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近日接受《新京報》采訪。 在反省現代學者浮躁的情緒時，賀衛方做了如下發言。 “對想成為學者和思想家的人來說，與現實保持距離可能很重要。 因為你總是沉浸在熱鬧的社會中，不斷介入社會事務，所以在理性深刻的思考不斷領悟的基礎上構建自己的思想世界變得特別困難。

賀衛方還表示，學者應將學術作為最基本的職業，公共知識分子不能只剩下公共，沒有知識了。 這需要特別的警戒。

賀衛方稱贊中國律師有最經典的學者之風，文人反而萎縮了。 賀衛方面認為，在發生事情時，律師集團發揮正面作用，讓濫用公權的人客氣，揭開隱藏的東西，讓民眾抱有希望，讓橫行的人最后陷入絕境。

以下是采訪原文(記者吳亞順) :

賀衛方(資料圖) )

所有人都在說話，所有人都是孤島

新京報:你的演講很有深度，能引起共鳴。 演說時的情與理需要綜合平衡。 你怎么看待和解決這個問題？

賀衛方:我們先來談談演講。 我知道有一本雜志叫《演講與口才》。 告訴我該怎么去演講。 對我來說，這些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可能對自己所說的文案很有信心。 你確實有獨特的思維，能給人以啟發。 另外，演講必須開放。 演講不是讀學術論文，而是和聽眾一起思考和干預。

當你聽演講的情況和道理時，研究法律，從事法律工作的人有可能會偏向于理性，重視邏輯推導。 這對于寫作非常重要，在演講中需要激發人們的趣味性，不僅要起到理性的作用，也要起到情感的作用。

當然，人生經驗的積累也非常重要。 同樣的理由，對大學的本科生來說，可能來自日本，對五六十歲的人來說，可能來自自己的經驗。 說服力可能不一樣。 在英美國家，法官的年齡會有點大。 這有制度意義，法官的話越來越受尊重。

新京報:拋開技術層面，在新媒體時代，所有人都在談論，但理性的討論、討論似乎越來越難了。

賀衛方:互聯網的發言難度降低了。 大家發表文案好像很簡單。 過去，發表文案并不容易。 在當今新媒體時代，在以前流傳的媒體上發表文案還不容易。 但是，只要連接網線，就可以在網上發言或發送復印件。 但我們要付出代價，寫得不那么神圣，好像沒必要那么嚴謹。 托克維爾在《關于美國的民主主義》中指出，貴族時代寫作是非常神圣的事，寫作前必須沐浴在香氣中，寫作具有莊嚴感，民主時代的文章越來越平民化，似乎誰都是作家，但不會產生偉大的作家。

學術也是如此。 錢鐘書先生說，學問大體上是三兩個荒江野老相互切磋琢磨的東西。 對學者和想成為思想家的人來說，與現實保持距離可能很重要。 因為你總是沉浸在熱鬧的社會中，不斷介入社會事務，所以在理性深刻的思考不斷領悟的基礎上構建自己的思想世界變得特別困難。

長時間以來，所有人都在說話，好像在交流，其實所有人都不愛聽別人說，都是自吹自擂，所有人都是孤島。

學者不可能完全成為斗士

新京報:我剛才說要和現實保持距離，我認為你提到胡適時，他對現實政治的關懷、參與，以及恰當的距離感是值得學習的。 什么是合適的距離感？

賀衛方:適當的距離感是指首先那是學者的本分，學者應該把學術作為最基本的職業，公共知識分子不能只剩下公共。 沒有知識了。 這需要特別的警惕。 其次，你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參與，一定要和你自己的專業有關。 另外，胡適先生說的恰當的距離感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意義。 他認為，純粹的學術本身有時是逃避現實之一空之間，現實的政治特別險惡，你不能完全把自己變成斗士，批判社會事務。 而且，我認為必須經常回來進行青燈黃卷式的研究。 簡而言之，你不是職業性的革命家，而是學者，這可以緩和現實政治之間的緊張關系。

我個人是致力于中國現代司法制度、現代司法改革的研究，但學問和社會現實基本重合，考驗更大。 另一方面，對現實弊端的批判來源于科學理論，如果兩者之間能發揮的空之間很大，你就會興奮。

