中國革命還處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階段,當前中國革命的根本復制品是土地革命。 中國共產黨必須領導農民處理土地問題,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
第三,明確了在武裝起義中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 會議指出,當前,本黨的總方針是,要準備和組織農民運動中心各省的武裝暴動,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企圖,準備實行激烈的革命戰爭。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青年團要在極短的時間內調整最積極、最堅強、革命穩定、有斗爭經驗的同志,盡量分配到各省擔任農民暴動的組織者。 同時,湘東必須在粵四省革命基礎較好的地方發動秋收起義,奪取鄉村政權,組織革命委員會,向反革命勢力進攻。
第四,撤銷陳獨秀總書記職務,設立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 會議選舉瞿秋白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這樣,瞿秋白在黨的八七會議上成為中共中央第二代總書記,李維漢成為中央秘書長。 蘇兆征、羅亦農、彭湃、任弼時、李維漢等9人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周恩來、彭公達等7人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八七會議在革命危機關頭,制定了黨的新策略路線,推翻了黨內混亂局面,整頓了黨和革命隊伍,對指導人民的多次斗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八七會議反對右傾錯誤,并為左傾錯誤埋下伏筆,嚴重損害了大革命失敗后的革命力量,使革命陷入低潮,缺乏正確的認識,沒有認識到要根據各地情況,制定正確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
八七會議后,黨中央臨時中央政治局派出毛澤東為中央特派員赴湘東贊粵等省發動秋收起義,組織隊伍進攻長沙,結果在城市進攻中損失慘重。 所以,毛澤東與時俱進,放棄了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進軍敵人統治力薄弱的湘南邊界鄉村井岡山,建立農村革命的根據地,在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探索奪取城市乃至全國的唯一正確道路。
黨的八七會議已經過去了九十三年,回顧歷史,這是黨歷史上的第一次轉折,這第一次轉折,使中國革命進入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在漫長的革命道路上并非一帆風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總是在革命的方向性·路線性上蹣跚前進。 什么是方向性和路線性? 總之讓我們來對付陳獨秀、王明博古和毛主席吧。 陳獨秀、王明博古、毛主席可以說他們是為了在中國革命中勝利而戰斗的。 也就是說,他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但是,實現中國革命勝利的方針戰略不同,這種方針戰略的不同就是路線不同。 陳獨秀的右傾主義路線,葬送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成果; 王明博古的左傾路線,幾乎葬送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的成果。 王明博古的左邊走的是和陳獨秀的右傾路線意外的一樣的路,走的可以說是失敗的。 這條路,是路線,只有走毛主席這條路,這條路線才能達到中國革命勝利的目的。
20世紀60年代,周恩來總理多次談到革命的方向和路線性問題。 對比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和自己領導的南昌起義,他說: “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和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都是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取得革命勝利的,我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可以說毫無疑問是正確的。 但是南昌起義是以敵人力量強大的城市為中心開始的。 起義后,他離開南昌,重新回到廣州,來到第二次北伐,結果失敗了。 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進軍井岡山,為中國革命探索勝利之路。 我在方向正確的前提下犯了路線錯誤,以城市為中心的錯誤,但是毛主席的秋收起義無論是方向還是路線性都是正確的。 這表明周恩來總理牢記自己犯的錯誤,寬以律己。 這也是周恩來總理尊敬毛主席、愛毛主席、以毛主席為榜樣的例證,必須學習周恩來首相高風亮節。
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不要忘記我們共產黨從哪里來,我們的方向是什么。 我們共產黨是從工農來的,是從工農群眾的生死和共革命戰爭來的,是我們朝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前進的。 不能不看方向。 不論姓與名,不論姓與姓,盲人騎著盲人的馬,半夜面對深池。 更別說放著金光閃閃的人行天橋不走,想摸著石頭過河了。 我們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的宗旨是多次為人民利益好,為人民利益改正錯誤,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八七會議是為了人民利益多次經常糾正錯誤的案例,可以說今天也值得借鑒。
本文:《““八·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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