例如，金觀濤提出的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其根源到底在哪里？ 雖然可能與政府權力的運行模式有關，但其中非常重要的環節是如何處理社會糾紛、如何保護私有財產、如何做人當官等。 例如，科舉考試將整個官僚階層變成了官員與文人的結合。 包鄭、鄭板橋是其典型代表。 他們行使權力時，語言風格具有審美意義，用詩一般的語言寫判決。 這種文人風格極大地損害了破案、判刑時的法律嚴謹性。 他們不特別關注制度建設。 與羅馬人相比，羅馬最優秀的頭腦集中在法理學的解體上，但中國人不愿意多雜拆某些事件，相信一半的《論語》能治理天下，相信寫文案就能修身治國。 你看，從這里可以解讀中華文明的演進史。 這給人一種強烈的興奮感。

新京報(學問和社會現實重疊帶來考驗，也產生無力感、厭倦感。 我該怎么辦？

賀衛方:我周圍有一些朋友。 他們太薄了，生命中只有政治。 坐下來吃飯一定會被稱為政治，變成職業化的狀態，我覺得不應該這樣。 其實，我們在多種生存空之間，必須多樣化地生活。 可以沉浸在文學作品中，思考兩千年前的某個問題。 這個問題與現實有關，但距離也很清楚。 這樣，就可以進入孟子所說的進退有余的狀態。 當然，要推進中國政治法律制度的變革，無論如何都必須積累足夠的知識，擁有歷史感，明白太陽底下沒有新事物。 這樣一來，一方面具有對比性，另一方面也不能過于急躁，必須一蹴而就地處理社會問題。

今天最有學者風范的是律師

新京報:最后，還是要回你的本職工作。 近年來，人們對司法、法治的訴求越來越迫切，但另一方面，基層法院法官流失現象相當嚴重。 這矛盾嗎？

賀衛方:法官流失確實是個問題。 例如，有些地方推行日光財政，如果法院的福利沒有以前好了，有些法官就會去。 一個國家的法院吸引最優秀的人才，不能穩定工作，這一問題很嚴重。 法院太重要了，凡人做神才能做的案子，要判斷人的是非，所以必須高標準地選拔人才。 而且，優裕條件一致，必須發揮能力，安心工作。

但是，我們的情況非常糟糕。 法官這個職業不自由，壓力也大，案件也多，很多一線法官都在超負荷狀態下工作。 而且，收入不高，沒有實權和尊嚴。 我受夠了，必須離開。 在英美國家，多年做律師才能成為法官，這邊多年做法官的人相繼成為律師去了。 所以，這幾年法官人才流失嚴重，基層更是嚴重。

新京報:這個問題怎么處理？

賀衛方:需要全面的處理方案。 他說，最近召開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了較好的開始，統一管理省級以下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的財政人事，不受地方政府的管理。 我認為這是特別重大的改革，是194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構想。 我特別期待著這項改革有一個好的方向，通過漸進的方法使制度方面的細節更加合理，能夠處理你提到的法官流失問題。 當然，只是緩和，根本無法應對。 因為對比的是省級以下的法院。

另外，地方政府對法院的管理是導致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別是涉及地方與公司之間的經濟糾紛時，法院有時會成為地方利益的看門狗。 這是特別糟糕的事件。 如果法院的財政人事體制能和同級黨政府沒有任何關系，還是可以緩解司法上的小矛盾的。

新京報:此外，律師自愿關心一點案件，提供援助，民間輿論也發揮了作用。 你怎么評價民間的這種自發行為？

賀衛方:這當然值得鼓勵。 在法律行業，民間的這些努力最終有利于公共制度的建設。 因為律師代理任何案件都必須向法院申訴，法院是國家法院。 出了集團的事，律師去代理，很多人會害怕，覺得對社會穩定不好，為什么不想想呢？ 律師可以去哪里代理？ 他們沒有帶人去梁山。 全部帶到法院，向司法求助。 然后，律師將民眾最激烈的語言翻譯成法語。 法律的措辭特別合理。 所以，怎么想也理解不了為什么會有人壓迫律師。

其實，在這個國家，律師隊伍越來越大，地位越來越高。 昨天我參加了一個關于作家的座談會。 一位山西作家竟然說我們今天最能代表中國古典時代出租車君子風范的是律師，文人反而萎縮了。 [/s2/]確實如此。 在一點小事發生的時候，律師集團對濫用公權的人表現出了顧忌，隱藏的東西暴露出來，讓民眾抱有希望，起到了將蠻橫的人最后逼入絕境的正面作用。

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加深了對律師群體的了解。

本文：《“賀衛方稱律師最有士人之風 公知不能只有“公共”沒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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